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在維繫著閻錫山對晉綏軍系統的絕對控制？

文｜白孟宸

1949 年3 月，進軍太原的解放軍受到沿途群眾的熱烈歡迎。

梁化之作為特種警憲指揮處的實際掌控者，與楊貞吉的軍隊特工系統再加上王靖國等軍人的“鐵軍組織”共同維繫了閻錫山對晉綏軍系統的絕對控制。

從組織體系上來看，晉綏軍與閻錫山的關係是處於一種動態發展中的。1930年，閻錫山因為中原大戰失利，暫時避走大連算是晉綏軍系統發展的一個關鍵節點。在此之前，晉綏軍與閻錫山的關係與西北軍之於馮玉祥較為接近，閻錫山只能算是派系的共主。但閻錫山的暫時離去，並沒有造成類似西北軍最終分崩離析的結局，而是在內鬥中產生了好聚好散的狀況。由楊愛源和徐永昌掌握的兩大派系，將商震逼走，而傅作義則趁機完善了自身的派系建設，僅僅在表面上維持了與閻錫山的主從關係。

楊愛源系統則在這個時期以五臺籍將領為核心建立了對閻錫山較為牢固的忠誠。相比之下，徐永昌作為外來客軍，雖然與閻錫山之間有知遇之恩，但最終也在閻錫山歸來後交出權力與晉綏軍分道揚鑣。

1949 年4 月24 日，太原戰役結束，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孫楚、太原城防司令王靖國被解放軍押送

中原大戰失敗帶來的動盪之後，閻錫山晉綏軍系統雖然損失大半，但內部維繫力量反而得到加強。只是這種維繫更多的是個人信仰和義氣所致，並沒有形成近代意義上的政治組織。直到抗戰爆發後，晉綏軍遭遇了擁有先進政治組織的共產黨人，閻錫山才開始認識到建立內部組織的必要性。晉西事變中，山西新軍脫離晉綏軍系統，轉而接受共產黨領導，大批進步青年甚至高層幕僚都認定未來不在太原而在延安。

在這一背景下，一批在晉西事變中對中共犯下血債的晉綏軍將領在閻錫山的授意之下決定建立一個反共組織，即1939年11月成立的“鐵軍組織”，1949年困守太原的王靖國和孫楚均是這個組織的核心成員。事實上，在“鐵軍組織”成立之後，晉綏軍的軍事指揮完全把持在“鐵軍組織”中，雖然楊愛源這樣長袖善舞且不願擅權的晉綏軍老將被“鐵軍組織”奉為頭目，但實際上在“鐵軍組織”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恰恰是王靖國和孫楚等有著強烈政治野心和反共意志的少壯派將領。

1948 年11 月，閻錫山在山西太原的官邸留影，桌子上擺放的是他讓川至醫學院附屬製藥廠製造的5

“鐵軍組織”在晉綏軍內部一家獨大的情況，讓閻錫山感到了威脅。因此他將兼顧軍政的“民族革命同志會”的地位提升。事實上“鐵軍組織”原本應該是民族革命同志會內部的核心組織，但閻錫山卻逐漸將兩者分開，在“同志會”內部有意識鼓動梁化之和楊貞吉為代表掌握情報警憲單位的“文官派”與王靖國等“鐵軍組織”展開對抗。

在新訓部隊崩潰，再重建，再崩潰惡性循環之下，閻錫山不得不更加依賴嚴酷軍紀和堡壘體系來保證晉綏軍在戰場上發揮最低程度的戰鬥力。在高城深壘之後，梁化之憑藉70多個情報單位、1400多名專業特務、700多名武裝特務以及900多名潛伏的“細胞特務”，得以窺探晉綏軍從上到下的每一個人，王靖國等人的“鐵軍組織”也能保持一定的督戰能力。這樣一來，中共地下組織在晉綏軍中的秘密活動受到極大限制，晉綏軍也絕少出現戰場起義的情況。

但通過高壓維繫對閻錫山的忠誠，到1949年卻使得整個晉綏軍系統難以走向光明。閻錫山自身在1949年仍然不願意轉向中共一方。據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記述，他曾通過樑化之向閻錫山勸降，結果閻錫山說自己已經做了蔣介石的部下、伺候蔣，上了蔣介石的船，想退回來為時已晚。而閻錫山的部下中，梁化之、孫楚、王靖國對中共方面都有血債，又不敢向閻錫山提出起義，只能坐視閻錫山讓川至醫學院附屬製藥廠製造毒藥，拿給美國人做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