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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離老百姓遠了，過多陷入無價值的事情當中，工作的成就感、自我認同感勢必日益稀薄，公務員能不焦慮嗎？ 在中國，公務員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群體。
看上去我們很瞭解他們。可能你的某個同學或朋友就是公務員。即使沒有這種關係，你總和公務員打過交道吧，要找出一輩子從來沒有和公務員打交道的人還真不容易。
可我們真的瞭解他們嗎？哪怕是自己的公務員朋友，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完全敞開心扉。即使敞開心扉，那也只是私底下的話，別人很難知道。
但我們仍然有辦法分析公務員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比如，關注公務員群體心理焦慮的聲音越來越多。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談到公務員的焦慮，就馬上說工作壓力大，工作起來沒日沒夜的。
很多人就不高興了：誰的工作壓力不大啊？這裡其實是搞錯了。壓力大和焦慮不能簡單劃等號。
我是一個記者，寫稿子壓力也很大，能不能按時交稿，質量能不能保證，有時候也會睡不著覺。但這隻會讓我覺得累，不一定就焦慮。
如果寫的稿子和自己內心的價值標準相沖突，陷入糾結，懷疑做事的意義，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很焦慮。
在內心衝突中難以自拔，難以解脫，這才是焦慮的根源，所謂壓力大隻是在加劇衝突的積累，“創造”焦慮的條件。
那麼，公務員的內心衝突從何而來呢？
特殊的職業
某種意義上說，在中國，公務員是“新事物”，正式出現的標誌是1993年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此前的叫法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與公務員相比，我們更熟悉的名詞是幹部和官。
“官”這個詞依然活躍在我們的政治話語之中，比如，“當官就不要發財”。但在正式文件中，“幹部”和“公務員”才是正規的提法。今天很多人可能已經不知道了，以前老師也屬於幹部，改革開放之後，幹部所指的範圍在縮小，但仍然遠遠大於公務員。
中國公務員到底有多少？根據國家的統計公報，截至2016年底，全國共有公務員719萬人。
當然，你打過交道的所謂“公務員”，未必屬於這719萬人，他們可能是政府僱員。在鄉鎮更是如此，真正的公務員可能很少，而你常打交道的、認為是公門中人的人卻很多。
當公務員是很多人嚮往的職業選擇，圖為考生湧入考場。2019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約140萬。
為什麼要從幹部制度中分化出公務員制度？這與行政管理的職業化有關。直白地講，現代社會的治理不是建立在私人關係的基礎上，而是根據普遍性規則進行的——不看你與辦事人的私人關係如何，而是看符不符合規則。
相應的，一套公務員制度建立起來，包括競爭性考試（凡進必考）、明確的職務職級序列以及逐級晉升標準。儘可能減少公務員這個職業的人為和任性因素，這和對社會的非人格化管理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公務員成為一種職業，這會帶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與幹部和官這兩個概念相比，種種神秘甚至神聖的色彩會逐漸消退。
傳統社會的“官”，某種程度上是老百姓信仰的對象。因為衙門在決定人的生死存亡、榮辱興衰，所以才有了“人在公門好修行”這樣的殷殷勸誡。
而在公務員制度下，“官”被看作一種社會職業，同醫生、清潔工等職業一樣，都是社會需要，本身無好壞之分，沒有那麼多光環。
但與西方相比，中國公務員還有自己的特殊之處。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領導職務實行選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這其實是進入更高職位的基本方式，公務員晉升的主要途徑就是在體系內逐級提拔。
當然，公務員法也有補丁。比如，廳局級正職以下領導職務出現空缺且本機關沒有合適人選的，可以通過適當方式面向社會選拔任職人選；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條例規定，注意從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單位以及社會組織中發現選拔黨政領導幹部。
但這些規定更多是輔助性質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你想從政，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考試，進入公務員系統，然後開啟一個層層篩選的艱苦而漫長的過程。
在西方國家，市長或許是位本地商人，只要他選得上就行。這是體制的不同，中國明確規定了定期交流和地域迴避制度，防止部門或地方利益坐大，這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制度設計一脈相承。
總之，在中國，公務員是一種職業，又是特殊的職業，因為它是從政的主要入口。
公務員的焦慮
理解了中國公務員的職業化及特殊之處，就能更好地理解公務員的焦慮。
公務員面臨的壓力多種多樣，比如工作難度提高，內部人際關係，適應不同領導的行事風格，全面從嚴治黨背景下的規矩和紀律要求等。最集中的壓力來自晉升，也最明顯地反映在晉升上 。
要從政先要成為公務員，要升遷得靠內部逐級晉升。對公務員來說，一步走慢了，可能步步都很被動，這一點又被“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的弊端所強化。同時，時間長了，總會面臨著職務晉升上的“僧多粥少”。
追求晉升，人之常情，這其實也是鞭策公務員的手段。但如前所述，壓力不能等同於焦慮，心理層面的焦慮主要來自衝突。
比如說，咱們倆同一批進入公務員隊伍，大家業績差不多，你晉升了而我沒有，我內心就會產生職業認知與現實情況的衝突，這才是焦慮的來源。
本來科層制的職業特點就會壓抑人的個性——這種壓抑是必要的，要保證非人格化管理，就得以普遍規則來辦事而不是聽從自己的個性。壓抑個性，雖然也會帶來衝突，但總歸可以調適，畢竟對大多數公務員來說，職業美德就是照章辦事、一視同仁，而不是個性飛揚。
這裡要區分一下，個性和人格不同。個性往往被認為是身上帶刺或者目無上級，科層制必然要消除個性的過分張揚，這不代表公務員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 。我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會議間隙，一位國家公務人員出來放鬆壓腿。
實事求是地說，在現在的公務員制度下，上級領導對下屬個人升遷有很大的話語權，不然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條例就不會特別規定不準“由主要領導成員個人決定任免幹部”、不準在“主要領導成員即將達到任職年齡界限、退休年齡界限或者已經明確即將離任時，突擊提拔、調整幹部”了。
當組織倫理、基本原則與領導個人決策發生衝突的時候，有的公務員往往把對組織的忠誠轉化成為對個人的忠誠，內心標準和現實選擇形成極大的衝突，帶來焦慮。
晉升壓力下，公務員所面臨的內心衝突尤其值得關注，這比籠統地談論各種工作壓力更有意義。
你看，公務員法第六十條就規定，如果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意見；上級仍堅持的，公務員應當執行，執行的後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公務員真要抵制上級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也是要承擔很大壓力的——但這不叫焦慮，如果公務員真這麼做了，我們將稱呼他們為英雄。
南京市一家交通管理部門機關的服務窗口。
從無價值的事情中解脫出來
說來說去，公務員是用公權力為社會、為老百姓辦事的人。真要緩解公務員的焦慮，最主要的辦法是讓他們把精力投入到為老百姓辦事中去。在一個個老百姓滿意的笑臉中，公務員即使有焦慮，也會得到最好的治癒。
在中國，公務員被定義為幹部的一部分，其實是強調公務員要承擔聯繫群眾、動員群眾、服務群眾的責任。這要求公務員不僅要善於把上級決策和實際情況結合起來，而且要善於和群眾打交道，把決策順利貫徹下去。
但用《人民日報》的話說，剛入機關門的公務員，瞭解國情的少，熟悉基層的少，親近群眾的少，甚至有的年輕幹部心理上與鄉土、鄉親有代溝，情感上同民生、民瘼有溫差。
這或許和這一代年輕公務員的成長經歷有關係。凡進必考，至少從學歷上衡量，我們的公務員隊伍可以說是社會的精英。
從2006年到2017年，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佔公務員總數的比例由43%提高到72%。隨著時間推移和代際更替，這個比例還會進一步提升，也就是說，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公務員還會增多，他們終將成為各級領導幹部的主流。
武漢某高校自習室，準備考公的學生在加班加點看書。
怎麼保證這些高學歷的官員瞭解基層的情況呢？
在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很多職位明確要求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驗。黨政領導在提任縣處級領導職務時，也要求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這有利於公務員隊伍“接地氣”。
但在現實中，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泛濫讓很多公務員“投身”到太多無價值的事情中去。
中辦印發的通知中列舉了很多現象，再明白不過了。
比如，隨意要求基層填表報數、層層報材料，簡單將有沒有領導批示、開會發文、臺賬記錄、工作筆記等作為工作是否落實的標準，以微信工作群、政務APP上傳工作場景截圖或錄製視頻來代替對實際工作評價，“一票否決”事項氾濫，動輒籤“責任狀”，變相向地方和基層推卸責任，如此等等。
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誰會真的開心呢？如果離老百姓遠了，過多陷入無價值的事情當中，工作的成就感、自我認同感勢必日益稀薄，公務員能不焦慮嗎？
近20年的公務員制度，走過了發展成型、擴充壯大的時期，現在走到了歷史的拐點。公務員群體在日益繁重的改革和發展任務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公務員制度內在的矛盾也逐漸暴露。
我們有必要認真傾聽公務員的心聲，因為它可能預示著公務員制度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作者 | 南風窗執行主編 趙義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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