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葉介甫。
王明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右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於“功”。
王明
一
1925年10月7日，共產國際來中國招收第一期中山大學的留學生，王明被錄取。10月28日，王明與張聞天、烏蘭夫、王稼祥、伍修權等60餘人由上海起程，11月28日抵達莫斯科。
中山大學學制兩年，課程主要有經濟、歷史、現代世界觀問題、俄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問題、語言學等7類。年僅24歲的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是列寧主義課的教員，他能言善辯，對遠東革命問題較有研究，是王明崇拜的偶像。每逢上列寧主義課時，王明總是爭著第一個發言。王明在列寧主義課上的積極表現贏得了米夫的好感，又由於其在校內活動中表現積極，所以在1926年9月舉行的中山大學學生公社 (相當於校學生會)改選大會上，王明當選為學生公社主席。
1927年1月，米夫以聯共宣傳家代表團團長身份來華，王明作為翻譯陪同回國。米夫一行由莫斯科出發，先乘火車到達海參崴，又由海參崴乘船，於3月到達廣州。此時，中國北伐戰爭進展迅速，國民革命軍已經佔領了武漢三鎮，全國工農運動迅猛發展，中國現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風暴正處於巔峰時期。米夫和王明一行到達廣州時，國民政府已遷都武漢，所以他們又經上海轉武漢，並出席了於4月27日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
米夫和王明返回中山大學之前，校內正發生“黨務派”和“教務派”的激烈爭論。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被解除了校長職務，教務長阿古爾出任代理校長。阿古爾與俄共中山大學支部局書記謝德尼可夫由於在學校工作上各執己見，又各有一批支持者，形成了以各自為首的“教務派”和“黨務派”。中山大學第一期學員中，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人學習成績很優異，參加了教務處的一些工作。張聞天、沈澤民等在同學中較有影響，參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因此，一些中國學生也被捲入這場“黨務派”和“教務派”的爭論。
恰在“黨務派”和“教務派”爭論不休之時，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學。王明見有機可乘，便向米夫獻上了一箭雙鵰的“妙計”，他讓米夫首先把沒有捲入兩派之爭的“第三種勢力”爭取過來作為自己的力量，然後聯合“黨務派”反對“教務派”。這樣既可以掌握“黨務派”，又可以搞垮“教務派”，從而全面控制中山大學的權力。米夫採納了王明的建議並取得了成功，還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學校長。王明也因“獻計有功”，成了米夫言聽計從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裡也掛起了王明的相片。
二
1929年3月，王明結束了在中山大學三年半的學習和工作，被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回國內。在王明回國之前，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要求對王明的工作給予妥善安排。接到米夫關於王明回國的電報後，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決定對王明的工作不做特殊安排，仍按慣例，留學生回國後首先到基層工作。於是，王明先被派到中共上海滬西區委作宣傳工作。同年7月底，又調任中共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兼《紅旗》報通訊員。1929年10月，王明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編輯和採訪員。
由中共江蘇省委下轄的一個區委的宣傳幹事調到中央宣傳部，直接來到中共中央的機關報《紅旗》工作，激發了王明的工作熱情，在此期間，他發表了大量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數是根據國際國內的政治鬥爭需要而寫的針對性較強的時事評論和政論性文章，也有一些是論述專門問題的理論文章。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出席上海工聯在英租界垃圾橋附近召開的一次佈置年關鬥爭的會議時，被捕入獄。王明被捕時是工人打扮，真實身份沒有暴露。因此，他買通看守，讓其到位於鴨綠路的中共中央宣傳部資料科送信。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請設法營救。”
中宣部資料科是黨的秘密機關，王明讓監獄看守直接到黨的秘密機關送信，嚴重違背了黨的紀律。因此，王明被營救出獄後，黨中央給他以黨內警告處分，並將其調離中宣部及 《紅旗》報，分配到全國總工會，任全總黨團秘書和《勞動》三日刊編輯。
全國總工會是當時中共領導下的最大的群眾團體，《勞動》三日刊是全總的機關刊物。在全總工作期間，王明又在《勞動》、《紅旗》上發表了19篇文章。這些文章主要是為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推波助瀾。由於王明在此期間積極追隨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因此，只在全總工作了3個月左右，就又被調回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秘書。
“立三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發生的第二次“左”傾錯誤，其產生與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緊密相聯。但是，中央在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是否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對於敵我力量的估量以及制定冒險主義武裝暴動計劃和成立行動委員會等方面，又與共產國際的文件與意願之間有些不一致，造成了在具體行動方針上與共產國際的矛盾。
王明回國以後，本來是“立三路線”的積極追隨者，但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對馬列著作引經據典，對共產國際決議照抄照搬，這就與“創造性”地執行共產國際“左”傾政策的李立三在某些理論觀點上發生了分歧。1930年7月9日，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討論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的會議上，王明就決議中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一省與幾省的政權以及反右傾等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王明等人當場掏出馬列著作和共產國際決議，擺在桌子上，引經據典，與李立三等中央領導展開了一場學院式的爭論。搞家長制的李立三在理論上爭辯不過，就給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小組織者”等帽子，並由向忠發當場宣佈，立即撤銷王明全總黨團秘書的職務。隨後，中共中央又給王明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
1930年9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立三路線”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日常工作，結束了“立三路線”。但是，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發出了《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國際十月來信)。該信在指責立三錯誤是路線錯誤的同時，也批評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錯誤”，從而造成了中共黨內領導層的新危機。這成為王明上臺奪取黨的領導權力的契機。
1930年12月，共產國際委派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親自來華，貫徹國際路線，扶植王明上臺。
米夫來華後，把王明封為“反立三路線”的英雄和“國際路線的忠實代表”之後，又以應該提拔“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幹部”為藉口，將王明提拔為中共江南省委書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一手策劃和操縱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為了確保王明能夠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米夫提議，經中共中央同意，王明等15名非中央委員也參加了會議，而且這15位代表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權，同中央委員享有同等的權力。
會前，米夫親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並擬定了準備補選的中央委員和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提出。雖然在選舉時不少代表反對王明任政治局委員，但在米夫的精心安排下，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1年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於11月7日抵達莫斯科，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在離開前，王明提議並經共產國際批准，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充當了王明代理人角色，繼續執行王明“左”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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