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試徇私案始末
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丙子年，按制逢子、午、卯、酉年為鄉試大比，兩京一十三省首府都要為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而忙碌起來。
八月初，各省鄉試如期舉行，順天府乃天子腳下，首善之區，規制自然最高，兩個主考官的分量都比其他地方高出許多，分別為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劉儼、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黃諫。
八月中旬科考放榜，順天府鄉試中舉者共計一百三十五名定額， 與試者的一千八百多人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
原本再尋常不過的事，但因愁苦的大多數中有兩人身份特殊，一人名為王倫，一人喚作陳瑛。他們的老爹可都不一般，陳瑛之父陳循，王倫之父王文，俱是當朝大學士，宰相級別人物。孩子都是自家的優，兩人都對兒子寄予厚望，哪成想會名落孫山，故大為火光，甚為憤懣。
考官都是豬嗎！會不會評閱！隨即上疏皇帝要討個公道。
看看兩人的名頭，陳循官拜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首輔；而王文也不差，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嘖嘖！在三公（太師、太傅、太保）顯爵不輕易授下的明前中期，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已是文官頂點，再有內閣宰執身份的加持，鄉試考官平白無故惹上這樣的大佬，就問你怕不怕。
不過，向皇帝告人黑狀也是有技巧的，兩人身份地位在那擺著，總不能說，我兒子在鄉試中落第，所以主考官就是垃圾？太掉價不說，還平白惹士林非議。
於是由陳循領銜，王文附奏，共同彈劾順天府鄉試考官們在科考過程中另有情弊，要求皇帝下旨糾問。
估計大家要問了，是什麼情弊呢？
明代科舉中有一個很人性化的舉措，就是在四夷館學習外語的生員（別笑真的是學外語，各種番文、外族語言），也允許參加鄉試，且鑑於他們專習番文恐不精儒學，朝廷特許四夷館考生的三場考試文字專送到翰林院，交由翰林們評審，擇優取中。
今次順天府鄉試就有兩名四夷館的生員入試，其中一人還真被翰林院給取中了，只是發回試場後，考官居然將兩人雙雙黜落，不循舊制。
按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四夷館生員可以入試的規矩，是永樂年間的老黃曆了，演變到如今，誰還真把它當回事不成？
可陳循、王文兩位內閣大學士卻拿此做起了文章，直言，考官們連翰林院取中的文章都黜落，說明了一個嚴嚴峻的問題，那就是本次鄉試審閱文章的過程不仔細，由小及大，見微知著，那其他千百人的考卷，是不是也沒做到一一從公，辨別是非？
既然鄉試有問題，那請皇帝下旨追究沒毛病吧？
借題發揮，把水攪渾，再趁機實現個人目的，這手段真是高明，看來能入閣拜相的，還都不是省油的燈。
這帽子扣得夠大，嚇得主考劉儼、黃諫趕緊上疏自陳，並翻出當時主持鄉試時發的誓言，如有挾私作弊，則身遭刑戮，子孫滅絕！夠狠。
雖然陳循、王文手段高明，可哪知道景泰帝壓根兒不想事態擴大，何況又無切實證據，真要有個科場舞弊案，那也夠丟人的。
於是乎景泰帝不痛不癢的回了句：考官雖無情弊，終是作事不精，有失舊制，但事已至此，姑且寬宥了吧。
得，陳循、王文兩位大學士聯手的精妙佈置，竟無用武之地，完全是拋媚眼給瞎子看，白搭了。
兩位大學士位列宰執，見慣風浪，並不氣餒，八月二十八日又再次上疏，這次措辭就極為凌厲了。
兩人歷數洪武、永樂兩朝科舉弊案，太祖太宗都是重手懲治，甚至有考官、狀元喪命，處罰不可謂不嚴厲，也正因為此，使得科場風氣為之肅然。可現在呢，科場之內藏汙納垢，受贓賣題、酣飲高臥、不分美惡任意批取的現象屢見不鮮，這樣如何能做到為國選才？
講完大道理，兩人也不再藏著掖著，王文直接憤懣的表示自己兒子的考題，他特意看過，按水平來說絕對能中舉，可考官劉、黃等人只審閱了首場的三篇考卷，其他兩場根本沒細讀就妄下評斷，簡直太草率了。
王文要求仿洪武朝舊例，將王倫、陳瑛的考卷和取中的一百三十五人的考卷，著禮部會同翰林院、六科十三道重行考對。
而陳循也不依不饒的揪著主考出的考題進行批駁，又是犯諱，又是譏諷朝廷、又是出題超綱，要求對考官嚴懲。
內閣兩位大學士如今明擺車馬，氣勢洶洶，景泰帝也不可能再等閒視之，於是命內閣另一位大學士高谷領銜，會同禮部、翰林院重新評定考卷。
高谷等人復勘後，發現取中的人中有優於瑛、倫者，也有相等者，更有不及者，只有第六名林挺的硃卷沒有評語，但應該是疏忽所致，沒有私弊。
而且高谷對陳循、王文如此做派很不以為然，他覺得王倫、陳瑛只在可取不可取之間，況且大臣子弟與寒士奔進已經令人詬病，他們還不安於義命，竟然欲藉此加罪於考官，實在太不像話了。
景泰帝左右為難，為求兩全，特下旨取王倫、陳瑛為舉人，許明年參加會試，至於硃卷沒有評語的林挺，卻倒黴催的被黜落，考官也僅僅被斥責幾句，又寬宥不罪。
明代科舉考試中的規矩
景泰七年這場所謂的“科場徇私案”，大家也別全當故事來聽，其實從裡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明代的科考規矩，下面我們一起漲漲知識。
先說這個鄉試主考官的人員委任。
明朝的科舉考試主要分四級，童生試、鄉試、會試、殿試。其中童生試是府一級的小試，又分縣、府、院三道考試，是最為基礎的科舉考試；而鄉試則是省級大考，中式者為舉人，在地方為鄉紳，也有做官的資格；至於會試呢，取中者為貢士，只需經殿試排定名次（不會黜落），就是進士，有了官身。
所以鄉試、會試是科舉考試中的重中之重，朝廷也最為重視，為求公正選才，僅考官的種類就多達十四中之多，諸如：監臨官、提調官、監視官、考試官、同考試官、印卷官、收掌試卷官、受卷官、彌封官、謄錄官、對讀官、搜檢官等等。
其中的考試官便是主考官，職責便是總閱試卷，分別取捨，然後核定名次，上報朝廷。
景泰三年時，朝廷頒下詔令，命各省鄉試主考官兩人人選，須有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共同推舉府學或縣學的教官，聘充考官，而且那些充任考官的縣學教官（訓導、教諭等人），得五十以下、三十以上，且文學廉謹。地方學校教官雖不入流，可大多都是舉人出身，文化水平是沒得說，浸淫科考教學多年，批閱鄉試試卷當然不在話下。
到了嘉靖年間，朝廷才開始推行每省主考都選京官或進士赴任，以此杜絕舞弊的可能。
兩京，也就是順天府、應天府兩地，因是京都的緣故，規制最高，一直都是京官充任主考，且多為翰林詞官，清貴之臣。
像景泰七年這次，劉儼為翰林院侍讀，正六品，又加太常寺少卿則為正四品高官，而黃諫魏翰林院編修，正七品，加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職，則為正六品，清貴顯要，由這兩人作鄉試主考，絕對是秒殺各省的。
另外明代鄉試錄取人數是有限額的。
景泰之前，兩京一十三省的鄉試錄取人數一直在增多，南北直隸取額最多，從每科80人，增至135人，而其他各地最多也不過90多人。像江西、浙江、福建三個科舉大省，每科錄取人數一直是各省之冠，多達90，可競爭也是最為激烈的。都說南方文風鼎盛，科場揚名多，而江浙閩則獨佔大頭。
也正是教育水平問題的高低參差不齊，這才有了各省錄取人數的差異，但也因此催生了新的問題，那便是科考冒籍，當然不合法的叫冒籍，合規的則俗稱科舉移民。
順天府鄉試的人數足有135人之多，而北直隸生源質量比起南方差了一大截，若是南方士子通過一些正規或非正規的手段，進入順天府鄉試，那中舉的概率不得蹭蹭往上漲？
景泰七年這次順天府鄉試中就有科舉移民的情況，大學士王文原是南直隸鳳陽府霍邱縣人，後因入贅的原因成了北直隸束鹿人，如此家族徹底由南轉北，他本人永樂年間進士，兒子輩當然也可以名正言順參加順天府的鄉試。
那麼內閣首輔陳循呢，按籍貫江西泰和人，按照科舉制度，各省生員必須在籍貫地參加科舉，他兒子陳瑄怎麼就在順天府考試了呢？
這就不得不說明代的監生制度。所謂監生就是國子監學生。
國子監，是國家最高學府類似前朝太學的官方機構，設立之初是為國家培養人才，建立官員儲備梯隊之用。
但是科舉興盛後，官僚階層皆視科舉為正途，由監生入仕完全被邊緣化，國子監的地位也一直下降，原本是擇各地學校優秀生員入國子監的制度也變了味，多成為了屢考不中、熬資歷的老生員的福利，甚至朝廷也允許納捐入監，生源質量下降，更讓國子監為國儲才的功用一再喪失。
除了各地擇優“歲貢”入監和納捐入監外，監生還能通過恩蔭、官生等途徑入監，其中官生就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官員子弟可以入國子監讀書。
監生身份等同生員，也就是秀才，只要完成一定學業，通過考核是允許參加當年鄉試，兩京都有國子監，在北則可參加順天府鄉試，在南則可參加應天府鄉試，可以說是給了官二代們的一個隱性福利。
陳循之子陳瑛應該也是官生入監，以監生的身份合理合規的參加了順天府鄉試。
最後一點，科舉考試中特別講究避諱。
陳循、王文指責考官出的考題犯諱，這裡所謂的諱，多指皇帝本人及其家人、祖宗的名諱，這一點要在文字中避免出現，不然就是不敬。
比如劉儼、黃諫出的四書考題就有涉及明宣宗朱瞻基名諱一個字，而且經義題中則有一句“正統有無”，被解釋為有影射景泰帝無後，帝位非正統之意。
不僅考官出題要避免各種公諱，考生答題也是如此，不然一不小心犯諱，再好的成績也會取消。
但相較之下，明代對犯諱的容忍還是相當寬疏的，除了明世宗嘉靖朝對各種犯諱的考官處罰嚴厲外，其餘各朝多是寬宥，不予追究。
畢竟科舉考試的考題都有範圍限制，必須出自四書五經，出題面本身就窄，還要顧及各種忌諱，足夠考官頭痛的了，所以考題真要這嚴格追究下去，割裂經義、截搭的情況只會越發嚴重，題都出不好，考生答題還不胡做一氣？
這也是景泰帝沒有過分追究主考出題疏漏的原因。
以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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