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宦官集團是怎樣尾大不掉的？
漢桓帝經歷過沒有實權的痛苦，因此，一旦大權在握，就將其牢牢的抓住，不肯輕易放開。為了保證權力最大限度的掌握在自己手裡，漢桓帝儘可能的使用所謂的“舊故恩私”，其中，最得桓帝信任和器重的當屬宦官。
漢桓帝重用宦官，不僅因為宦官在他奪權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宦官的一切權勢，都是直接來自皇帝本人，而不是他們自己的背景。因此，相對於擁有雄厚的自身實力的外戚和士大夫，桓帝更願意使用宦官。如果宦官不令他滿意，他可以隨時換掉他們，而不必顧及他們的“家族背景”和“地方聲望”。
在信任和重用宦官的同時，漢桓帝對於在歷次事件中，都沒有發揮任何實質作用的士大夫們，持一種極度的不信任的態度。其實也難怪桓帝不信任士大夫，他們也確實拿不出像樣的成績讓桓帝信服。梁冀專權的時候，除了李固等少數幾人對梁冀進行了失敗的抵抗外，絕大多數朝臣，都充當了梁冀的走狗。以至於清除梁冀的餘黨之後，朝廷竟然為之一空。
所以，漢桓帝認為，士大夫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他們要麼當叛徒，要麼當烈士，總之，他們幹不成任何有實際意義的事情。這樣一來，危及到外戚和士大夫們的權益，於是，士大夫們開始對宦官進行打擊，從而引發了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第一次激烈衝突。
最先發難的是南陽太守成晉，逮捕了與宦官關係很好的當地富商張汜，結果，正遇上漢桓帝宣佈大赦。成晉為了打擊宦官，竟置朝廷法律於不顧，不僅殺了張汜，還殺了張的宗族以及賓客二百多人；然後，成晉以英雄的姿態向漢桓帝上奏。
幾乎在同一時段，同樣性質的案件也發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劉質逮捕了小黃門趙津，也是不顧朝廷的赦令，先將趙津拷打至死，然後才向朝廷上報。
這兩件大案從表面上看，有兩大特點，首先，兩位太守的行為是非法的；其次，是這兩起案件的處理對象，確實犯有大罪。究其根本有一個共同點，兩案的當事人，都屬於宦官勢力集團。所以，這兩個案件本質上，就是士大夫集團，打著正義的旗號，以犧牲法律的尊嚴為代價，打擊宦官集團。由士大夫們發起的這次“攻擊”，從最表層看，是正義的，至少是符合儒家思想中的正義的;但從深層看，是非法的，是對朝廷赦令的公然藐視;而從本質上看，就是一次政治鬥爭。
既然是鬥爭，而且，士大夫們已經“非法”在先，而宦官們本來也不在乎自己在士大夫心中的“道德形象”，因此，宦官毫不客氣的展開了“反擊”。紛紛向漢桓帝提出申訴，同時，又鼓動張汜的妻子上訴。桓帝聞知此事，勃然大怒，因為在桓帝看來，這根本就是地方執政者公然對抗中央。漢桓帝當即下詔，將成晉、劉質一併逮捕，按律處斬。
可是，士大夫們卻沒有就此屈服，野王令張朔是宦官常侍張讓的弟弟，性情殘暴，有一次，殺了一位孕婦，事後躲在張讓家中。司隸校尉李膺知道後，跑到張讓家裡大搜捕，結果從夾壁牆裡將張朔搜出來，並且處以死刑。
士大夫們如此頑強的抵制以漢桓帝本人為總後臺的宦官集團，當然會招致來自宦官集團和桓帝本人的共同打擊。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派人誣告李膺等人，結交太學生、都國生“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漢桓帝聽說後，比以往任何一次事件都感到震怒，命令天下各郡各國，逮捕黨人，並公告天下，好讓天下人都憎惡他們，接著又逮捕了李膺等人。由此牽連到的陳寔等約有二百餘人，即使有人逃亡，沒有被捉到，也都被懸賞通緝。奉命傳達捉拿黨人的使者，四面出發，數量多得互相在大道上，也可以望見。
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共同上表為黨人求情，漢桓帝的怒氣才稍稍緩解。下詔，釋放黨人們回家，但仍對其實施終生禁錮。並且將黨人的名字記錄在案。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中的第一次黨錮。
漢桓帝通過黨錮，打擊了士大夫勢力的同時，也打擊了正義;強化了皇權的同時，也使得宦官集團勢力坐大。最終弊大於利，為東漢王朝最後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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