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普惠金融重新出發
新世紀以來普惠金融重新出發，迎來第三次重大轉變，特別是金融科技的蓬勃興起對金融功能進行了再造，普惠金融的實踐和理論有待昇華。
從古老的典當業到幫困互助的金融互助合作，從宗教慈善組織到現代商業銀行，金融確實朝著普惠的方向發展的,但其發展進度遠不及人們的期冀。理論界和實踐界通常從金融可獲得性、金融產品與服務的使用情況、質量等維度來評價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然而在漫長髮展過程中，金融在逐步異化，摒棄了以人為中心，慢慢見物（財富）不見人。逐利成為西方金融業的唯一追求，唯利是圖的華爾街金融模式成為各國效仿的榜樣。從早期漠視金融的商業性到後期漠視金融的普惠性，看來是對立的兩極，其實質都是缺乏對金融本質的深刻理解。
在世界跨過了20世紀，特別是經歷了慘烈的全球金融危機後，人們開始反思這種金融模式的弊病，憤怒於金融資本主義的貪婪，反對少數人群佔有金融財富導致的社會不公平、不均衡發展，加劇全球經濟失衡及風險，而危機對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創傷和社會秩序破壞。人們重新思考金融發展的初心和使命，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路徑。
2005年聯合國在國際小額信貸年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觀念，其定義為: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以弱勢群體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負擔得起的成本，及時和充分地提供信貸，確保他們獲得金融服務的過程。普惠金融一經提出，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在全球範圍內達成共識，因為它切中了當今世界的痛點。
然而，普惠金融的實施，知易行難，需要從理念、理論到行動。首先，要認識到普惠金融不僅僅限於“解決弱勢群體金融服務問題”，除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發展權問題之外，還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與包容發展，而這些恰恰是日益凸顯和居於核心地位的金融的社會功能屬性的體現。金融天生具有經濟性，正是金融發揮了中介作用，資產實現了轉化，經濟發展有了推力，財富得到增值，效率、福利得以提高。然而，金融更具有社會性，對於塑造一個更加公平、公正、高效的世界具有重要意義。普惠金融具有雙重屬性，它是金融不是慈善和救濟，但又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徵。因此，既要貫徹商業化、市場化經營，遵循契約原則，有借有還、還本付息。又要以可負擔的成本，儘可能廣的範圍提供融資服務，幫助貧困人群解決發展權問題。通過金融的激勵約束機制，使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自立自強。同時利率應儘可能低，但又能覆蓋成本和風險，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金融機構亦應從培育客戶、綜合回報、品牌效應等方面來平衡收益。通過完善金融生態體系，實現大中小銀行共生並存，通過金融競爭促使效率提升、成本壓降，進而使邊際利率趨降。一些新金融機構在法律允可下較高利率的融資方式，是對正規金融機構的適當補充，應持寬容的態度。但須嚴格定義銀行利息（費用）內容，防止變相高利貸。要對“反高利貸”立法並嚴格執法，打擊低借高貸的金融套利行為。
其次，要認識到普惠金融已經成為當今金融發展理論的演化指向，成為金融推動經濟高質量、可持續、和諧發展的新特徵和新要求。從Goldsmith(1969)等人開創金融發展研究以來，很多學者研究金融發展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來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Easterly(1993)、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1998，1999)和Levine et al(2000)等人的研究表明，長期來看金融發展的懸殊差異可以解釋不同國家間經濟增長的差別。金融的可獲得性與創新步伐和企業活力有著直接關係，金融可以通過功能完善來促進資源配置、推動經濟增長。同時，金融對削減貧困有著正面作用，更高水平的金融發展將會帶來更快的貧困削減。然而，一些學者指出，單純追求利潤回報和經濟增長的金融增長，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則會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而只有包容性的金融增長才對貧困削減、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正面、積極的作用（Kunal Sen，2010）。普惠金融被視為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途徑和方法，可以讓大部分無法或沒有能力的人群參與金融體系。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未來金融的發展方向和模式都需要重新審視，需要立足金融功能完善和結構優化的視角，建立符合金融發展客觀規律和社會經濟制度環境要求的金融發展理論和體系。
最後，普惠金融的未來發展需要科技賦能，用金融科技的新理念和新手段來破解普惠金融發展難題。普惠金融爭議的焦點，依然是普惠性與商業可持續的平衡難題。銀行業在嘆息缺乏有效信貸需求同時，又望洋興嘆於龐大的小微信貸市場。因為傳統的銀行融資方式和技術，既無法滿足面廣量大，需求急迫的小微企業融資需求，亦無法有效控制利率成本與風險。信貸市場半徑取決於風險控制半徑，風險控制半徑又取決於信息數據半徑。管控好資產轉化中的風險是普惠發展的難題。而技術變革是推動金融普惠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當代金融科技已經從傳統的工具角色上升為金融變革的驅動力，可以創新金融服務模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特別是對“信息不對稱”難題的破解，最終使小額信貸業務符合商業可持續。
通過金融場景構建，使資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的可視與可控、透明與可靠。風險控制從單客戶、單品種、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業務關聯、上下游聯動、跨賬戶交易的大數據風控方式轉變。通過數據模型準確判斷客戶狀況，有效實現信貸決策和風險定價。金融科技能改善長尾客戶的服務供給，適應小額高頻、期短急迫的全線上、標準化的融資。政府在行政和公共事務中，通過稅務海關、工商行政、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社會管理的場景，形成了大量有價值的數據資源卻閒置浪費。若能建立社會公共信用數據庫，在一定規範下開放利用，加之各金融機構自有的信用數據，能有效提升全社會信用數據水平。相信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會迎來又一個春天。
新時代普惠金融的發展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普惠金融產生和發展本身具有強烈的內生性，具有因市場需求而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模式特性，不同模式之間的差異性大於同質性。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蒂莫西·W·吉南曾論述合作金融內生性的本質不適宜強制性移植。賴夫艾森合作金融的成功就有獨特的歷史人文原因。複製歷史上的金融普惠模式已經不具現實可行性。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模式也是欠發達國家的普惠金融實踐。其極低金額、較高利率的融資方式，與中國的現狀也有差別。前方並沒有現成可仿效的道路，現今中國蓬勃發展的小微企業貸款、微型金融、三農信貸等普惠金融實踐，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模式下的普惠金融實踐，都可視為對普惠金融發展新探索。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未來誰能提供效率最高、質量最優、成本最低的金融服務，並能實質控制風險，誰將是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的成功踐行者。
普惠金融的發展，關係到金融從何來，為了誰，往何去的宗旨與目標問題，關係到金融觀念、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突破，關係到社會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結果的優化和公平，關係到金融是服務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問題。新的道路只會在探索中形成。新的理論只會在實踐中誕生。撫今追昔，千年金融滄桑使人們明晰了金融的初心和使命。革故鼎新，才能讓金融真正為推進實現人的公平發展、自由和解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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