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邱岳峰
我是1971年从五七干校借来上译厂工作的。当时上译厂译制任务非常忙，一部接一部的，不久我就从上海电影演员剧团正式调上译厂工作了。邱岳峰参加英国故事片《简·爱》的配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是译制片的新兵，老厂长陈叙一为了让我尽快熟悉工作，让我跟他参加每部影片的全过程。从做对白本的初对、复对、谈戏、实录、混合录音，直到完成拷贝。《简·爱》对白本刚做完，老厂长就确定了男女主角的配音演员，简·爱由李梓配音，罗切斯特由邱岳峰配音。当时工军宣队还在厂里领导上层建筑的“革命”，名单要交他们审查，当时有位工宣队员就对老邱提出异议：“他还在监督劳动，合适吗？”异议很快被否定：“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要保证译制质量。”工军宣队心里也明白陈叙一是译制片的权威，不听他的也不行。就这样老邱从木工车间的监督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配音工作。
当时我跟老邱并不熟悉，听过他为很多影片配音，知其名，还不知其人。他知道我是从演员剧团借来的，我们很友好地点点头。可是过两天进棚配戏，让我惊叹不已！老邱把罗切斯特配神了，连呼吸喘气都和人物贴切得天衣无缝。
第三天早上老邱带了一个大咖啡瓶（作茶杯用），我看杯子里有几片人参。今天录戏计划是下午要配简·爱离开庄园，罗切斯特醒来发现简·爱走了，他痛苦地喊着：“简——简……”这是一场撕心裂肺的戏。老厂长排实录计划是非常科学的，他把戏打乱，开始录一些过场戏，让演员慢慢摸准角色，然后再进入重场戏，进入高潮，一般把大喊大叫的戏放在最后录，以防中途演员把嗓子喊哑了，影响整部戏的配音。这个方法非常科学，但导演要花工夫认真研究戏，排出实录计划，后来我们当导演的都是这样做，不像现在顺着次序从头录到底。这省事多了，但不利于保证质量。
下午录老邱这场戏，他站在话筒前默默地看了两遍原片，对老厂长说：“来吧!”打了无声，他又轻轻地对了两遍。棚里红灯亮了，正式录！老邱对着画面喊着：“简——简……”一直喊到简·爱在马车上，简·爱在牧师的怀抱里……。回放听一遍，我感到非常好，神情、语气跟罗切斯特很贴切。可老厂长什么也没说，坐在那里，抖着他的二郎腿！
老邱马上明白了，说：“再来一遍。”这次喊得更动情。最后的那个“简”都有些嘶哑了。
回放再听，老厂长只说了一句：“还不够揪心。”
老邱说：“我明白了。”
再录时，老邱中途主动打断：“我口型不好。”
老厂长说：“再听两遍原声。”这既是为了让演员歇口气，更是为了让他重新找到人物状态。
老厂长说：“实录！”
老邱一口气把这一大段戏拿下来了。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那撕心裂肺的喊声最终把简·爱召回桑菲尔德庄园。
老邱一身汗，嗓子也哑了。后来他告诉我：“这些年来难得遇到这样的好戏，我怕顶不下来，才舍命买了点人参，提提精神！”
我对他的敬重油然而生。后来工作接触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成了好朋友。
棚里听你的
那个繁忙的日子我一直跟着老厂长学译制导演工作，孙道临老师借来导戏，我也跟着，还跟过卫禹平、苏秀和胡庆汉。
1973年6月，厂里终于让我独立导演一部译制片《紧急下潜》，由美国明星泰伦·宝华主演，描写二战期间美国潜艇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故事。我作了充分准备，谈戏时，我恳切地对参加配戏的老演员们说：“我是一个新兵，大家都是有经验的前辈，在工作中、实录中发现问题，请及时跟我提出。我们共同商量着把这部戏完成好！”老邱、老尚（尚华）、老于（于鼎）都跟我说：“别有负担，你谈戏、分析影片人物都很好，在棚里大胆执行。我们听你的。真要有什么，我们鉴定补戏还可以解决。”我真是由衷地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老邱在戏里配一个水手长。有一场戏，水手长心脏病复发，一个一直关心他的年轻黑人水手发现了，要报告舰长，让他上岸治疗，水手长发脾气了。因为这是水手长这个人物的亮点，我让老邱配得情绪再强烈些。老邱说：“小孙，我看分寸可以了。你要不满意我再录一个。”再录了一次我很满意，不过老邱提醒我：“鉴定时，咱们看看是否有点过了。”结果鉴定时一看，这段戏有点离谱，老邱安慰我：“这没什么，咱们再补一个吧。”
后来老邱跟我聊天说，任何人的情绪发泄都有一个度，超过了度也就离开了人物。我也坦白地跟他说：“高大全，小分队演出，都要充满激情，对我的影响不浅。”后来搞戏我一直接受这个教训：把握人物感情色彩的分寸，掌握“度”，这对搞电影太重要了。
一次交心
80年代厂里实行值夜班制度，每天夜里有两个男职工睡在厂里值班。那天又轮到演员组，我约老邱跟我一块儿值班。他二话没说：“好的。”下班后我把在襄阳小学念书的女儿送回家，等我赶到厂里时，老邱已先到了，他烧了一壶水，沏了两杯茶，在演员组有阳台的那一间铺上席子，我们俩睡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什么事都很细心，想得很周全。
这天夜里我们喝着茶，什么都聊。
我为什么约老邱值班，就是想和他聊聊。
“老邱，咱们也是老朋友了，恕我直话直说，最近对你有些传言，说你拍了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又导演了《白衣少女》，社会影响大了，有点翘尾巴了。”
“小孙，你来译制厂也快十年了，我是那种翘尾巴的人吗？几十年来我是夹紧尾巴做人还来不及。最近记者采访我是多一些，我说话也可能多了些。几十年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可能给人造成了翘尾巴的感觉，你这提醒很重要。”
从夹紧尾巴做人我们说开了。我说我出身不好，“五类分子”子女我挨上两条：富农、历史反革命。父亲劳改过，我也是一直夹紧尾巴做人。老邱喝了口茶，十分感慨地说：“我的历史问题一直是块心病，也连累三个孩子。这么多年我一直认真改造，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做个勤勤恳恳的好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对我，总该有个结论吧!”
我跟老邱谈及了我父亲的事情。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后去南京侍卫大队，1941年从重庆到陕西西北军需局工作，1948年他回到杭州，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当时我小外公钟伟生是西北军需局少将督察，来南方劝我父亲跟他去台湾，父亲婉言拒绝了。他说：“我在杭州开个小杂货铺，有点积蓄把孩子拉扯大就行了，哪儿也不去了。”1948年底，父亲在西北局的上级汪局长（维恒）伯伯、张（兴国）伯伯从上海打电报给我父亲，让他马上来上海参加解放后的接收工作（我父亲是黄埔计政班毕业的，是搞经济的专门人才），他也谢绝了。1950年杭州解放，不久他被指定参加当时谭震林为校长的浙江革命干部学校，在灵隐寺受训半年，毕业后分配在浙江土产公司任土产收购队队长，去浙江义乌一带收购土特产。1952年镇反运动，他在当地是国民党军阶最高的（上校），一个供给制干部就这样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判劳动改造三年。他如果去台湾返回大陆可以成为爱国人士，他要接受汪伯伯的邀请来上海参加解放后的接收工作，就和汪伯伯、张伯伯一样成为离休干部（汪伯伯解放后任上海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张伯伯是烟酒糖公司经理）。
我问老邱：“你相信命运吗？”
他的回答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命运，这怎么说呢？很多事情，最后无法解释了，往往用‘命运’两个字来解脱！我一直有个问题想不通，解放后，镇反肃反运动、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肯定有，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真有这么多坏人吗？”
我们又扯到艺术上，我问老邱配了那么多人物，《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大独裁者》中的希特勒……你是如何去把握这些人物呢？
“小孙，我认为搞艺术，有两个字很重要，‘感觉’。人有共性，也有差异，也许我看了些书，接触的影片也多，很多人物一出现我就能比较快地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有了这个感觉，你再深进去挖掘人物的个性特点，把握人物的感情色彩、语言节奏、他和周围人物的关系之间的分寸，很自然地你就会融入这个人物。我配戏首先的任务是找这种感觉。如果这个感觉没找对，戏肯定配砸。外人也许看不出，可我心里明白。”
我们又聊到了读书。老邱说：“说实在的，要在译制厂干，就要多读书，而且要看得杂一些。因为我们接触人物，三教九流都有，上至总统，下至流氓，有些生活你是无法去体验的，只有间接从书本上获得。咱们老陈就是一个杂家，他生活阅历也丰富，看的影片也多，外语又好，所以什么样的戏都能把握。小孙，你有个好处爱看书，也爱想问题，还动动笔，这对搞片子很有好处。我们演员组有好几位都有这个优点，苏秀、老卫、尚华、小伍都爱看书。”
最后他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我也能有个书房，就太美了。真的，我心里很内疚，到现在孩子还睡在阁楼上，五口人十七个平方。”我告诉他，书房的梦我也做了多年。记得1962年还在电影学校读书，有一次去延庆路看傅惠珍老师，见刘厚生先生正在书房里写东西。书房并不大，书可真不少，我当时想这辈子要奋斗到有个书房，有个自己的小天地该多好。后来参加《秋瑾》拍戏，幸会于是之老师，他给我留下两件墨宝：“笔墨有情”、“不容易”。我要有个书斋一定要取名“不易斋”。我们两人都陷入遐想之中了。
我一直想问他个问题，一晚上没有启口，憋到第二天早晨我非问不可了。
“老邱，还有谣传你跟×××有不正当关系，我憋了一晚上没问，你得跟我说实话。”
“小孙，昨天晚上我总感到你还有什么话没说，原来是这事儿。我也耳闻了。小孙，你想我都这把年纪了，文艺界这种事儿最能伤人。我能干这种事儿吗？相信老哥，还没糊涂到这种地步。”
他那认真、严肃的神情，让我相信他说的一切是真实的。
老邱，你不该这么早走
没想到过了不久，一个星期一早上，我一进厂就听到老邱的噩耗。整个厂里气氛很凝重，谁都不说话。
由于他是自杀的，厂里不能出面开追悼会，就由我们演员组出面为他开追悼会，全组都忙于这件事。由黄毛（老邱的儿子）通知亲朋好友，我们向上影演员剧团、美影厂一些曾和老邱合作过的朋友们发了通知。
追悼会那天，我们几个人早早去龙华布置大厅的灵堂，没想到很多观众已经自发来到灵堂，挂他们为老邱写的挽联。我们演员组同仁亲手扎的纸花、做的花圈放在正中央。我去签到处，开始准备了一大盒五百朵纸花，一下子发空了，又去买了一大盒，开会前也发空了，后来的人就没有纸花可佩戴了。
邱岳峰追悼会
向遗体告别，我站在老邱遗体前，心里反复是这句话：“你不该这么早走！咱们奋斗的书房还没有实现呢！”
那天我回家很晚了，妻子问我追悼会开得怎样。我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过多次追悼会，这次人最多。很多影迷都是自发来的，他们怀念老邱为他们留下那么多珍贵的译制片。
我妻子说，老邱真不该走。当时要有人在旁边劝一劝，开导一下，也许就不会走绝路了。
我说，我理解老邱，他心里苦，至今政治上还没有个结论。奋斗了三十年，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还住在十七平方米一间屋子里，孩子们睡在自己搭的阁楼上。他的住房还没有我们大，我们至少有一室半二十二平米，两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床。
老邱的死，又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他“文化大革命”时住在老家萧山农村，三次被扫地出门，大会小会批斗 ，他也想过要喝敌敌畏。我母亲很坚强，她说：“干吗死？好人凭什么要死？”父亲说：“我心里苦啊！我连累了你们。”母亲告诉他：“孩子们不会怪你的，会有出头日子的。”这才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
老邱，你也不该这么早走。你要活着，我们一定可以在你的书斋里海阔天空地聊个痛快，你也可以来我的“不易斋”泡杯清茶或者喝杯咖啡，再接着聊艺术创作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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