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漢軍的發展
八旗漢軍主要由已加入後金或清政權的那些漢人所構成——除耗時更長以及發生得更遲些外，它與蒙古八旗的發展極為相似。與蒙古士兵一樣，加入聯盟的漢人士兵最初是被獨立組織起來的，並由其原來的指揮官所領導，處於滿洲的密切監視之下。然而，蒙古人早就被公正地置於其自身的"牛錄"之內，而這一改革的嘗試直到1637年以前卻未涉及漢人士兵。此外，8個蒙古旗在1635年驟然出現，而漢軍旗在1637年到1642年間才逐漸發展起來。
女真族士兵示意圖
<strong>1621年，女真人首次試圖建立一支為己效力的漢人軍隊，當時處於後金統治下的漢人成年男子，每20人出一人，應徵服役。然而，這些軍隊並未置於"牛錄"之中，而是在1625年遼東漢人叛亂之後遭到裁撤。到1631年，一支漢人軍隊在"老漢軍"（舊漢兵）的名號下得以重組，這部分是出於戰略需要，因為漢人熟悉如何鑄造和使用大炮，並且已習慣於使用火槍。
皇太極承認，要是無人促進對這一技術的使用，讓他自己消除對於再次將武器交到其漢人臣民之手的疑慮，對明的勝利將會很困難。8個月之後，鑄造了幾尊大炮，漢軍將它們投入到大淩河戰鬥中，此役結束了對該城的長期圍攻，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
事實上，到1634年，拖曳重型大炮使"老漢軍"獲得了"烏津超哈"的稱號，即"重軍"。司職大炮看來是屬於17世紀20年代的漢軍的，同時他們也以一種稍顯不雅的標籤而得名，"大炮拖運的漢軍"。
清朝八旗示意圖
建立於1631年的漢軍被分成6個大隊，他們獨立於滿洲旗進行訓練和作戰。有些資料稱他們為第一個漢人"旗"，但這非常可能是指他們被分派所在的暗青綠色旗，而非指他們形成一個固山旗。<strong>1637年只有一支漢軍被一分為二，其士兵及其家眷按照滿洲模式被編進"牛錄"之中。
儘管如此，漢軍牛錄仍配屬於滿洲旗，滿洲或蒙古旗式的模式並未被採用。在1639年，4支漢軍牛錄得以建立。這一數字在1642年最終擴展到8個，當時，最後一批漢軍牛錄的士兵及其家眷從滿洲旗內挑選出，並將其設立為一個不同於卻又類似於其他16個旗的旗組織。
漢軍旗示意圖
清朝時期八旗漢軍旗的生存狀態如何？
漢軍旗的逐步建立，反映出滿洲在征服前後對漢人（滿語稱為"尼堪"）政策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滿洲在面對人數和心態佔優勢的漢人時，所表現出的一種不安全感的產物。這也就提出了此時誰是"漢人"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誰被認為或被劃分為"漢人"。
事實上，此時生活在滿洲統治之下的漢軍旗具有多種不同的背景，並且幾乎不構成一個同種的整體。這些漢人中有"生活於境外的人"，第一批漢人早在1618年前就已投奔努爾哈赤；第二批漢人成為1618年至1622年間遼東和遼西戰役的俘虜；此外，第三批漢人是投降努爾哈赤的明朝叛離者，如1631年在大淩河投降的那些人，或在1633年海戰中投降的人。
上述第一批漢人中的許多人如此地適應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以至於除按嚴格的世譜外，把他們認定為"漢人"是毫無疑義的，這群人中有部分甚至消失於滿洲牛錄中。處於另一端的是第三批漢人，他們是所有這三批漢人中最不適應女真文化的人，而且他們在原來的軍事組織內，甚至在1642年融合進八旗漢軍之後，仍或多或少地保持不變。
後金地圖（紅圈區域）
第二批漢人由在後金佔領明朝遼東領土那幾年中被俘的人員所組成，這批人最多樣化，因此遭遇各不相同。例如，儘管100萬處於後金統治下的漢人中的大部分被允許或多或少地跟以前一樣生活，但事實上幾乎所有1618年被俘於撫順，以及次年被俘於盛京的那些人，都成了奴隸或農奴，盛京被俘的許多人被登記在附屬於滿洲八旗的特殊"旗鼓"牛錄中。
相反，投降滿洲的撫順守將李永芳卻受到極為優厚的對待，他本人及其所率部隊雖處於旗的體制之外，但都被賦予保有世襲的地位。其他一些明朝將領，如鮑承先（他在1637年建議漢軍按照滿洲模式建立牛錄和旗），以及首批漢軍將領之一的石廷柱，他們都在1622年廣寧陷落時投降，並在女真人的控制下屢建軍功。
明末將領李永芳投降清軍示意圖
漢將石廷柱實際上具有女真背景，但因為長年生活在遼東一帶，他早已適應了漢人的生活方式。同阿爾賽一樣，即便當國家開始試圖確立此種類別時，石廷柱的事例仍是替代種族認同的一種有益提示。
從清朝八旗漢軍體制和漢人的生存狀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strong>①並非所有處於女真（後金）統治下的漢人都被吸收進旗的體制內；②並非所有旗體制內的漢人必定都是漢軍；③漢軍旗內並非人人必定都是"漢人"。
基於前兩個結論，我們顯然並不能得出在漢軍地位與漢人之間具有一種直接的相互關聯性。我們頂多可以認為，漢軍是"漢人"的更大類別中的一個子集而已，但第三個結論卻又阻礙了我們如此去看待這個問題。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清朝廷如何定義"漢人"？
明末清初遼東形勢示意圖
清朝廷如何定義“漢人”？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就需弄明白17世紀早期在遼東是如何來定義漢人的。似乎有幾個方法來回答這一問題。一個方法就是否認"漢族特性"具有任何文化的要素，而認為明朝的任何一個臣民都應被認為是漢人。
然而，一旦大量的明朝臣民開始投奔後金，這一定義將毫無意義，而且那些人還將不得不被理解為明朝的臣民。即便如此，該定義似乎並不與當時對尼堪的特殊"差異"所做的說明相一致，他們長期以來被認為並不適應女真的生活方式，因此與蒙古追隨者相比，漢人並非自然而然地被編進牛錄之中，並且也被認為是不喜歡女真統治的。<strong>例如，努爾哈赤在1622年的一次講話中嚴厲訓斥其漢人臣民道："爾等不圖報效汗恩，辦事不明，一味貪財，非此豈有他哉！而今爾等漢人已不可信矣。"
努爾哈赤畫像
這些談論的語氣基調使得我們拒絕承認"漢人"是一個純粹的政治類別，反而使我們將其視作代表一種種族化的類別——為防止含混不清，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承認努爾哈赤給漢人歸納的那些特性是符合事實的，而只是意味著當時的漢人在外人看來就是如此。
這樣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消失在漢軍內（或"旗鼓"奴役牛錄），而其後卻又證明並不是漢人的那些人，在當時必定看來像是"漢人"——<strong>在其行為、語言及其身體上，他們顯現出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那種種族性（語言、生活方式、名稱、服飾以及髮式）的情感特徵。
清朝八旗示意圖
清朝八旗內部的種族等級
在前文我已說明，在八旗形成期間，儘管種族的類別並非一成不變，這裡特別考慮的是那些在女真人中間生活了很長時間的漢人，但總體而言，祖先、語言以及文化的差異是受到關注的：滿人被編入滿洲八旗，蒙古人被編入蒙古八旗，明朝邊疆地帶的漢人則被編入八旗漢軍。這顯然就是18世紀早期漢軍文人金德純的理解，他是這樣描述八旗的：
每旗析三部。以從龍部落及傍小國臣順者子孫臣民，為滿洲；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內徙者，別為蒙古；而以遼人、故明指揮使子孫，他中朝將眾來降及所掠得，別隸為漢軍。
<strong>在我看來，我們在這個具有獨特效果的組織中注意到的異常情況並不足以推翻這種觀點：即種族原則在八旗體制中發揮著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尤其是因為種族上相互獨立的群體，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仍被繼續編入獨立的牛錄中。
八旗示意圖
也就是說，儘管我們在旗這一層級上發現種族的差異，例如，附著於滿洲旗的漢人奴隸，漢軍旗內想象的滿人，我們在牛錄的內部幾乎沒有發現種族的差異，牛錄在旗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一個比旗本身重要得多的單位。
另一方面，這些異常情形的確也在提醒後世的我們，事情遠非是全然單一的，八旗的種族性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那麼顯而易見。自從征服之後，旗內成員被給予了一些實實在在的特權和好處，比如有保障的月俸、定量的口糧、法律上的豁免權、從輕的處罰、特殊的監房、科舉制度中的配額、更容易的晉升機會等，這可是旗外許多人絞盡腦汁想得到的。
已處於八旗體制內的那些人也極力要提高他們的等級身份，以便從體制內部的等級制度中獲取好處。例如，滿洲旗和蒙古旗就從國家獲致更多的利益。舉一事為例，滿蒙的士兵比漢軍士兵每月要多得一盎司多的白銀，<strong>一些帶有顏色的旗（也就是所謂的"上三旗"，即正黃旗、鑲黃旗和正白旗）比其他旗有更多的特權。
清朝上三旗之一：正黃旗
除此之外的是身份等級制，自由民戶在極大程度上要比不自由或受奴役的民戶的地位高。因此，在這些層級上似乎也有相當數量的流動。
在所有此類情形中，人們會施展在種族處境中常見的策略——聲稱擁有某一祖先，具有某一種生活方式或者具有某一技能，生活在某一地方，取某種名字，說此種而非彼種語言或用此種而非彼種方式來講一種語言，這些就如同試圖取得"通行證"。這些策略有時奏效，有時則不然。
然而，某些實踐仍表明，旗內的種族類別對人們來說有著確定含義，而且與大眾的理解無關，它也並非國家強制的分類計劃。相反，它們成為清代日常生活詞彙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廣州和其他一些駐防城市的城市生活中。
的確，旗內外人們之間的制度界限表現了18世紀、19世紀社會的基本畛域："不用關心誰是滿人，誰是漢人"，"只問誰是旗人，誰是平民"。
漢軍示意圖
結束語
綜上所述，儘管清朝八旗社會在外人看來，或許像是鐵板一塊，但事實上八旗體制內部的種族差異在相當長的時間仍然是很明顯的。這些差異在維護滿人和蒙古人的特權地位的17世紀中葉尤為明顯，當時，八旗旗內享有較少特權的漢軍及其他一些群體見證了他們自身在旗內地位的急轉直下。這一狀況的加劇，肇始於雍正皇帝，完成於乾隆皇帝，它表明滿人中間對於漢人"認同危機"的恐懼在日漸增長。
參考文獻：
張晉藩《清入關前國家法律制度史》
《漢軍（烏津超哈）考》
《滿文老檔》·太祖二》
姚念慈《滿族八旗制國家初探》
趙琪娜《清初八旗漢軍研究》
金德純《旗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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