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家湯飛凡紀念郵票

他是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千年的傳染病；他是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專家，創造了一個個不可能的醫學奇蹟。

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讚歎他是“人類的朋友”“預防醫學領域裡的一位頑強的戰士”；當今世界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病理學教科書，都記載著他為世界醫學做出的不朽貢獻。雖然現在，他也重獲一定的聲名與榮譽，但他的故事及箇中辛酸正在被國人遺忘。

他就是清末民初的醫學界泰斗——湯飛凡。

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家湯飛凡

少懷懸壺濟世心

湯飛凡出生的那一年，正值湖南家鄉大旱。自幼目睹鄉親貧病交迫的他，遂生懸壺濟世之心。在他6歲時，湯父遵守易子而教的古訓，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義塾學習。何家的少爺——何鍵，即後來國民革命軍的上將，對勤勉求學的湯飛凡青睞有加，不僅親自輔導他算數和自然，更將女兒許配於他。懷高遠之志、結將門之親，預示了湯飛凡傳奇卻坎坷的一生。

1914年，教會學校湘雅醫學院首次在全國招生，年僅17歲的湯飛凡立即放棄在讀的工業學校，參加考試。七年的專業訓練，不僅磨練了他刻苦治學的精神，更讓他對行醫救人有了具體目標。時值微生物學的黃金期，湯飛凡在時代感召下，立志終生研究細菌學及傳染病。

1921年畢業時，有同學邀請他一同開館行醫，湯飛凡斷然拒絕：“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之後，他入北京協和醫院細菌學進修三年，掌握細菌學理論及實驗方法。當時的中國有“南湘雅、北協和”之說，湯飛凡已在國內最頂尖的兩所醫學院完成學業，打下堅實的科研基礎。

經校方推薦，他又獲得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的機會。出國前，他與何二小姐何璉成婚，夫妻倆同赴美國。湯飛凡沒有選擇當一名普通醫生，而是步入崎嶇而清苦的科學之路，成為哈佛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又是三年的進修時光，包括他在內的哈佛人扮演著拓荒者的角色，證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尋找相關測定方法。

畢業後，他的導師再三請他留校，優越的生活條件、先進的研究環境及病毒學展露的前景，的確讓他嚮往。然而曾任湘雅醫學院院長的顏福慶寄來一封信，改變了他的選擇。顏福慶矢志創辦中國獨立的醫學教育體系，促成中山大學醫學院的成立。然而在經費、師資緊缺的情況下，百廢待興，他想到了曾經的優秀學生湯飛凡。

在信中，顏福慶開不出誘人的條件，只是如實告知辦學困難以及發展中國醫學的殷切期望。這封真摯坦誠的信徹底打動了湯飛凡，一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愛國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攜妻子飛往上海，出任醫學院細菌系教授。

1921年，湯飛凡畢業於湘雅醫學專科學校。

中國病毒學的拓荒者

中山大學醫學院開學時，只有8位老師，29個預科學生，而湯飛凡所在的細菌系則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為一名拓荒者，親自設計課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進行研究。1930年起，他陸續發表論文，開啟中國病毒學研究。

兩年後，他兼任英國雷氏德研究所的細菌系主任，有條件從事更復雜的實驗。在上海的八年教學與科研生活中，湯飛凡在病毒學領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論文被世界權威專著及教科書援引，成為經典文獻。如果歷史允許，湯飛凡憑藉他對醫學的熱情、堅韌不拔的精神與嚴謹的治學態度，一定會取得更為驚人的成就。然而1937年爆發的抗戰，打斷了他的研究計劃。

湯飛凡是一位科技精英，也同時是一介文弱書生，但在國家存亡之際，他卻懷著為國捐軀的大愛精神，奔赴抗日救亡的戰場。他報名參加“上海救護委員會”的醫療救護隊，並多次衝在戰場第一線，對傷員進行緊急救護。由於救護站離戰場僅有幾百米，數次險被日軍炮火擊中。在三個月的前線工作中，他幾度出生入死，卻只回過兩次家。

妻子何璉曾擔心他的安危，身高僅有1米60的湯飛凡卻毫不畏懼：“因為我目標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幹這個最合適。”

緊接著上海淪陷，湯飛凡原本準備隨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國，然而已擔任衛生署長的顏福慶又適時出現，改變他的人生軌跡。因戰時的中國瘟疫肆虐，重建中央防疫處成為當務之急。當湯飛凡收到老師的邀請信，再次燃起為國效力的情懷，轉赴“大後方”昆明擔綱處長要職。

剛接手的中央防疫處，財政困難、設備不齊、產能低下、人心渙散，猶如一盤散沙。湯飛凡便重整旗鼓，帶領有限的人員生產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簡單的藥劑，維持日常開支並有盈餘；隨後把防疫處變成國內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產符合國際標準的疫苗和血清。所製藥品不僅送往全國各地，還為英美盟軍所用，為世界二戰的勝利作出貢獻。

國民政府下屬的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海內外。1934年，《科學》雜誌發表文章介紹了其青黴素生產車間的艱苦條件：“沒有自來水，只有一臺又舊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後都要修理的鍋爐；用過的瓊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設備是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裡進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腖供應，完全自己製造……”湯飛凡帶領防疫處的勇士們，克服重重阻力，做出了世界為之驚歎的成績。

抗戰勝利後，湯飛凡隨防疫處遷回北京舊址，重建戰火後的家園。他在美國的資助下建成佔地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又憑藉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建立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1948年，他主持生產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堪比進口產品。可以說，沒有湯飛凡的努力，就沒有中國病毒學的飛躍性發展。

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授予湯飛凡的金質沙眼獎章，表彰他對沙眼病原的分離與確認 湯氏病毒與衣原體之父的

轉眼就到國共內戰，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退，防疫處無法正常運作，他也打算舉家移居美國，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國前夕，他突然改變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個專注科技領域的學者，他捨不得中國剛剛起步的微生物學，捨不得放棄辛苦創建的基業。

而建國之初，也亟需湯飛凡這樣的醫學奇才“建設國家”；國內民眾飽受各種傳染病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應。湯飛凡便被委以“重任”，擔任中共中央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他也竭盡所能，為恢復疫苗的研發與生產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團隊成功遏制華北鼠疫的流行；1961年，他採用牛痘“天體毒種”和乙醚殺菌法，能快速製出大量優質的牛痘疫苗，在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領先16年。

待國內疫情穩定，湯飛凡重拾少年壯志——發明一種可使億萬人免遭傳染病侵襲的預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實驗室，重拾一度中斷的科研——尋找沙眼病原體。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傳染病。當時世界上約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國，有近一半人患病，邊遠地區更有“十眼九沙”之說。而關於它的研究，單單分離沙眼病原體一項就是困擾微生物界數十年的難題。沙眼危害深遠、難以攻克，促使湯飛凡下定決心，潛心於遏止這項傳染病的研究。

那時的醫學家專注於沙眼病原是細菌病原還是病毒病原的爭論。早在1929年起，湯飛凡就在上海進行7個月的實驗，推翻當時頗具影響力的論斷。20多年後，57歲的湯飛凡壯心不已，再次挑戰學術難關。由北京同仁醫院的張曉樓提供典型病例，他帶領團隊開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難度是病毒分離，湯飛凡經過1年辛苦努力，試過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獨創“雞卵黃囊分離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黴素、鏈黴素進行試驗。1955年8月10日，他第8次用新方法試驗，終於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並命名為“TE8”。這一重大突破，讓湯飛凡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位中國人。

有成員催促他立刻發表論文，搶佔世界之先。然而治學嚴謹的湯飛凡卻知道，病原體必須經過重複分離、體外傳代、引起病變等論證，才能稱作真正的病原。因而他不為名利所動，又花費1年心血完成論證工作，才於1956年10月發表論文。

為保萬無一失，湯飛凡不顧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體內，並在身患沙眼的情況下，堅持40天不治療。憑藉“神農嘗百草”的無畏精神，他成功積累了第一手寶貴而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結束病毒學界的爭論。

他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即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各個國家先後用他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尊稱這種病毒為“湯氏病毒”。1970年，學界將沙眼病毒與其它幾種類似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而湯飛凡，正是公認的“衣原體之父”。由於找到了沙眼病原，對症下藥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範圍迅速減少，幾近絕跡。

湯飛凡工作照

一代醫學泰斗迅速隕落

圖 | 50年代湯飛凡與夫人何璉（左）、兒子湯聲聞合影

就在湯飛凡創造微生物學奇蹟之時，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也隨即展開。由於湯飛凡沉浸實驗室的小天地中，無暇參與政治活動，因而暫時免受衝擊。而1958年，繼“反右運動”後，中共又大搞“大躍進”，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拔白旗、插紅旗”運動。這一年，成為湯飛凡的受難殞命之年。

“拔白旗”即拔資產階級白旗，把具有所謂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士加以批判、鬥爭，在衛生部的生物製品所，德高望重的湯飛凡就是一面在劫難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湯飛凡就接到所里黨委的通知，要求他檢查資產階級思想，接受群眾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作檢討，但是“群眾”認為他交待的都是無關痛癢的小事，不能過關。

28、29日兩天，湯飛凡在“全體黨團員大會”繼續檢討。為了“幫助”他過關，所裡還私下安排批判發言，對他“萬箭齊發”。兩天之內，大會從“和風細雨”轉向“狂風暴雨”，起初他還能坐著交待問題，第二天就只剩挨批斗的份兒。隨著氣氛愈發緊張，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級，先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著是“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等。

更荒謬的是，他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說成是把病毒、分離方法送給外國人，“出賣國家利益”。29日散會時，主持人不依不饒地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

30日那天，還有一場會議等著湯飛凡，但他萬念俱灰，不願繼續接受無端的侮辱，在清晨自殺身亡。

人已去，身後風波卻接連不斷。文革時，他繼續被打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他的名字連同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獄，不見天日。發現沙眼病毒的功勞，被人移花接木，安到提供病例的張曉樓身上。(張曉樓，直隸（今河北）正定人，國際著名眼科專家、醫學博士，北京同仁醫院老院長，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第一、二屆主任委員，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得主。)

具體事件如下：

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頒獎事件

——張曉樓冒領本屬湯飛凡的金質獎章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沙眼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鑑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沙眼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沙眼防治的最高榮譽終於屬於湯飛凡，可是IOAT不知道，這世上早已沒有湯飛凡。

湯飛凡的遺孀——何璉，和學生們一同發起呼籲，要求衛生部澄清事實。在求告無路的情況下，將門虎女忍無可忍，於1986年8月致信國際眼科防治組織，要求還湯飛凡一個公道。4個月後，該組織回信，肯定湯飛凡分離出沙眼病毒的事實，並補發獎章，上面只篆刻湯飛凡一人的名字。至此，這段醫學醜聞才告落下帷幕。

1982年11月，中國科學院追授湯飛凡的沙眼病毒研究以二等科技成果獎。

　　1992年11月22日，國家郵電部發行了湯飛凡紀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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