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最後的輝煌，大致歷經康雍乾三代，持續時間為一百三十餘年，將中國本土的封建君主專制推向了頂峰，自此以後，中國經濟社會便開始逐步落後於西方，並且將差距越拉越大，將中華民族之前歷經數千載之久流傳的文明成果為近代民族國家帶來的優勢毀於一怠，就後世對其評價和研究而言，大多著眼於其繁榮的經濟和文化，很少研究者可以看到盛世之下的社會政治危機，因此，本文將探討的重點著眼於盛世之下的危機。
康乾盛世下的大清版圖
飢餓的盛世—經濟繁榮掩蓋下的民生匱乏
近來一直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在康熙年間由於西方傳教士帶來的以番薯為典型代表的"充飢"類作物，生活於此時代的平民應該是可以做到吃飽，吃好的。但是我們決不能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人口的總數長期在四億至五億之間波動，正是由於受到了傳統農業生產效率極低的困擾，四至五億基本上可以視為在傳統農業支撐下世界人口所能達到的上限。清朝的人口在自入關到乾隆六十年之間由兩千餘萬猛增到接近三億人口，顯然，就當時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而言根本無法承載起如此之多的人口負荷。因此雍正和乾隆兩位皇帝採用了向內改革和對外交流兩種方式緩解這一重大社會矛盾。
首先我們來看雍正向內改革的攤丁入畝法，將人口稅在保持總額不變的基礎上，平攤到全國所有可供農業生產的地區上去（包括林地，耕地，魚場等），希圖通過降低農民實際稅負和生產成本以達到刺激生產的目的。在政策總體施行的表面上確實有利於減少少地，無地農民的生產負擔，但是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轉移土地等種種現象，農民的切身利益未能達到預想的增加，社會糧食生產略有起色，這可引《清史》中"每歲戶口孳息"，"民間谷價，有增無減"為證。再者而言，攤丁入畝的實質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鞏固封建統治的利益需要，使得封建統治更加堅固。對於促進農民生產積極性而言，效果遠遠不如當初預想之"四海豐盈，天下富足"
攤丁入畝維護階層利益，還是不利於生產發展
其次是乾隆皇帝的對外交流政策籠罩下的社會農業生產，乾隆皇帝在面對父輩們留下的這一問題，選擇通過開墾荒地和引入種植高產糧食作物的方式緩解社會危機。在乾隆正是掌控政權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五年，乾隆以新年諭令的方式要求各省，府，道，臺 "向聞邊省山多田少之區，其山頭地角，閒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雜植"，"嗣後悉聽該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無荒蕪之壤。"這一政策由於免稅和無租的雙重利好影響，吸引了大量的農民前往墾荒耕作，但在後期實施過程中，各地方政府假借朝廷名義，加徵各類苛捐雜稅，極大的挫傷了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第二是引入高產糧食作物，這一政策是少有的解決國內糧食危機的治本之策。但是在口感上確實不符合東方人的口味，因此雖然是有效的，但是卻並不能緩解日益加重的糧食危機，乾隆皇帝就在愈發深沉的危機中走完了自己的"十全"一生。
乾隆政策前期，由於減免稅收等措施，對農業生產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
矛盾的激化—重農抑商政策的崩潰和商人階層的興起
眾所周知，士農工商四民結構和重農抑商自從秦代開始便被我國封建君主們當做長期堅持著的基本國策，並採取諸多手段限制著商人們本應該擁有的若干權利，有時候甚至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布衣貧民。這其實是一種極為畸形的社會現象，雖然在保證人員流動的基本穩定和維護統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根本上卻背離了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也就是說，商人在自身的經濟地位通過經營得以提高之後，必然會要求自身政治地位的抬高。然而，這樣一種要求分享國家政治權利的意願卻被壟斷了政治權利的既得利益統治集團藉助自身政治和文化優勢加以阻隔。這一對矛盾的產生和發展是建立在生產關係並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之上的。由此，商人們在康乾盛世中諸多暗中不配合中央政府的行為也就得到了合理解釋。在經過了明代民族資本主義的不斷探索之後，在清代近代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不斷髮展，尤其在江浙等東南沿海省份已經形成了初步的僱傭勞動關係，並且採用了粗糙的機器生產方式，這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般模式。然而，這樣較為先進的生產方式卻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以"奇淫技巧，妨害民生"的名義禁止了這一生產關係，這又大大加深了先進的生產力和落後的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激化了統治階級和新興的商人階層之間本就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在部分程度上使得商人階層和統治階層之間利益共同點越來越少，兩者漸行漸遠，加劇了社會經濟結構的不穩定性。
清朝商人
文化的背離——漸行漸遠的市民階層和官方理學
在宋代的理學家們借鑑董仲舒為了取得官方對於儒學正統性認可從而對於儒學進行改造之後，對於自先秦流傳之下的孔孟哲學進行了進一步改善，完善了其對於世界本原的認識和思考，適應了宋代之後商品經濟繁榮時期統治者對於商人限制的需要，雖然在元代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但在明清兩朝發展至極盛，全面接管了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下的社會都不可能接受只存在一種聲音的社會輿論，必然會有不同的學說，觀點興起而發展，文化就在這樣一對矛盾的不斷運動中加以發展。
在康乾盛世中，儒學遭受了夾雜著西方現代科技和來自市民階層就自身生活經驗的總結所歸納出的人生哲學的衝擊，儒學第二次遭到了來自於理論根源上的重大打擊。前次宋明之際的社會本源之爭，有著諸位理學家們的增補和完善。很可惜，康乾時期文字獄的大背景阻絕了這些人出現的可能。自此，以儒學世界觀的崩塌和市民階層文化（小說等）的興起為標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對於文化的需求日益不同，並激化了本就存在的理學束縛與人性解放之爭。這是誘發清朝後期統治危機的深層因素之一。
康乾時期文字獄
總結：
康乾盛世雖然是我國古代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社會盛世發展的頂峰，但是還是有著許多深層次的矛盾蘊藏其中，無法調和。這直接誘發了清代後期的社會統治危機，但是，康乾盛世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下的閉關鎖國和安於現狀，是中國近代落後的根源。當康乾盛世的終結者乾隆戀戀不捨的告別他的君主特權的同時，在遙遠的大洋彼岸，華盛頓也迎來了他生命的終點。在他們背後，不同的只是近代的衰落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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