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都要仰求上帝决定，一切都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政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夏代经历了约五百年，商代的历史也有五百年之久，然而到春秋时期，孔子还是发出了夏、商“文献不足”的慨叹，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是愚不可及的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动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到危机，向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自己“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现实表明了“天命”的可变性，在此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人顽强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观念，意思就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的难保。“殷鉴”是周初统治者对历史思索的总结，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的外壳内具有理性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通过总结历史明确的提出“唯命不于常”，这与《诗·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这种天命转移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所以在思想上顺理成章的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也不是无能为力的，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能够“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很多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简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的概括为“德”的概念，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就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其合一，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就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
第三，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的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是从“殷鉴”的思索得出的，这种对“殷鉴”的思索没有停留在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而形成较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当时最有理性的思想，对历史的思考，也是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观念以及一系列的政治见解，都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
第四，“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动荡，令周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统治政策与统治者行为导致的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作为政治家如果认真思考这段经历过的历史，自然会产生重视民众的思想。
总之，时至周初，中国的理性思维首先从历史思考上发端，通过对“殷鉴”及夏商周三代历史变革的总结，给极其蒙昧的天命迷信思想打开了一道缺口，初步具有了政治历史观的自觉意识。在天命与人事、天意与民情关系的认识中，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倾向，这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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