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条件写作 #
对于这两本书，作者的创作角度又是不同的：
迟子建是想：“拨开那累累白骨，搜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加缪引用的小说家笛福的话在表达：“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的生活，与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他们都在书写一段历史，在当时“非典”的威胁刺激下，作者迟子建更想了解当年与之类似的传染疫病的故事，带着强大的现实使命感和作家的责任感用文学的笔法去描述当年发生的惨烈的事情，区别在于迟子建写的是历史上真实的鼠疫，有用文学记述历史的作用；而加缪的鼠疫是在隐喻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作家巨大的心理与思想的冲击，用文学虚构了一场巨大的鼠疫，来表达作者对战争的厌恶。
大鼠疫发生的城市：迟子建找到了1910年哈尔滨傅家甸这样一个历史上真实感染鼠疫的地方；而加缪虚构了一个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会阿赫兰。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那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这是加缪描述的这个城市鼠疫之前的图景，这个令作者可憎的城市需要一场大的转变；而迟子建在书的前端没有太多描述这个城市，只是把“霜降”这个节气赋予了傅家甸，意味着这个城市即将迎来一场灾难，然后给出了两个象征性地描述：“弹棉花其实就是让死去的棉花在活过来……卖柴的却是让活生生的柴，热辣辣地死去，化为烟和灰。”
加缪和迟子建都在用这城市的颓圮乏味来“期待”一场暴力的变革来改变这个城市的风气，这个变革就是“鼠疫”的产生，人物的死去。正如加缪在《鼠疫》中说的：“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单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大鼠疫里人物如何的死亡总是惊心动魄的：
《白》里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叫王春申的赶马车的平民式小人物；《鼠疫》里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叫里厄的医生，是书中举足轻重的英雄式人物，从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两个作者创作的不同趋势。迟子建在后记里说道：“我在小说里，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迟子建力在表现的是“城市图景”与“人物群像”；而加缪力在突出的是人在面临突发的荒诞的事情时的选择，尤其是书中里厄的选择以及在里厄言行影响下其它主要人物的选择。
这里有一个相同点就是《白》里的王春申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他作为赶马车的，加入了抬埋队，可以说是离感染最近的人了；而《鼠疫》里的里厄医生，奋斗在治疗鼠疫病人的最前线，也是离感染最近的人，结局是他们都没有死亡，作者们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观点：面对死亡，只有勇敢坦然的迎上去，逃避苟活的结局，也许死神会更快到来。
两本书里都有对“儿童的死亡”的描写。如果想深层次表现死亡的恐惧，那就描写从“儿童的视角”的死亡的过程。在《鼠疫》里是预审法官奥东的儿子的死；在《白》里是傅家甸里周家的孙子喜岁的死。在这两种描写里我们能看出作者对待死亡不同的态度的叙述方式。加缪在描写儿童的死的时候，详细的记述了整个死亡过程，近乎手术刀般去解剖鼠疫带给儿童的痛苦，书中的里厄医生在确定了孩子无药可救的情况下，试用了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否有用，答案是孩子在血清的帮助下延长了死亡的时间，并没有很快速的死去，加缪是意在描写这孩子延长死亡时间的过程里，描述书中人物卡斯特尔大夫、塔鲁、格朗、朗贝尔、帕纳鲁神父几个主要人物的神情与态度，主要引出了里厄对神父帕纳鲁关于上帝是否会在鼠疫期间依然爱人类的讨论，里厄疲乏于这样无力的死亡，尤其是对于折磨孩子这样的创造物——鼠疫，后来神父也加入了对抗鼠疫的行动，并没有一味的相信上帝的爱。这里就表达了加缪的一种哲学思想，当荒诞的周遭袭来的时候，我们一味的躲避、顺从只能使苦难加深，应该积极的反抗，这是加缪继《反抗者》哲学的描述之后，在文学里的体现，事实上，加缪是一个主张将哲学渗透于文学创作并且能运用自如的佼佼者，这是作者加缪一贯的文学主张与立意；而迟子建在描写孩子喜岁的死亡时，是轻描淡写，一笔而过的，并没有探讨什么深入的思想，这是学术上对迟子建乃至中国小说的缺失的批评，即“写实尚可，立意缺失”，但迟子建自述她的小说重点并不在于此，她是想最大限度地展现当时当地的历史里更广阔的人物与事情，这也是作者并未着重刻画英雄人物的原因，了解了这个我们再看迟子建对于儿童喜岁的描述。
喜岁的死亡出现在书的第十八章《灶神》，通过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些迷信的东西，喜岁也是在寻找祭祀灶神的马吃的干草时偶然闯进了隔离鼠疫患者的火车车厢里，车厢里的人们也都是傅家甸的，都认识喜岁，调侃喜岁，一个高颧骨女人还要学着傅家甸的太监翟役生掏喜岁的小鸡鸡来逗他玩，并且听说喜岁要干草，把自己睡铺下半捆干草给了喜岁，就是在这样欢乐的气氛里，喜岁悄悄地被鼠疫攻击了，并且传染给了他的爸爸周耀祖，周耀祖在得知喜岁调皮地跳进了车厢，只是恼怒了一下，接着就坦然面对了，似乎知道自己的结局必死无疑，回去故意编了个理由没让喜岁与他的母亲于晴秀与妹妹喜珠一起睡，当喜岁的爷爷发现的时候，周耀祖示意他关上房门以免于晴秀与喜珠偶然间闯进来染上病，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爷爷周济跪在地上近乎绝望的遗言：“老天爷呀！你叫走一代人不行，还想三代一起叫呀——”伴随着这个绝望的呼喊，周家三代和火车车厢里的人一共九个人全部死亡，这是在把傅家甸封闭起来后，也就是鼠疫即将退却后的最大一波的死亡。
作者的笔在母亲于晴秀梦到喜岁重新回来的场景的泪水中迅速结束本章，进入下一章，不能肆意的展开对人情感的描写，是一种点到为止的叙事。不过，迟子建是借由喜岁的死来“传达出死亡的活力”，来体现“用生活日常表达出动荡中的平和”，这是迟子建写死亡甚至是每部小说一贯用的“温情”的文学风格，“温情的叙述苦难的故事”，笔触是温婉诗意的，“沉郁但不绝望”，喜岁在母亲梦里的回归就是诗意的笔触，迟子建这样写是意在去“化解了死亡”，有学者说这样写“对死亡的恐怖正视不足”。相对于加缪《鼠疫》描写预审法官奥东儿子临终的自然主义描摹，对“死亡前人物的心理描写避而不谈”，延续了“从容”的风格但也缺乏说服力；但也有学者指出这样说虽然有道理但是不合理，并指出“温情不是回避现实，是用人性的温暖来包裹死亡的冰冷”，这是一种“超然”的写法。在同样的死亡叙事里，加缪是以“思想”为主，迟子建是以“故事”为主，切入点不同，表达方式当然会不同，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二者合成了作者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之处，万不能“求全责备”。
再有，《白》里最后一波死亡出现在十八、十九章，本书是共二十二章，这也就意味着在鼠疫即将退却时又无情地带走了一批人；同样的在《鼠疫》里的第五部分（《鼠疫》一书共五部分），主要人物塔鲁“仪式般”地死去，《白》里也有一个仪式般死亡的人叫陈雪卿；还有一个人因为鼠疫莫名其妙地退却而疯了的人叫柯塔尔，在《白》里也有一个疯了的人，这个人就是太监翟役生。
什么叫“仪式般”地死亡？就是他们的死亡并非是仓促的，是作者有意无意着重拉长书中某人物死亡的时间，在面对恐怖的死亡这个终极结果之前，作者都会用细腻与敏感的笔触特别设置一些情节以增加这个人死亡的仪式感：《鼠疫》的塔鲁与主人公里厄医生谈话时说了一段长长的话，我称之为“临终前自述式演讲”，书中的塔鲁不知道自己死之将近，但作者是知道的，这一段演讲就是作者为他设置的死前仪式，主要是说他父亲是穿着红袍要求被告死刑的律师是大鼠疫患者，而塔鲁自称是小鼠疫患者，并且认为世界分为三类人：祸患、牺牲品、真正的医生，并认为“必须要尽可能站在祸患的一边”，“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探索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这也就是他一直站在鼠疫最前线的原因；而《白》的陈雪卿在傅家甸开了一个糖店，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却选择嫁给了当地神出鬼没的土匪头子，在鼠疫退却前最后一拨攻势里，他们在挖俄国所属的煤矿地区时被包围，开抢自杀。陈雪卿先是分糖给傅家甸每一户人家，然后在新年前三天穿上新衣，把儿子陈水委婉的托付给了傅家甸命运最多舛的女人翟芳桂的手中，然后在自己的糖店里安静地自杀，这个死前的仪式作者描述的很沉静，在沉静里渗出悲伤，尤其是陈雪卿对翟芳桂说要善待自己的儿子时的话：“他要是尿炕，可别骂他啊”，“他要是挑食，你别揍他啊”，“他要是淘气，别打脑袋啊”。这3句叮嘱，足以看出迟子建独特的沉静、饱满、悲悯的叙事风格。
其次就是二位作者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设置，就是人在鼠疫的威胁里，疯了！疯相对于肉体的死来说，对人精神上的杀伤力是相当巨大的，是心理疾病的范畴。
在《鼠疫》里，这个人就是柯塔尔。加缪的叙述也是耐人寻味的：“他的公开身份是酒类代理商……更爱看警匪片。在所有场合这个代理商都显得孤僻、多疑。……从柯塔尔自杀未遂那天起……给小费慷慨得出奇……我不是坏人”，这是鼠疫开始之初作者的描述，预示了他身份的神秘性；集中描述柯塔尔身份的出现在了鼠疫肆虐的高潮阶段，也就是书中的第四部分，在这样一个人心慌慌的阶段，柯塔尔却“既不心力交瘁，也不灰心丧气”；“他宁可同大家一起被围困，却不愿当单身囚徒”；“一旦被捕，我要干这干那，我？被捕只是个开始，还不是结束”；最后作者点明：“当一个人像柯塔尔那样把时间花在寻觅伙伴又想从中找出可能告密的人时，他一定会理解这种心情。”通过这样的叙述，我们终于可以断定：柯塔尔在鼠疫之前是一个一直在躲避被捕中辛苦搜寻“告密者”的犯了错误的人，借着鼠疫的到来，警察也在躲避着鼠疫的威胁，没功夫管他。直到第五部分里，柯塔尔以不同借口向里厄医生确定是否鼠疫真的退却的消息，越是乐观的回答越使他不高兴，之后柯塔尔情绪变化无常，行动神出鬼没，终于在整个阿赫兰为迎接鼠疫的全线退却而狂欢时，柯塔尔与警察在两栋楼之间拿枪疯狂互射，最终在格朗“他成了疯子！”的惊呼里，警方制服了柯塔尔，踢得他满身是血。对于他的遭遇，里厄认为罪人也许比死人更令人难受。
关于柯塔尔的描述作者把他设置在了塔鲁的笔记里，数次强调塔鲁在整个鼠疫期间只在乎柯塔尔，因此塔鲁和柯塔尔在鼠疫末期的一死一疯颇极其具有象征意味。站在塔鲁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塔鲁最后的“临终自述式演讲”中得知，他永远会站在受害人一边，塔鲁认为柯塔尔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至于他到底杀没杀人，是坐牢还是死刑，都不是塔鲁关心的结果，塔鲁在乎的是这个世界祸患变为牺牲品的合理性，而他的死我认为正是这样合理性的消失；柯塔尔的疯，在于只有他个人反复在希望、绝望、再希望、再绝望之间的转化，他在鼠疫后期时而闭门不出，时而融入群众，恰是这种表现，证明了他在绝望中的崩溃。柯塔尔的希望在于大的鼠疫可以隐匿它之前的罪名，而鼠疫的退却宣告了他罪名的日渐暴露的危险，加缪有关这个人物的设置很有意思，似乎像是一个猜谜游戏式存在的人物，他对待鼠疫态度的变化与塔鲁的由不屑到崇高变化差距很大。
但真正的希望作者留给了里厄医生，而这个英雄式形象的生活也处在了绝望与希望平衡的十字路口：他的妻子因为他忙于鼠疫而在城外患重病孤独死去；他的敌人鼠疫又是莫名其妙地退却，这里没有胜者，有的只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人。里厄最后经典的话语带着某种预言式的失望：“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这句话说明了作者认为这样的死亡有始无终，因此有必要让这样的叮咛有始无终，叮咛人们要记住诗人约翰多恩曾经“丧钟为谁而鸣”的诗句。
转观《白》里的太监翟役生，因为贫穷想出人投地，就做了太监（中国古代常常出现这样的家庭贫穷的人让孩子进宫当太监来受活），在宫中森严的等级里为大太监捉老鼠取乐，因为陷入圈套而被打断了右腿逐出了宫。得知了妹妹翟芳桂的不幸遭遇后对人性丧失了乐观的态度，后来成了王春申的妾金兰的情夫，当金兰染鼠疫死后，翟役生彻底堕落，躲在天主教堂里，盼望着傅家甸里的人都死光，想着这个世界是个坏人的世界，好人永远没有舒心日子过。这一点与《鼠疫》里最后老人说的：“最优秀的总活不长”有着出奇一致的理解。这种理解算是某种失意之人绝望的诅咒，他们的咏叹总能激起热浪的原因是对死亡的偶然性与荒诞性的恐惧与憎恨。在太监翟役生看来，鼠疫使所有人失去人语，只有大家都死掉，这才算是众生平等的看法。这样畸形的人生得出这样畸形的观点我们不足为奇，我们应该好奇的是，加缪与迟子建在描写鼠疫的作品里不约而同地都涉及了人在苦难里被精神打击后近乎疯癫的状态，表达出疯癫比死亡更恐怖的同质化理解。
面对死亡的威胁，两作者给我们叙述了三类人：死了的人、疯了的人、活着的人。在表达“灾难”母题的时候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与文学话语，都在向读者传达着面对生命的苦难，甚至是死亡，活着的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与状态去生存的人类永恒的主题。在爱因斯坦肯定的那令人绝望的熵增定律下，人类能做的就是如何面对那终极虚无挑战下的恐慌，从古希腊伊壁鸠鲁面对湮灭的恐惧所苦苦追寻的宁静中，他说：“只要拥有一个大麦面包和一些水，他就敢和宙斯比幸福”。
这种幸福是存在的幸福，如果人人都是要死的，那存在有什么意义呢，但如果没有的死亡，那存在的幸福感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悖论性的谜题究竟该怎么解释呢？文学的叙事总是试图寻找某种人类存在的共性部分，那差异性的他者一度被判成地狱，所以在灾难性的叙事中，死亡就是他者，哈姆莱特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既然不能非此即彼，不能站在被一直在诟病的二元论的任何一头，那我觉得我忽然就理解了笛卡尔站在两头的某种公正，但这种公正并不能带来心安的效果，因此我又滑向了庄子，那“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的诡辩不正是我们脑子里日夜焦虑不停的灾难化意识与安乐祥和希望的瞬间切换吗？
它难以停歇，就像一场慌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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