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隨著城市中商品經濟的繁榮，人們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失去了農耕時期的忠厚純樸，市井間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險惡。有些兇惡貪婪之徒為了追逐財富、滿足慾望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挺而走險、傷天害理，各類刑事案件也越來越多。由於作案者心機狡詐，往往將罪行掩蓋得不露痕跡，當時又缺乏科學技偵條件，因此破案更多地依靠斷案者的經驗和智慧，那些擁有縝密的邏輯判斷和推理能力的官員，偵破了許多疑難案件，留下了大量精彩案例，明朝史料《皇明諸司公案》中就記載過一個離奇的連環殺人案。
明朝萬曆年間，四川廣元縣有個屠戶叫嶽充，他生性殘忍，貪婪不仁。
一天，昭化縣的客商史符，趕著價值三十兩白銀的十幾頭豬給嶽充送貨，由於因故耽誤了行程，到半夜一更時才趕到嶽充家。嶽充見夜深無人知覺，便起了惡念，他備下酒菜款待史符，還殷勤地勸他飲酒。史符遠途跋涉，已經很累了，嶽充又是他的生意夥伴，所以他毫無戒心，放懷暢飲，不覺酩酊大醉。之後嶽充趁機將他勒死，把屍體扔進後院的一口枯井裡。由於事發在深夜，因而無人知曉。
三年後，昭化又有一個富商安其昌來到廣元做生意。此人年少俊雅，還是個風月場中的老手。
嶽充的鄰居梁華成是個裁縫，他的妻子馬氏，長得貌美如花。裁縫鋪對門是個皮匠鋪，皮匠池源清為人輕佻好色，他垂涎馬氏的美色，他曾經想勾搭她，卻遭她嚴詞痛罵。
安其昌有一次到皮匠鋪買鞋，正好看到馬氏倚門張望，只見她身姿窈窕、顧盼生情，安其昌一見之下就被勾了魂，盯著馬氏看得目不轉睛。他詢問了池源清，知道馬氏是裁縫梁華成之妻。
後來，安其昌經常買了緞匹來請梁華成做衣服，如果有零頭剩餘，他也不帶走，就說“送你給你妻子做鞋吧”。他就以做衣服為名多次前往梁家，每次都暗暗希望見到馬氏，心裡更是朝思暮想，整日魂不守舍。過了半年，安其昌竟然得了相思病，症勢沉重得不能起床，生意也不能料理了，就寫了封家信，叫父親來收帳。
梁華成因多時不見安其昌，又聽說他病了，就上門去探望，問道：“聽說貴體欠安，可好一點了嗎？”安其昌說：“我正巴不得你來。如果你可憐我，還能救我一命，不然我與你就只能生離死別啦！”梁華成驚訝地說：“我不會醫，怎麼能救你？只要能救，無不從命。”安其昌道：“你只要肯救，自然能醫得好。”梁華成說：“你是我的老主顧，一直照顧我的生意，哪有見死不救之理。”安其昌說：“那好，我先奉上白銀五兩，待病痊後，再得重謝。”梁華成說：“你先要說你到底得的是什麼病，我能不能醫，要不怎麼能先受銀子呢。”安其昌說：“你必須先受銀子，保證無悔，我才能說病症。”梁華成遲疑未定，只得收了銀子說：“我真的願意幫你醫治，你先說說你的病症。”安其昌曰：“我不是別的病，只是思慕你妻子的美貌，如今相思成病，除非能和她同宿一宵，則心願可遂，虛火可降，然後服藥方可救得殘生。萬望你能行個方便，終身感激。”梁華成聽後心中的感受難以言狀，他思量半晌答道：“就算我同意，也不知道妻子肯不肯。”安其昌說：“丈夫答應了，妻子必然屈從，就託你先把這個意思告訴她吧。”
梁華成回家後，故作懊惱之狀。馬氏問：“你有什麼煩惱事？”梁華成賠著笑說：“有一事開不了口。”馬氏說：“你有事不和我說又去和誰說？”梁華成說：“今日去探視安官人的病，他說是因為愛你美貌，才得的相思病。如能同宿一宵，也許可救他的命，已送了五兩銀子在此。我念他是主顧，又是孤身客商，覺得可憐，當時就答應了，不知你意下何如？”馬氏說：“安官人是個寬厚好人，平日拿了他多少鞋面。如今死生攸關，如救得他命，亦是積了陰德。況且他拿銀子公開提要求，又不是暗地裡行狂悖之事，你既然允諾了，我當然聽你的。”
梁華成馬上就告訴了安其昌，讓他就在當夜去他家幽會。安其昌聞訊，欣喜若狂，只等天晚。不料接到書信的安其昌父親安潤那天晚上正好到了，安其昌無法脫身，不能赴約。
那天夜裡，梁華成去了青樓，馬氏獨自等安其昌來幽會。到二更時還不見人，就倚門張望。對門池皮匠正在磨刀，就過來調戲道：“夜深人靜，娘子在此等甚情人？”馬氏曰：“我等我家官人，你休胡說！”說罷轉身進屋。池皮匠追進去說：“你官人我見他在妓院，不會回來了。還望娘子與我好一回，感德難忘。”馬氏罵道：“奴才安得無禮！明日報我丈夫，與你定奪。”皮匠之前多次示愛都被拒絕，今日求歡不成還遭痛罵，惱羞成怒，就起了殺心，他一刀刺死了馬氏，還割下人頭提出去掛在嶽充的肉鉤上。次日，嶽充早起宰豬，見鉤上掛一人頭，吃了一驚，他因心中有鬼，不敢聲張，就偷偷把人頭扔進後院枯井。
梁華成歸來，見妻子被殺，頭也不見了，不禁驚痛萬分，趕到到安其昌那裡責問他為什麼要殺馬氏。安其昌聞言大驚，連忙辯解不是他所為，安潤也反駁道：“昨夜我兒與我同睡，你為什麼自己殺了妻子，倒來誣賴我兒。”梁華成罵道：“想必是你怨恨你兒子病了，便洩忿於我妻，把她殺了。”
梁華成憤然離去，請人擬了狀子去報官，“狀告為挾仇殺命事：淫豪安其昌，風流嫖蕩，窺伺成妻姿色蓋世，無計成奸，積思成病。昌父安潤翻致怨恨，七月十三夜，潛刀入室，殺死成妻，割去一首，匿無尋蹤。乞究成妻人頭，懲奸償命。哭告。”
安潤也為安其昌寫了狀子報官，“狀訴為移殃事：其昌孤客，病染相思，用銀五兩，明買華成通姦。伊妻約以夜會，尚未成奸。適昌父遠到，勢難赴約。即夜成妻被誰妒殺，竊去一首，移禍昌父。子私買奸，豈達父知，性縱蠢暴，敢輕殺人。彼系土娼，必爭風致殺，昌父何與，乞詳情洞豁。叩訴。
官府接了雙方訴狀後，見是人命大案，便把梁安二人全部拘押。而安其昌因馬氏死了，絕了思念，病竟然痊癒了。
保寧府的柳知府生升堂提審兩人，梁華成說：“我妻非暗娼，外面從來無人，鄰里都知道。安其昌貪思成病，用銀五兩求買奸宿，不是他殺的還能是誰？”安其昌辯解道：“我如果因恨而殺她，當在求歡未遂之前。現在你們已經答應了，又何故殺人？必是被別人所殺。”柳知府說：“婦人外面有人才會爭風致殺，此婦素來清潔，是你花錢買奸宿，怎能推諉他人所殺？快把頭顱交出來!”安其昌道：“他人殺人，我怎麼知頭在哪兒？”柳知府見他不認罪，就對他動了大刑，但安其昌打死不認，知府只得把此案作為疑案擱置，等以後再審。
過了一年，監察御史曾公出巡到廣元縣，安潤勸梁華成說：“我兒本是與你交好的人，決不會殺你妻子。現在死者不能復生，你不如找個好婦人，我出錢替你娶了，你就撤訴吧”梁華成此時已經平靜下來了，也覺得安其昌不大可能殺馬氏，就聽了勸去官府撤訴。
但曾御史不允許，他說：“人命重案，豈容私了？我親自到你家查問!”於是即刻押著安其昌趕到梁家，找來幾個鄰居訊問：“此婦曾有姦夫否？”眾人都說：“沒有。”曾御史發怒道：“婦人平素如無姦夫，必是安其昌所殺，肯定要問他死罪!”又下令將他當場責打三十棍。
曾御史回衙後，吩咐皂隸丘榮：“我將安其昌定成死罪一事，你可到他家那條街上探訪，看誰說他冤枉的，馬上抓來。”丘榮得命即去。見到街上人就說：“殺此婦的真兇不明，頭又不知哪裡去了，要說不是安其昌，可那夜只有他去了，真是太奇怪了。”有一個皮店徒弟問池源清：“不知安其昌殺婦人是不是真被冤枉了？”池源清嘆曰：“天下那有真事，此人是枉屈的啊。”丘榮聞聽後，就把他抓去見曾御史。
曾御史怒斥池源清：“我已經訪得梁華成妻是你所殺，只是恨安其昌不應該明目張膽花錢買通姦，所以才責打他，不是真要讓他償命。你趕緊把頭顱交出來。”池源清開始不肯認，曾察院下令上刑，池源清受刑不過，只能招了：“婦人是我求歡不從，故一怒之下殺的，將其頭割下掛在嶽充肉鉤上，不知後來下落。”曾御史立即命令將嶽充抓來，問道：“去年七月十三，池源清掛一婦人頭在你肉鉤上，你埋在哪裡了？”嶽充本來很緊張，但見曾御史只問池源清殺人的事，與己無干，一時忘記自己把史符的屍體扔在枯井裡了，就照直說：“那日見到婦人頭顱，怕惹禍，就扔在後園枯井裡了。”
曾御史命押著嶽充和仵作一起去取，仵作下井取得一副頭骨，又取出一副全體骸骨，送到衙門。曾察院問嶽充：“此是誰人骸骨？你是何年月所殺？”嶽充見事已發，知道已無法掩蓋，便從實招了。在一旁的安潤聽了大驚道：“史符是我鄰居，向我借錢買豬做生意，後來不知死在哪裡了。今天竟然因昭雪一樁冤案也使另一個冤案真相大白，真是天意啊！”
案情已明，曾御史當堂宣判：“嶽充謀財害命，拋屍枯井，罪在不赦，依律處斬；池源清對婦女圖謀不軌，因求歡不成，惱羞殺人，按律處斬；安其昌雖然花錢買奸，但因為得病的原因與此有關，所以情有可原；梁華成不應該隱忍人家的無理要求，收錢賣姦，導致妻子慘死，應該受懲罰，處以杖責。”
此案中兩起兇殺都無人知曉，本來很難查究，梁華成後來也肯撤訴私了，如果真的這樣也就成了一樁破不了的懸案。但曾御史斷定殺馬氏者必是附近居民，所以將安其昌押到那裡，施以刑罰，然後派人觀察，如果有誰說他冤枉，那個人就是知情者，結果真的挖出真兇，還連帶破了史符被害案。
從這個案件，也可以一窺明代的社會生活情況，雖然明代文化高度發達，擁有領先世界的文官制度，國家行政管理體系也很完善，但的那時的社會遠不如現在安全。一個商人趕著一群牲畜去交易，失蹤後竟然無人知曉，也沒有人過問此事，即使借給他錢的安潤，無端蒙受了一筆損失，也只有個“不知死在哪裡”的疑問，並未去報官，可見這種事在當時很常見，已經不能引起特別關注了。 在這種背景下，長途販運有很大的安全風險，而安潤對史符的失蹤沒有特別吃驚，可見他放貸時就已經有將其列入壞賬的準備了。
明朝的法典雖然已經很完善，但執法並不科學，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柳知府僅憑馬氏沒有情夫，而安其昌又花錢買奸就認定他是兇手，既無證據也不合邏輯，簡直是“葫蘆僧判斷糊塗案”。此案讓我們吃驚的是，當時的兇殺大案在沒有抓到兇手前，居然可以通過撤訴私了，要不是曾御史不允，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再看曾御史，他顯然是個認真負責的官員，拒絕了將此人命案私了，而且足智多謀，做出了正確判斷，巧設陷阱抓到了真兇，還破了本來無人知曉的陳年舊案，令兇犯伏法，聲張了正義，還了被害者一個公道，可謂善莫大焉。然而他辦案的過程看似並不合理嚴謹，僅憑誰說安其昌是冤枉的就認定他知道內情，抓來嚴刑拷打，逼他說出真相，這在如今看來是很荒唐的。因為每個人對這件事都會有自己的判斷，有人認為安其昌是冤枉的並不奇怪，曾御史這個判斷在邏輯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抓錯，完全可能製造冤案。可是曾御史準確抓住了真兇，而且結論並不武斷，因為他斷案除了依靠證據和邏輯外，還有他對人性的深刻洞悉，而只有對人情世故有著透徹體察和感悟、擁有豐富社會閱歷的人，才能形成這種城府和洞察力，這種素養，對缺少科學技偵手段的古代辦案者來說尤其重要，柳知府就是缺了這種關鍵素養，才無法破解此案。
相比之下，當代社會比明朝文明得多，也安全得多，至少不會連人帶貨在城市裡失蹤而無人知曉，已經立案的殺人案件也不可能被私了，當然也不會因為對一個案件的處理發表私下評論就被抓去嚴刑拷打。那些無限嚮往大明的文明繁華，希望穿越過去的人們其實更應該慶幸我們生活在如今這個重視人性關懷的科技昌明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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