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年，北京新宮建成。86座宮殿，48座宮院，23座樓閣，22座會館，各種齋、室、堂、軒，超過十萬工匠十四年的辛苦勞作，終於建成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建築，也代表著大明帝國至高無上的威儀。
明成祖朱棣陶醉在自我感覺良好、德被天下的美夢中。然而不和諧的聲音出現了。禮部主事蕭儀上奏，認為皇上遷都是個錯誤。
為了證明自己的論證，蕭儀做了形象的說明，遷都過程中產生的費用，算起來龐大而驚人，僅稅糧一項，每年從南方各省徵集過來就高達四百萬石，從南方漕運到北方，實是一件“勞民傷財”之舉。
“勞民傷財”這四個字，對朱棣來說，十分刺耳。當然，蕭儀也為這刺耳的字付出了代價，“謗君之罪”，蕭儀被處於極刑。
此時，正是《永樂大典》編撰即將成功之際，鄭和的寶船即將第六次前往西洋，朱棣在大國帝王之夢中正陶陶然之際，哪能容得這個不和諧的聲音。
然而在一些人心中，這個大帝國之夢，其實就是勞民傷財之夢。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上書，提出“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
這位大員說的更直接，你們用於每年對各國使節的接待、宴請工作，已經成為負擔，對官員、百姓都造成了極大的不便。
朱棣感覺更加不爽。大國之威，四方來賀，這個形象工程，竟然有人敢非議？
但李時勉有一句話，其實說出了很多當朝大臣的心聲。“官民兩便。”無論什麼樣的形容工程，不能建立在勞民傷財、擾民不便的情況下，否則，國家財政將如何支撐？百姓民心將如何穩定？
各位大臣還很難忘前朝舊事。朱元璋恐怕是建朝以來最節儉的皇帝吧。平時吃的飯菜、穿的用度，都是節儉到極至，甚至還動不動就憶苦思甜，把太子、皇親們接到農村去，在簡陋的屋舍裡體驗生活。而今時代變了，新上任的皇帝，似乎已經忘了本。
朱棣當然不是個沒有頭腦、只知享樂的“官二代”，事實上，國家財政在好大喜功、面子工程的支撐下變成了什麼樣子，他也很清醒。於是也採取了一些手段。比如說，農民在農閒季節服徭役三十天、工匠服徭役三個月，此時一律延長至六個月，以貼補國用。面子工程釀成的窟窿，最後還是從老百姓身上出。
朱元璋在世時，曾明確表示，嚴禁“擾民”，要讓農民安於土地，不得產生二心，然而這一策略，到了朱棣那裡，開始走樣。
帝國龐大的根基還在，所以朱棣能夠用帝國的遺產維持其作大作強的夢想，但很多人已經隱隱看到，當個人的好大喜功，與民眾承受的壓力無法對等之時，其所生的負面效果是什麼。
於是，終於有人頂著壓力上了，他向朱棣上奏，向朱棣平生最得意的一項壯舉提反對意見——下西洋。
這個敢於說話的人，就是前文提到的戶部尚書夏原吉。
夏原吉不是勇士或是鬥士，他也是迫於無奈，不得不說。
一切都是因為皇帝太能花錢，讓他這個管賬的，勉力支持，也殊感不易。
第一筆大開支，是戰爭。朱棣出身行武，頗喜打仗，用暴力征服別人，是他一大愛好，所以他在位期間，掀起過無數戰爭，僅漠北蒙古，就曾五次出征，每次出征，龐大的軍費開支，都在數十萬甚至百萬之間。史料記載，朱棣第一次遠征，就運糧二十萬石，第三次更是用運糧高達三十七萬石，僅徵用的驢子就是三十四萬頭，車子十七萬輛之多，民夫更甚，多達二十三萬多人。各地官吏、民眾不堪其苦，備受煎熬。
另一筆大的開支是下西洋。朱棣打造了世界上最龐大的船隊，兩萬多人的遠航，是人類航海史上的壯舉，但所耗費的龐大開支，卻讓戶部抓襟見肘。每一次鄭和的船隊又要出發時，夏吉言等戶部官員都感到心肝震顫。
下西洋的壯舉，讓後世管錢的官員個個心驚膽戰。直至最後，因為實在拿不出這筆開支，朱棣也不得不強行中止這一舉動。此後數任皇帝再有此念，必有重臣阻止。1447年，明憲宗曾想效仿前朝，再下西洋，兵部尚書、國家重臣劉大夏當即反駁，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議？”憲宗也不敢不聽這位老臣忠語，這一行為至此終止。
更費錢的還有遠征安南，這也是一場浩大的開銷。安南從漢唐就是中國屬地，五代以後才獨立成國。1406年之後，朱棣曾多次用兵，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對其進行征伐，最後安南雖被征服，但所耗費錢財、人力無數，帝國的積蓄也被付之一空，在朱棣死後，交趾（即安南）布政司也隨之撤銷。遠征安南，勞民傷財，最後無功而返。
此外還有京城的遷都、修建，巨大的工程，耗費錢財，勞民傷眾，形成了空前的浪費。
在盛世的背後，在夢想的背面，埋藏著人民的苦難。巨大的透支，造成了空前的通貨膨脹，在夏原吉的眼中，這個虛假的繁榮帝國背後，是難以為繼的財政危機，從永樂三年到十九年，帝國物價飛漲，竟然高達三百多倍。朱棣把國力耗光了，而買單的，就是後來人。
而朱棣最可怕的還不止於此，他把朱元璋建立的務農為本、艱苦樸素的作風全部丟光了，在他之後，好大喜功、鋪張浪費、虛假繁榮，成了很多明朝帝王的通病，像後來出現的英宗、正德、嘉靖、萬曆莫不如此。朱元璋為了維持皇室穩定，推行的一系列與民相安的政策，則被與民爭利的短視行為取代，從獲得民心到失去民心，其實也始於朱棣一朝。
對此，有識之士是有認識的。在鄭和下西洋第一次遠征之時，舉國歡慶，隆重相送，但夏原吉卻隻身前往江浙，那裡出現大饑荒，這位戶部尚書前去賑災。一方面舉功歡慶，共襄盛舉，一方面是民不聊生，災情嚴重，帝國大廈的根基在那一刻已經鬆動，可惜的是，執政者在勝利者的光環中醺醺欲醉，並未意識到危機的到來。
夏原吉終於不能再忍耐了，眼看著高樓再建，寶船將開，戰馬又起，他聯合吳中、呂震、方賓等官員紛紛上疏，稱連年爭戰與鋪張，已經導致“糧餉不足”“戎馬糧儲十喪八九”，夏原吉更是一針見血的指出，“畢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其八九，災費迭作，內外俱疲。”把朱棣幾年來所炫耀的武功，基本上貶得一無是處。
對於這種逆耳之言，朱棣的反應是勃然大怒。上疏之人全部撤職下獄，殺的殺免的免，夏原吉處於死刑，後經內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老臣楊榮求情，免於死刑，在獄中關押。
碰上一個愛花錢的皇帝，不是戶部尚書之難，更是百姓之難。
與夏原吉遭遇過同樣命運的，還有清朝末年慈禧一朝的戶部尚書閻敬銘。
閻敬銘是清朝最傑出的理財專家，從光緒即位開始，就以軍機大臣、大學士身份，管理戶部，幾次大的饑荒和國難，都是因有他在，才能勉力維持，因其功高，所以皇上親賜黃馬褂，權高位重。
這位重臣、老臣，卻也因為頂撞領導，把官弄丟了。
事因起於修建頤和園事件。當時北洋艦隊已經成軍在即，但是慈禧太后卻因慶祝生日在際，把北洋艦隊的經費挪為己用，拿來修頤和園。正直忠烈的閻敬銘對此當然非常不滿，拒絕執行這一愚蠢的指令，甚至直接頂慈禧太后，希望她能“治以節用為本”。慈禧大怒，哪裡聽得進閻敬銘的話。當即撤了閻敬銘的官，革職不用。
與夏原吉等人比起來，閻敬銘還算是好的，起碼沒有被殺頭，也未曾入獄，但也同樣因為發出不和諧的聲音，跌入人生的谷底。
這些忠直之士，雖出發點在為帝皇建功立業，但能站在國運民生的角度，休養生息，與民為便，都堪稱是封建王朝中的治世能臣，而他們的命運跌入了谷底，其實不是個人之痛，而是一個王朝之痛。
１424年，是為永樂二十二年，朱棣率大軍遠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蒙古烏珠穆沁），因軍馬勞頓、虜地旱寒，終於病倒。一代雄主，甚至不能堅持回到京城，就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在臨終之前，朱棣留下了這樣的話：
“夏原吉愛我。”
而此時的夏原吉，還身在獄中，以待罪之身，等待懸而未解的結局。
也許只有在生命彌留之際，朱棣才終於意識到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的真諦吧。也許直到此時，他也才能真正意識到，其實與民休養生息，才是強國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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