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的小說深受歐美作家影響，少有日本戰後陰鬱沉重的氣息。
“村上春樹”早已成為一個形容詞、一個符號、一種生活方式的表徵。你可以稱他為小說家，但他可能更願意被稱為“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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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到村上先生作品的很多影響，甚至可以說自己是‘春樹的孩子’。我一直很感謝村上先生。”
2005年年初，一位名叫Moon、33歲的韓國女編輯通過“村上的地盤兒”（村上さんのところ，又譯“村上家”）網站，給村上春樹寫了這樣一封短信。
這恐怕也是許許多多村上春樹的鐵粉——不管他們自稱“村上主義者”還是“Harukist”（姑且可譯為“春樹飯”或“春樹er”）——最想對村上春樹說的話。
村上春樹29歲開始寫作。
村上春樹紅遍中國，只花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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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潘向黎在《收穫》雜誌2004年1月號發表的小說《白水青菜》中，描述了一個熱愛村上春樹的年輕女性：
嘟嘟有兩個愛好，一是健身，一是讀村上春樹。她不但有村上春樹的所有作品，而且每種都不止一本，有各種版本。他懷疑只要國內有的她都買齊了。甚至還有日文原版的，雖然她不懂日語，“我可以學啊！”她唱歌般地說。
只要有空，她就會隨手拿起一本村上春樹，隨便翻到哪一頁，開始看。看著看著，她的眉頭就會微微蹙起來，光潔的臉似乎突然長了幾歲。書架上，沙發上，床頭甚至洗手間的梳妝檯上，都放著村上春樹。有的合著，有的打開封面封底朝上趴著。
當地時間2017年2月24日深夜0時，代官山蔦屋書店，村上春樹新書發售。圖/T-SITE
在這個超級村上春樹迷眼裡，“村上春樹”早已成為一個形容詞、一個符號、一種生活方式的表徵。
潘向黎給中年企業家男友做了《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裡出現的“番茄泥燉斯特拉斯堡香腸”，因為“那是世界末日當天，他和圖書館女孩過了一夜，在她家做的早餐”，自我陶醉於這道餐點的“另類！濃烈！豐富！”，認為它“絕對村上春樹”。
但她的60後男友顯然與她步調不一致。這道煞費苦心的情懷料理，在他看來不過是“國內航班的經濟艙餐點”：“這就叫用最村上的方式享受生活？……慢著，這個叫村上春樹的人，會不會故意戲弄這些崇拜他的人呢？”
村上的生活方式在一些人看來，可能相當“清苦”。
潘向黎是上世紀90年代較早接觸到原汁原味的村上春樹小說的那撥人之一。她1992年前往東京外國語大學研究所留學，次年開始讀日文原版的《挪威的森林》，“哭著一口氣把它讀完”。
村上春樹以《且聽風吟》在日本文壇崛起的1979年，中國剛剛為改革開放走出關鍵一步——在深圳、珠海試辦經濟特區；而這一年中國文壇的關鍵詞是“反思”，隨著文學界的進一步鬆綁，作家們紛紛在作品中力圖揭示導致社會傷痕、心靈傷痕的病因，沒有人聽說過村上春樹這號人物。
《且聽風吟》日文版，講談社文庫。
此後，村上春樹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以長篇—短篇/隨筆—長篇的節奏不斷出版作品。與此同時，經過1986年2月《日本文學》雜誌最早以小專題的形式推介村上春樹、1989年7月《挪威的森林》出版等標誌性節點，村上春樹在中國開始擁有讀者群。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之時，中國年輕人（正如《白水青菜》中的嘟嘟）已經接受了“絕對村上”的世界——如此算來，從對村上春樹一無所知到推崇備至，中國讀者只花了二十多年時間。
《挪威的森林》出版後，在日本暢銷四百萬冊，出現了“村上現象”。圖/電影版《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樹改變了中國年輕人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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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進入村上春樹世界的契機都不同。很多人看的第一本村上春樹作品是《挪威的森林》，現為作家、譯者的孔亞雷則是《舞！舞！舞！》。
根據譯者林少華的轉述，2000年左右，孔亞雷在一家航空母艦般巨大的銀行上班，做著一份無需想象力的工作。正當他和大多數青年人一樣感到自我迷失的時候，他碰上了村上春樹，讀到了《舞！舞！舞！》（當時叫《青春的舞步》）。
“一讀之下，愛不釋手。那種感覺，就像打開一扇門，進入另一個小小的世界。那是專門為我而存在的世界，一切都像為我而度身定做。我的失落我的惘然我的悲傷，都在那裡得到了溫暖的擁裹。於是我找來當時所能找到的所有村上小說，一本接一本讀下去。
漸漸地，我的心變得安靜而堅強。所有的紛亂沉澱下來，我終於從某個角度看見了我自己。”
《舞！舞！舞！》日文版，講談社文庫。
在為《海邊的卡夫卡》中文版所寫的序文中，村上春樹給自己小說中常見的主人公描畫群像：
“之前我的小說主人公大多為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男性，住在東京等大都市，不是從事專門職業，就是失業之身。
從社會觀點來看，他們絕不是受到高度評價的角色，毋寧說是一群生活於主流之外的人。但他們擁有獨特的個人價值觀。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維持著一貫性，根據情況有時也會變得強大。我迄今描寫的大致是這種生活方式，是這種價值觀，是他們個人體驗的人生，是這個世界反映在他們眼中的真實狀態。”一群生活於主流之外的人，擁有獨特的個人價值觀——正是這一點相繼戳中了日本、中國的年輕人們。所以孔亞雷說村上春樹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並把村上春樹視為精神之父。
《海邊的卡夫卡》日文版（新潮社）封面。
村上春樹本人的經歷也具有榜樣意義。1974年，時年25歲的村上春樹和妻子陽子用東拼西湊來的錢，在東京國分寺車站南口開了一家名叫“彼得貓”（Peter Cat）的爵士樂酒吧。
“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年輕人開店不像現在這樣耗費巨資，所以和我一樣‘不想進公司上班’‘不想搖尾乞憐’的人們，就到處開起小店來，諸如咖啡館、小飯館、雜貨店和書店。我的小店周邊也有好幾家同齡人經營的店。……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一書中，村上春樹如此回顧那一段經歷。
村上春樹年輕時開的咖啡店。
年輕，健康，可以整天聽自己喜歡的音樂，而且，“無須擠在滿員電車裡行色匆匆地趕去上班，也無須出席枯燥無聊的會議，更不必衝著令人生厭的老闆點頭哈腰，還能結識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興味盎然的人”。
這樣的自由，不要說上世紀70年代的青年，就算現今的青年，也是會感動得流淚的。
而更具有榜樣意義的是他對自己的人生信條的堅持。村上春樹說過：“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麼說，我都認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確的。無論別人怎麼看，我絕不打亂自己的節奏。喜歡的事自然可以堅持，不喜歡怎麼也長久不了。”
開爵士樂酒吧如此，寫作和跑步也是如此。“我這個人有自身固有的視角，還有賦予其形態的固有程序。為了維持這程序，從生活方式來說，有些地方就不得不變得個人一點。”（《我的職業是小說家》）
“無論別人怎麼看，我絕不打亂自己的節奏。”
村上春樹不僅僅是“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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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的人生，示範了一個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活得不那麼與時俱進、活得像一個大時代邊上的局外人，而且，活得非常有趣。你可以稱他為小說家，但他可能更願意被稱為“生活家”。
你可以像他那樣，每當遇到艱辛與悲哀，就想起杜魯門·卡波特那句名句：“去想無關緊要的事。去想想風吧。”（他甚至表示，這句話用來當自己的墓誌銘挺好的。）
在《去想想風吧》一文中，他記述了自己和陽子在希臘一個“除了風幾乎一無所有的寧靜小島”隱居的日子：
“不管我們到哪兒去，風都如影隨形。在海港的咖啡館前，風匆匆忙忙將遮陽傘的周緣吹得嘩嘩作響。在無人的遊艇碼頭，船桅不停發出咔嗒咔嗒的乾燥響聲。步入林中，風拂過綠葉四處飄飛。它將漂浮在海上的白雲運往遙遠的岸邊，它讓桌前窗邊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濃淡不勻地運走街頭小販的吆喝，送來何處人家烤羊肉的香味。我們幾乎片刻不能忘記風的存在。”
海邊的村上春樹。
你也可以像他那樣，隨時腦洞大開。在健身房活動身體時，他突發奇想：能不能將在這裡消耗的能量用來發電？可以在街角放上一排健身自行車，請志願者踩動腳踏板發電，然後在能量手冊上敲上2000點的戳印：“謝謝，您辛苦啦，您今天獻的能量是2000大卡。”
由此更進一步，多餘的性慾是否也能如此有效利用？“即便是性慾，也不失為一種能量，白白扔掉未免可惜。”而這些腦洞的前提，是他對核電站的存疑。
你還可以像他那樣，開車遇到紅燈時間很長時，就掏出牙刷，不蘸牙粉，也不用水，只是慢悠悠地刷遍每個角落。“對面車道上常有司機傻乎乎地望著我這樣刷牙，臉上清清楚楚地寫著‘不用水怎麼能刷牙呢’。是的，一切都能練出來。”（《邊等紅燈邊刷牙》）
資深貓奴村上春樹。
你更可以像他那樣，做一個堅定的貓奴。他說自己屬於典型的“貓型人格”，是不折不扣的貓派。
在《村上朝日堂，嗨嗬！》裡他寫道：“剛結婚的時候，我們在家徒四壁的房間裡大氣也不敢出地活著。連火爐也沒有，寒冷的夜晚抱著貓取暖。貓也冷，緊緊貼在人身上不動——頗有些同舟共濟的意味。”
他的作品裡貓無處不在，像《海邊的卡夫卡》裡，居然有人獲得了和貓交談的能力。
村上春樹是一個“生活家”。圖/藤本理
可以向村上春樹學習、效仿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了。所以，那些每到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之際就把村上春樹是否“萬年陪跑”搬出來說了又說的人，那些煞有介事地論證村上春樹作品的文學價值的人，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用“小說家”這個框架去衡量村上春樹的價值，已經遠遠不夠了。
村上春樹說：“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而那裡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將永遠站在蛋一邊。”
而“春樹的孩子”說：我們將永遠站在村上春樹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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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譚山山 排版 | 渣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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