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文
寫作關乎什麼？千百年來這是無數作家與文學評論家旁徵博引試圖釐清的問題，它一方面與寫作的目的與功用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又引申到將寫作視為天職的人群生而為人的意義所在。寫作可以是講述故事，是記錄歷史，是對語言的革新，是為讀者提供愉悅的感受……一個世紀以前，法國作家紀德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講座與文論中向我們三番五次地高亮了俄國人對這一問題的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寫作是關於人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佔據他寫作全部身心的主題就是人本身——“他們的精神氣質、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感情和思想”。他所構想的人物時常乖戾乃至瘋狂，有許多不合情理的念頭和不負責任的行動，然而卻如同荒唐的夢境其實是對潛意識的最佳揭露，讀者卻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長荒誕的敘事中讀到寫滿預言的羊皮卷，因為，如紀德所言，“我們能感覺到，他剛剛觸及了某個屬於我們真實生活的隱秘點。”
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讀者很難不在與紀德的紙上相遇中會心一笑，法國人在老鴿棚劇院發表的講話裡言簡意賅地點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作家最深刻的人本關照：他體諒每一個人物各自特殊的秘密，關心他們複雜的內心問題，他懂得“生活是困難的，有些時刻需要人認認真真地去過”，因而一個個體在每個時刻的想法和動機都同樣重要。他並不概括地看待和書寫任何群體，而是著眼於單獨的人，普通的人，細理入微地刻畫他們面對日常體驗時的精神狀態和心理活動，無論做出怎樣情理之外的選擇和行為，他在寫作的時候都平等看待，不匆忙將他們歸類。令人不禁聯想起西班牙哲學家瑪麗亞·贊布拉諾對意大利作家皮蘭德婁的評論：“這個潛在地底、心底、潛意識裡的世界向悲劇作者虛掩著大門。他可以在每個人的面具——保護人和壓抑人的面具——之下影影綽綽地窺見那個世界。皮蘭德婁所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孤獨前行的人，為他人不知不解，也是自己的陌生人……在當下，在當今世界，在我們這個世界，悲劇主人公是大街上的人，某某人，一個孤零零的人，因為能夠痛苦而感知到如此孤獨……這就是悲劇作者皮蘭德婁的偉大之處：他在大街上的人身上發現並描繪出悲劇英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尤為令紀德讚歎的是他如何通過創作一個又一個人物展現出自己“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倫理學家的思想”，他毫不畏懼於極端展現人的雙重性，不忌憚讓主人公哪怕在最強烈激情支配的時候仍然不忘懷疑這激情的本質究竟是愛還是恨，由此讓小說成為富於心理學和倫理學意義的場域。紀德在講座中引述了尼采對《罪與罰》作者的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個讓我在心理學方面學到東西的人。”無獨有偶，魯迅也曾在為俄國人的《窮人》所作小引中寫道：“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有趣的是，西班牙詩人塞爾努達又曾表示尼采是自己心中“第一位心理學家”。我們不妨將此處的“心理學家”概念概括為對人類這個群體的行為及其所處社會的深入探尋與研究。對這些以思辨和寫作安身立命的“心理學家”而言，他們始終想要挖掘通向人類自己的道路，因而不停試探著整個群體的道德系統——無論是傳統權威和宗教所創立的東西，還是社會改革家提出的概念。歸根結底，如紀德所言，他們想要用寫作提供“心理與道德範疇的某些真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裡，有一句幾乎稱得上是感人的話，在1854年2月2日前往服苦役的路上，他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一個簡單的人遠比一個複雜的人要更為可怕。”這是一個孤僻偏執的寫作者對人類的慈悲，更是對人性之複雜的尊重。在創作中他也總是願意平靜地呈現人的深淵，強調並保護著人物的光明與陰暗，如紀德所言：“他喜歡複雜性，他保護複雜性。”就這樣，現代人的困惑彷徨在他綿延不絕的人物獨白中找到某種共鳴——他尤其喜歡讓筆下人物進行自我心理分析，日常道德和習俗並不讓他的人物輕易就範，真正的纏鬥發生在自我內部，最終往往在精神的酷刑之下犯罪、酗酒、發瘋或自殺。納博科夫就曾質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所有的罪犯為何都是瘋子，克魯泡特金也並不客氣地表示：“在拉斯科爾尼科夫形象背後，我感覺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他試圖解決一個問題：他自己，或是包括他在內的所有人能否像拉斯科爾尼科夫一樣犯下罪過，而哪些抑制性的因素會阻礙他，阻礙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成為殺人犯。但問題在於，這樣的人是不會去殺人的。”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想要論證的並非自己會不會去殺人，而是分析人為何會想要去做出冒險的、不計後果的、乃至傷害自己的行為。在尼采之後，當“自在的善”遭到批駁，整個道德價值體系亟待重新評估，人對一切道德要求的外在權威和標準的質疑意味著重新解釋世界的需要日益增加。如果沒有外在秩序的約束，人的精神內在之路會通向何處？所謂“被解放了的人”“擺脫了定規的人”，存在真正的自由命運嗎？這種對自由意志的追問貫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而最重要的“拱頂之石”——如紀德所言——是《地下室手記》。這本書中關於人的辯證思考對後來他塑造的拉斯科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伊萬·卡拉馬佐夫等人物的命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這部書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詳細探討了人所固有的對非理性、對瘋狂的自由的需求。這種幾乎是“自毀”的傾向源自“人需要的只不過是一個獨立的願望”——人會故意地、有意識地損害自己、做出瘋狂的舉動，以此來反覆確認自己是有權愚蠢的、有權瘋狂的。在他看來，“人們會故意使自己瘋狂”是因為“人一刻不停地要向自己證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顆小釘子”。
這樣對於如何在上帝死後肯定人類個體獨立性的焦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後的作品中一再復現：如果一切都可以被允許，人可以做什麼？《群魔》中“我必須開槍打碎我的腦袋”也好，《罪與罰》中對於什麼樣的人有權殺人、什麼樣的人可以被殺的辯白也罷，都是作家對於一個思想著的人與其命運之間不安關係的思考。人想追根溯源以解開自己思緒的謎團，最後卻發現這一謎團的開端和結尾都深深紮根於自己體內，一旦拔出，痛徹心扉。早在《地下室手記》中我們已經讀到過那段永不過時的獨白：“因之你在暗默的無能中咬牙切齒，沉入奢侈的怠惰，感到連一個讓你仇恨的對象都沒有，你甚至永遠找不到一個人讓你發洩你的惡意。於是你瞭解它只是一個面具、一個戲法、一個騙局，它只是一個謎團，既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它是什麼人。但姑且就這一騙局不說，在你之內仍舊已有一種疼痛，而你對它越是不能瞭解，你內心的疼痛就越是厲害。”
這樣的思考是疼痛的，寫出這樣的思考無疑更是疼痛的，何況高質量的寫作是曠日持久的工程。同為作家的紀德通曉這一點，因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生出一分敬意。法國人特地從《書信集》中摘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群魔》和《罪與罰》期間反覆修改、刪除乃至撕毀手稿的片段，而且無論是簡單的文章還是整本書，他都同樣全力以赴。那是一種緩慢而艱難的忠實，直到去世前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在苦惱“作為作家，我有很多缺點，因為我自己第一個就對自己不滿意。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時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達的東西不是我原本想表達的，我能表達的只是我想表達的東西的二十分之一”。然而，在貧困潦倒、遠赴西伯利亞苦役、癲癇病不時發作、親人在幾個月間相繼去世的多舛命運當中，他依然緊緊抓住寫作的稻草，並且因此找到更高一層的力量。1849年7月在監獄等待判決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寫道：“在人的身上，有著堅韌度與生命力的一種巨大潛力，說真的，我原來並不相信它們會有那麼多。而現在，我從親身的經驗中知道了。”而一個月後，疾病纏身的他更是寫下“喪失勇氣實在是一種罪過……盡力地工作，帶著愛，這才是真正的幸福”。閱讀並引述了這一切的紀德在講演中感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高級的、秘密的——甚至對我們自己來說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於我們多數人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回到開篇提出的問題，寫作關乎什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人最寶貴的東西是“我們的人格和我們的個性”，他在寫作中的實踐無疑是這種特殊的人本思想的全面體現。這樣的寫作是動人的，也是折磨的，不妨引述魯迅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撰小文的結尾：“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1911年12月12日，法國作家克洛岱爾在給紀德的信中寫道：“我們最近應該找一天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人物一樣談談，他們彼此講出那樣隱秘的話，到了第二天都不敢再對視，彼此恨之入骨。”恐怕，時至今日，讀罷紀德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講座，我們仍會不禁生出重新捧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衝動，並採納克洛岱爾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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