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文人，正可謂星羅棋佈，不可計數。
這之中既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遺臭萬年者，再加上庸碌無為者就更是無法計量。
在以武統江山，以文治天下的時代來說，因為文人受過系統的教育，他們作為中國社會的精英集團，受到極高的禮遇。
然而他們當中卻很少能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更多的還是大才難展，壯志難酬，屢遭小人構陷，權臣排擠，現實打擊之人。
留下更多的是後人惋嘆的風骨和道義。
或許，今天所文的“晚清四君子”之一的吳保初便是這樣的人。
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個充滿了傻氣的讀書人。
可要用實用主義的角度看：於今天的中國而言，不就是少了幾分這樣讀書人的“傻氣”麼？
厭惡科舉卻令慈禧賜官
關於吳保初，我們或許用可以用四個字敘述一生，那便是“書生意氣”。
吳保初（1869—1913），字彥復，號君遂，晚號癭公，安徽廬江縣沙湖山人。與陳三立、譚嗣同、丁惠康贊同維新，以單薄之力欲變國家之勢，時人稱為“清末四公子”。
吳保初是清末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的兒子，說起來，也是正統名門之後。
吳長慶當年為李鴻章所重用的人物之一，“是淮軍中的儒將，亦是淮軍中罕有的比較廉潔的君子”（高陽語）。
讓人尷尬的是，吳保初作為一個官二代，好讀書，卻厭惡科舉，本來這樣的讀書人做個如袁克文一般的風流大少也可以。
然而，命運總喜歡開玩笑。厭惡科舉的吳保初，因為一個舉動，讓慈禧直接賜官。
那是光緒十年，父親吳長慶在軍中病重，他探望父親時，醫官說此時已經無方可治。
醫官們不願承擔庸醫的名號，便說古書上有個方子，便是親子之股肉，做藥引，或許能治。
意思很簡單：這病我們給出辦法了，但是你要是怕疼，不敢救父親，那就是你的問題，與我等無關。
走投無路的吳保初，將信將疑之間，既是被逼，也是救父心切，於是割肉一刀。
奇蹟的是，其父竟然在這番藥的作用下，病好了。
於是吳大帥的兒子“割肉療親”，孝舉感動天地，一時之間在軍隊裡傳開了。
於是包括慈禧掌權的朝廷也知道這個消息，在晚清爾虞我詐的時代，還有這樣的“傻子”，這事應該褒獎。
於是，慈禧決定獎賞這個年輕人，賜了官身。
雖然吳保初官拜僅六品，但在刑部任上“勤於吏職”，名傳一時。
能夠做出“割肉療親”的事情，所有人都贊他的孝道，可在朝廷做了幾十年官兒的父親一眼看到吳保初身上讀書人的傻氣，多次上摺子求朝廷收回成命。
吳長慶對身邊人說：“稚子今日所做，乃是讀書人的傻氣，若是在朝廷，不知道要捅出多大的亂子，日後，這個家都要敗在他的手上。
知子莫若父，吳保初當官的時候是“同光中興”的年代，甲午一戰之後，當年的中興變成了笑話，讀書人要變動格局的時代就來了。
吳保初之父，淮軍將領吳長慶
兩次上書要求慈禧退位的狂書生
清末既是“棋局已殘”的亂世，同時也是一個自強求變的大好時機，甲午之後，朝野內外改革的呼聲。
作為讀書人，能夠傻乎乎的割肉療親，自然免不了為了天下，要做死諫之人。
那個時候的吳保初只不過是個六品官，卻在京城呼應維新，一時成為風雲人物。
首先，他是京中的官員子弟，所呼和響應的自然不是一般人；其次在於他的勤勉，雖然是官二代，卻用讀書人身上的正義示人。
那時，京城有一幫一心改變時局的讀書人，然而，論人格魅力，似乎誰也比不上吳保初。畢竟，曾經割肉救父，不僅僅需要傻氣，還有一股子狠勁。
所謂勇者，不就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麼！
於是拯救天下的重任似乎就是他一個人的，在他心裡也是如此，讀書人，鐵肩擔道義！
吳保初第一次應詔上書是在1897年，甲午戰敗後，即以《陳時事疏》篇，“以亡國之說，告之於皇上”，冀其“怵危亡”而“謀富強”，主張變法維新，思索救治之道。
今人只記得“公車上書”，而事實上並沒有多大的波瀾，不過是後來康有為海外為自己貼金的說法。
倒是吳保初的這一次上書引起了朝廷不小的波瀾，因為所謂變法，直指慈禧當權的守舊。
這個摺子，光緒皇帝命群臣應對，慈禧太后原本沒有把當年的褒獎當回事，現在也記住了這個膽大妄為的年輕人。
一時之間，京城裡都在討論著吳保初要求變法的摺子。
名僧八指頭陀是其好友，聞之慨然贈詩：“一疏驚天劾大璫，不妨風雅更清狂”。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六君子”在菜市口血染刑場，這裡面當然沒有吳保初，
可，倘若不是吳長慶和李鴻章，難說不是“維新七君子”了！
第二次是在1901年，也就是庚子“義和拳”大起，各國聯軍動怒犯京，
在有了《辛丑和約》之後，吳保初復入京，主動上疏懇請慈禧太后歸政於光緒帝，其書“辭旨切直，天下忌之”。
連梁啟超看了也不禁慨然萬分，謂“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公子意氣可見一端。
一時之間，憂國之人大感有人直抒胸臆，
而另一部分的人卻有將吳保初殺了的心都有，
吳保初還是依仗這不錯的家族關係，倖免於難。
他敢上書，自然是不怕死的，但是對於時代殘局下的讀書人來說，殺身成仁原是本分，人不容我，便留幾分薄名留青史。
可惜的是，他的上書並沒有什麼用，而且還被無關痛癢的不理不睬。
殺也不殺，理也不理，於是一怒之下，掛冠歸隱，回老家廬江，辭官不做了。
如今，知道吳保初的人確實不多了，屈指算來，若以吳保初卒於1913年算起，忽忽百年過去。
然而辭去官職的時候，他還只有32歲而已。
吳保初編著的詩文集
在上海呼號而亡的潦倒書生
作為一個朝廷命官，吳保初於頭上花翎而不顧，毅然摒棄了這一切，寧可“終是直鉤無所獲，不如歸去抱空山”，以其夫子自道，慨人生萬千。
儘管他“憂”的是一個日落西山的清政府，然民族生死、自強之大計始終難以消減，屈原遺風，可見一斑。
辭官後的吳保初，最終從廬江老家搬遷到上海，做起了寓公，那個時候的吳保初僅僅只有34歲。
據說經濟拮据到家裡有客人，甚至要到當鋪典當衣服，換取錢財。
袁世凱聽說了這些事情，生出憐憫之心，在天津小站練兵時，專門派人到上海勸吳保初再次做官，並且承諾他，只要到天津做自己的幕僚，一個月就有一千個大洋的收入。
但開出的條件卻是不得議論任何相關的自己官場上的事情，說白了，就是養閒人。
這當然遭到吳保初的拒絕。
其實，任何人的錢都不可輕取，惟袁世凱手中的花花大洋，吳保初尚可拿得“心安理得”。
袁世凱系長慶先生之義子，與吳保初有手足之誼，章太炎形容：“兩世恩舊，情逾昆季”。
也可這樣說，倘若不是當年吳保初父親吳長慶的有心栽培，袁世凱日後也不可能飛黃騰達。
吳保初深知袁世凱的為人秉性，更加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作詩云：“丈夫餓死尋常事，何必千金賣自由”。
可見袁世凱的大洋也不是那麼好拿的，而良知上所付出的沉重代價，或將遠遠超出這區區千元可接濟的範圍。
落到這樣的這樣的情況，再傻的讀書人也看到自己的問題所在。
1903年元旦，吳保初作詩給自己的兩個女兒：有“而父師孟軻，上書嘗責難。”
並囑咐女兒不要學他，自己曾經有過的諾大名聲，卻對國家半點作用也沒有。
不過是“徒空言”而已，若要為國家民族，必須幹一些實事。
吳保初膝下無子，只有兩個女兒，長女弱男，次女亞男。
這兩個人也是日後的“同盟雙姝”，吳弱男的丈夫就是大律師章士釗。
清末四公子，其中三人最後的結局都不好，最有名、也是最慘烈的當屬譚嗣同，被戮殺於北京菜市口。
而吳保初在上海得了風溼病，卻因為“貧至無法買藥”，在上海的街頭，呼喊國事而亡，年僅四十五歲。
吳保初的女兒吳弱男，國民黨第一位女黨員
晚清名流的領袖人物
吳保初算是中國最後一代具有“士”精神的人，也算是那個時代的精神領袖。
他本就是性情中人，一生慷慨，輕財好施，喜交天下豪傑。
康有為在墓誌記述：“母王太夫人遺財豐溢，君散以養士恤孤，舍田千畝為義塾恤族。”
戊戌變法失敗後，吳保初憤然寫下《哭六君子詩》，有“聖朝不殺士，尼父吊三仁，西市諸君子，東林舊黨人”之句，併發憤“為亡人訟冤”，以至於兩個女兒紛紛加入同盟會，他不但不反對，而且捐錢資助。
同為清末四公子，吳保初與譚嗣同的性情最為相似，儘管兩人始終未能謀面。卻讓譚嗣同說起他時，說“盼有顏見”。
吳保初直言上章，棄官不做，其短暫的一生，贏得不少舊雨新知的尊敬。但凡事有識之士，在上海，均會到吳館拜訪。
“偶及國是，抵幾縱言，亢直痛切，聞者仍興起而忿然。”此時的吳保初做了寓公，仍然是難忘國事。
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太炎和康有為一向不和，但是對吳保初都是相當的尊敬，吳保初病逝，章、康二人，一個為之作墓表，一個為之作墓誌，可見吳保初的人格魅力和影響。
梁啟超入京的時候只有十四歲，被吳保初看中，力薦之下，才得以進入“強學書局”，這也成了梁啟超一生的轉折點，梁一生用恩師尊之。
吳保初病逝之後，梁啟超寫輓聯：“君遂之節如其才，呼天不應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
吳保初與父親吳長慶在廬江的故居
吳保初作為名門之後，仰丈其父對朝廷的赫赫大功至少也能混得有模有樣。榮華富貴且不去說，至少衣食無憂、以車代步乃闊綽有餘也。
有像他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那個時代，完全可以“俯仰身世，託之於詩”，抑或與滬上嬈媚動人的官妓調情，撫琴飲酒，唱和吟對，盡得一時風塵之歡。
若在今天，不少人恐會這樣想，更會這樣做。
只是他做不到，他真的把自己當成讀書人，要鐵肩擔道義。
他一生都在稱自己是“不祥之人”，這話確實如此，
對朝廷來說，他敢讓掌權者下野，對他自己而言，以“讀書人的傻氣”，落個呼號而絕的下場。
但是對於整個時代來說，他說的那些話，絕不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徒空言”。
對於國家和民族而言，他憂心太多，實在是振聾發聵的言語。
於今天的中國而言，不就是少了幾分這樣讀書人的“傻氣”麼？
書生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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