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廈將傾兮，一木可扶乎？

自熹宗天啟帝統治晚期開始爆發的農民運動，毫無疑問是明末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它以持續時間長，範圍面積大對明帝國的統治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打擊以及動搖，而本就為神宗萬曆帝以來崛起的東北女真政權後金所苦的明朝廷在應對農民運動上又遲遲未有成效顯著的措施，最終陷入了"剿不勝剿，撫無可撫"的惡性循環，一步一步走向滅亡。

無獨有偶，兩百年後，取代了明帝國統治中原的滿清，也同樣面對了一場農民運動的挑戰，而這場農民運動無論是其烈度還是廣度，與明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但令人奇怪的是，滿清政權卻並沒有因此布明王朝之後塵，而是在十多年的拉鋸作戰後最終擊敗了太平天國，使自身國祚又延續了半個多世紀，這中間的奧秘究竟何在呢？也許明清兩位人物的遭遇，會給我們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混亂的局勢與救時的能臣

崇禎十年（1637）的大明帝國與咸豐二年（1852）的滿清政權，面臨著幾乎如出一轍的局面：之於前者，中原地區原本混亂的流寇武裝團體經過了明朝廷持續不斷的打擊以及內部兼併，正向淘汰出了兩大強者李自成與張獻忠，二者分別進入湖廣和四川，使明帝國在兩地的統治系統陷入崩潰；而在遼東，堅持近二十年之久的東江鎮被滿清與朝鮮聯合進攻並最終拔出，從此後明帝國失去了最後一個能夠牽制滿清進攻的後備據點，滿清也再無後顧之憂，可以放心大膽地對明帝國展開全面進攻。

至於後者，太平天國自金田之變後出廣西，雖然在關鍵的永安和蓑衣渡兩戰中勝負各半，戰果相抵，沒有太大的收穫，卻意外地打開了東進的道路，在接下來進軍湖南湖北的戰役中一路凱歌，幾乎消滅了清軍屯駐當地的所有核心武裝力量，讓太平天國的旗幟蔓延至大半個南方，而財政資源高度依賴南中國賦稅的滿清朝廷瞬間陷入了左支右絀中；更為糟糕的是，一直以來在山東河南兩省零星活動的捻軍，也在同時響應南方的太平天國運動伺機而起，令滿清朝廷在北方的統治也開始呈現出鬆動和危機。在這兩種情況下，分別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明思宗崇禎帝和清文宗咸豐帝，各自任用了自己所欣賞的兩位官員，希望通過兩者的才能來力挽狂瀾，改變業已糜爛的局勢，他們就是楊嗣昌與曾國藩。

先說楊嗣昌，他字文弱，是兵部右侍郎兼三邊總督楊鶴之子，因為父親招撫流寇失敗後上書為父親辯護一事進入崇禎帝的視線，並在之後得到其賞識，認為楊嗣昌"疏陳邊事，多所規畫，異才可用"，逐漸被崇禎帝所信任提拔，最終在1637年被擢升為兵部尚書，主導明帝國的軍事戰略事務。

而曾國藩的大名在近幾年因為其家書的原因可謂如雷貫耳，幾乎每一位所謂的"成功人士"對其推崇備至，在此不多做贅述，僅談談他是如何被起用的。曾國藩在1838年考中進士後一直在擔任京官，之後依靠進士出身的正統履歷一步一步提升自身的官位，到1852年止，曾國藩已41歲，並且擔任了吏部左侍郎，從身份上來說屬於近臣，加上本身又是宣宗道光帝欽點的庶吉士，自然而然也為咸豐帝所熟悉親近，能夠被起用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面對兩位皇帝的親近賞識，楊嗣昌和曾國藩二人也對局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及解決方案。

"四正六隅"與"硬寨呆仗"：方面大員的戰略佈置

楊嗣昌提出的戰略名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即所謂"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大意是將這十個流寇活動的核心區域規劃為作戰區，賦予當地的軍政長官以主導權，相互配合，利用其作戰的流動性持續不斷給予軍事打擊，並且斷絕其後勤和兵員補給，最終將流寇徹底消滅。

而兩百年後的曾國藩，則貫徹始終了"結硬寨，打呆仗"六字真言，即不主動出擊，以逸待勞，以用堅固的工事來對敵方的攻勢進行防禦，直到敵方消耗盡有生力量後再轉守為攻，從而獲得勝利。此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曾國藩決策的正確性，太平天國在他所統領的湘軍作戰下一步一步被擠壓和肢解，兵源和領地也慢慢地被蠶食，最終於1864年首都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徹底失敗。而楊嗣昌的"

那麼就讓我們重新來看看"四正六隅"，分析這個戰略規劃，來認真研究它究竟是否具備解決明末流寇問題的能力，又是否具備真正的可操作性。

首先，出乎我們大多數人意料的是，明末的流寇組成絕非僅僅是很多人想象中那些吃不飽飯的農民，實際上他們的核心力量是由朱元璋設立的軍戶制度演變而來的邊軍。這些邊軍因為明朝廷財政崩解所導致的軍餉拖欠無力生活下去，不得不鋌而走險，"延綏以北為逃兵，為邊盜，以南為土寇"，當這些人加入到因為飢餓而造反的農民中，很快就會以自身出色的軍事素養和作戰意志奪得其中的領導位置，再按照自己對官軍的瞭解進行內部整編和訓練，從而使流寇很快獲得不亞於正規軍的作戰水平，其代表人物就是張獻忠。面對這樣的流寇，官軍在其發展初期尚能憑藉兵力優勢取得一定的勝利，然而當其真正發展成規模後，兩者的作戰能力不會出現根本性的代差，反而是某一地的流寇數量因為不斷吸收饑民如滾雪球般愈加膨脹，面對官軍的打擊擁有了更加充足的保障。

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餘萬。

——《明史：楊嗣昌傳》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也許能夠理解為什麼楊嗣昌會採取多地區協同作戰的策略，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如果依然採取某地官員只處理本地流寇的戰略方針，那麼本地的官軍第一是很難從數量上徹底清剿，第二即使能夠清剿完畢，一旦某地的流寇指揮集團僥倖躲過了清剿，進入另一地區後，依然能夠重新掀起龐大的叛亂，治標而不治本。而當多地區協同作戰時，情報共享，兵力相互支援，對於流寇問題等於有一個全方位遏制，多管齊下，效果明顯要優於某地的獨立作戰。

其次，所謂"流寇"，其軍事核心自然是流動作戰，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他們並不以佔領某一個根據地並加以建設作為自身的戰略規劃，而是通過在持續不斷的運動中尋找機會，這既是他們的優勢，同時也是他們的劣勢。優勢在於作為擅長正面對峙的官軍很難將其一舉清楚，而劣勢在於當他們一旦進入無法通過作戰和掠奪進行兵員物資補給的境況下，其整體組織的崩潰也只在旦夕間。楊嗣昌的"四正六隅"正是基於此為流寇量身打造的戰略，通過協同作戰不斷壓縮流寇的活動區域和活動範圍，致使他們能夠流動的環境越來越小，最終被積壓在某個狹小的範圍內，失去所有資源的補充和有生兵員的補給，最後徹底滅亡。

看到這裡是不是覺得有點眼熟？沒錯，我們在前文提到曾國藩的"結硬寨，打呆仗"戰術，實際上跟"四正六隅"如出一轍，同樣是在陣地戰對弈，利用戰壕來一步一步壓縮太平軍的戰術空間，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楊嗣昌的複製。當然曾國藩也將這套程序更新，推出了他的PLUS版，在"結硬寨，打呆仗"後加了三個字："明主客"，曾國藩對於這句話自己的解釋是：

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槍者為客，後吶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

——《曾文正全集》

再進一步總結則是："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精審也。善用兵者最喜為主，不喜作客。"

實質上就是要時時刻刻掌握軍事主動權，要讓你的敵人被你牽引而不是你去跟隨著你敵人的步伐前進，正是基於這點，在面對跟流寇的作戰方式有所相近的太平軍時，曾國藩始終握有進攻的主導權。可以說在湘軍建立後，除了最早期曾國藩因為戰術上的短板承受過比較大的幾次失敗以外，湘軍的軍事勝利一以貫之的延續了下去，直到最後徹底消滅太平天國。

但是第二個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既然是正確的抉擇，為什麼最終楊嗣昌沒有挽救明帝國，自己也因憂愁過度病死，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而曾國藩卻能最終實現自己的抱負，成功為滿清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國運，自身也作為"中興名臣，千古完人"彪炳史冊呢？難道真的是兩個人的才能有著什麼天壤之別嗎？

威福自操與號令禁止：混亂時局下的武將藩鎮化

首先我們要肯定的是，無論是楊嗣昌和曾國藩，兩者之間更多的都是以戰略家而非戰術家的身份負責整個軍事體系。楊嗣昌手下執行具體戰術的有左良玉、賀人龍等人；而曾國藩也有親弟弟曾國荃、愛將塔齊布等人為之效命，所以如果用戰術才能不足來分析楊嗣昌的失敗，說服力未見得很高。至於另外諸如小冰川期，鼠疫等環境疾病因素，也只能更多解釋為何會有流寇起事，而不能直接回答為何楊嗣昌的計劃最終失敗。

這時，一條史料進入了筆者的視線：

良玉已於二月朔涉蜀界之漁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是，遂從之。

這句話記載於《明史：左良玉傳》，發生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張獻忠在川陝地區被擊破的大背景下，楊嗣昌此時已經向崇禎帝自請外出督師，而手下的頭號大將正是左良玉。在左良玉取得了擊破張獻忠的戰果後，楊嗣昌要求左良玉乘勝追擊，將張獻忠徹底消滅，而左良玉的做法則是放任張獻忠逃走，自己在後面表現出追擊的樣子，實則無動於衷。而楊嗣昌此刻的表現則非常耐人尋味："度力不能制"之後"遂從之"。

這個表現可謂極不正常，眾所周知明朝盛行以文制武，當文官握有方面大權時，對於武官的威懾可以說令其戰戰慄慄，汗出如漿。最典型的案例，袁崇煥斬殺毛文龍時，儘管身處毛文龍一手打造起來的皮島根據地，而毛文龍本身又是二品總兵，左都督，甚至握有天啟帝御賜的尚方寶劍，可依然是被袁崇煥當場斬殺，手下的親兵也不敢妄動，此等震撼可見一斑。而楊嗣昌身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時手握崇禎帝的尚方寶劍出外督師，竟然連左良玉這個地方武將都壓制不住，不得不說是一件非常離奇的事情。

更加離奇的還在後面：

帝聞良玉敗，詔恂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九月，開封以河決而亡。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

崇禎十五年（1642）的九月，崇禎帝曾經命令左良玉支援防禦開封的兵部侍郎侯恂，結果左良玉畏懼李自成不敢前進，最終導致開封被攻破，崇禎帝非常憤怒，罷免了侯恂的官職，然後"不能罪"良玉，什麼意思呢？就是沒辦法，也不能夠降罪給左良玉。這句話的信息量很大，如果是不想，不願意，可能會用"不欲罪"，但是既然用了"不能罪"，就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左良玉已經成了崇禎帝都沒辦法控制的人物。

或許這才是楊嗣昌真正無法挽救危局的根本原因，明末，尤其是在崇禎年間，通過不斷對流寇以及滿清作戰中所造就的武將力量，已經逐漸形成了威福自操的藩鎮勢力，他們通過軍功來維持自己的地位，然而又通過不去徹底解決隱患來維繫住自己的權力，左良玉只是一個最為明顯的典型案例，跟他有相同狀態的有賀人龍、姜瓖、唐通、白廣恩等等，更不必說自李成梁時代就盤踞在遼西地區的本地土著軍事家族祖家了。面對這些手中擁有真正兵權和實力的藩鎮化武將，楊嗣昌作為文官，只能用手中有限的資源加以籠絡，想辦法採取懷柔政策使他們為自己效力，而無法在真正意義上做到完全控制他們，"四正六隅"計劃的最終流產，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而反觀曾國藩，走的則是另一條路，作為湘軍的大腦和核心，他牢牢地將湘軍這隻武裝力量維繫在自己手中，親自為其制定軍規，確立戰略目標和意識形態，甚至於在早期親自上陣指揮，參與訓練，將湘軍打造成維繫自己地位和完成自己功業目標的私軍。可以說曾國藩對於"地方武裝"四個字擁有明確的認知，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追求和抱負，去依賴已經墮落且無法控制的綠營，不如完全由自己號令禁止，或者更加準確的說，將自己變成軍閥才能解決軍事問題，正是基於這項原則，曾國藩才能建立起一支完全以自身的意志為意志的強大軍事武裝，最終徹底擊敗太平軍，可以這麼說，太平天國並沒有輸給滿清，只是輸給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人團練聯盟。

總結

我們在閱讀歷史的時候，經常會不自覺的陷入一種"唯結果論"的困局，即一切政治決策都以它所直接造成的結果來倒推正確性。一旦沒有達成一個完美的結果，這個決策本身就是錯誤的，而制定決策的人則是愚蠢的。這種思維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決策和執行往往是分開來看的，而決策本身在制定過程中考慮的是一切執行完美化所能實現的結果，而當我們把執行這點剝離出來單純去分析決策時，才會更加客觀公正。

具體到楊嗣昌與曾國藩的命運上，實際也是如此，明清兩朝的政治制度是一以貫之延續下來的，在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超穩定體系下，當他們面對內部動亂時，所採取的處理方式也可以說如出一轍。這並不因時代的不同而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唯一的問題在於曾國藩相對於楊嗣昌更早的意識到解決軍事問題的只能通過強化自身而非依賴他人，從而充分活用自主權，才讓兩人擁有了迥然不同的結局，而當我們回過頭去再看這段歷史時，也許會獲得更加深刻的體會。

參考資料：《明史》、《曾文正全集》、《明季北略》、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羅爾綱《太平天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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