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慈善事業的發展，可謂是源遠流長。早在西周時期，便有照顧病患的“養疾之政”。南北朝時，則出現了“京畿內外疾病之徒施醫給藥”的“六疾館”，等到明朝，慈善事業更是進一步發展，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勢。
正如明朝學者敖英在《東谷贅言》裡所說：“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也。”
這就是說，在明朝人眼中，“養濟院”、“漏澤園”、“惠民藥局”，算得上是明朝慈善事業的三架馬車。
這其中，更是以“惠民藥局”最為讓人耳熟能詳，以至於很多古裝劇裡，動不動就出現去惠民藥局抓藥的橋段。
那麼，出鏡頻率如此之高的惠民藥局，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一、惠民藥局的身世
惠民藥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王安石變法時，頒發了新的《市易法》，其中規定藥品由國家專賣專買，為此，北宋政府特地成立了經營藥材的官方機構“熟藥所”。
等到宋徽宗政和四年，在尚書省的建議下，熟藥所改名為“醫藥惠民局”，這便是惠民藥局最初的雛形。
明朝時，醫療沿襲宋朝舊制。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洪武三年置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之醫藥”。至此，惠民藥局完成更新迭代，開啟了明朝版的新天地。
說起明朝版的惠民藥局，與宋代版最大的不同，就是推廣力度更大，涵蓋範圍更廣。北宋時期的惠民藥局，主要集中的京師，而到了明朝後，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便開始在兩京（北京、南京），以及各府、州、縣均設置了惠民藥局。
此外，明朝版惠民藥局的人員配置，也是相當給力。中央的惠民藥局，設有大使、副使等專職人員；地方惠民藥局，也設有提領和官醫。
在朱元璋的推廣下，明朝版的惠民藥局很快走入了千家萬戶。而朱元璋之後的明代帝王，也有不少人十分關注惠民藥局的推廣使用。
比如成祖曾再次下詔建設惠民藥局，勿讓惠民藥局成為一紙空文。宣宗時期，又出現了強調惠民藥局建設的詔書。隨後的憲宗時期，惠民藥局又在皇上詔令下，多了一項救治囚犯的使命。
要說惠民藥局不過一家“小店鋪”，如此頻頻“旨上有名”，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二、小藥鋪大作用
其實，惠民藥局雖小，但它的作用可不小，這也是歷代明朝皇帝看重惠民藥局最重要的原因。
明朝時，地方上的惠民藥局分佈廣泛，輻射人口眾多，這使惠民藥局得以為無數貧苦百姓贈醫施藥，從而在古代醫療條件匱乏的情況下，解決貧寒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老大難問題。
比如河間地區曾有貧困百姓看不起病，只得求助庸醫巫覡的現象。直到有了惠民藥局後，這一切完全改變了，患病的貧困百姓，終於可以在官方推薦的惠民藥局里科學的治療疾病了。
更為難得的是，明王朝還規定，“凡有病者俱赴惠民藥局，任其取藥”，這就是說惠民藥局不僅給百姓們治病，還能讓百姓們患病時在惠民藥局中拿藥。
無獨有偶，河間地區百姓受惠於惠民藥局之時，黃州和徽州的百姓們也感受到了惠民藥局的溫暖。《黃州府志》中“惠民藥局在府醫學，每歲給予官錢收買藥餌，以濟貧病軍民”的記載，與《徽州府志》中“（惠民藥局）為季買藥材發下……以給軍民之貧病者。弘治十四年，知府彭澤措置藥材發局修合，貧病者日逐給領”的描述，足以說明惠民藥局對普通百姓的重要意義。
三、守護王朝安康
若說貧困百姓患病時，惠民藥局是百姓們的福音，那麼明王朝“患病”時，惠民藥局便是穩定國家的基石。
早在朱元璋設立惠民藥局時，便有“備荒之政”的打算。事實證明，朱元璋很有前瞻性，明王朝一路走來，各種災荒的雷真是踩到腳軟。而大災之後總是伴著大疫，搞得明王朝“患病”不斷，急需救治。
一向以施醫問藥為己任的惠民藥局，此時便成了明王朝的好幫手。比如嘉靖二十一年，京城爆發瘟疫，朝廷便讓順天府惠民藥局發放藥材治病救人。
等到嘉靖三十三年夏四月，又是一場瘟疫襲來。惠民藥局馬上再次投身於防治瘟疫的戰鬥中，施藥救治百姓，以至在史書上留下了“京師大疫，命發藥救之”的光輝記錄。
嘉靖時期的瘟疫退散後，惠民藥局繼續守護著明王朝的安康。萬曆十五年五月，京城又爆發了一場瘟疫，這次朝廷令五城惠民藥局同時施藥救人，最終“五城共醫過男婦孟景雲等十萬九千五百九十名口，共用過藥料一萬四千六百十八斤八兩”。
如此巨大的病患人數與醫藥需求，若非有惠民藥局在，只怕明王朝還真要為人員救治問題頭疼一陣子了。從災後惠民藥局發揮的巨大作用來看，可以說惠民藥局便是明王朝在饑荒災難等事件中，穩定時局的“定海神針”。
可惜，隨著明朝晚期政務廢弛，惠民藥局漸漸走向衰落。此後，明王朝應對各種天災與疫情越來越吃力，待到崇禎時期，明朝上下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失去惠民藥局加持的明王朝，終於漸漸走向落日的餘暉中。
明朝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惠民藥局運轉良好時，明王朝往往能扛過各種考驗，而明末的天災人禍，一大教訓就是惠民藥局的荒廢。自古以來，百姓的健康問題，關乎的，正是國家的長治久安
參考資料：陳松《明代惠民藥局研究》、《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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