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大國，有遼闊廣大的邊疆地區，這一點和西歐國家不同而和俄國、美國相類似。18世紀，清政府全神貫注於經營邊疆，繼軍事行動之後，在各個邊疆地區設官築城，駐兵屯田，以鞏固統一，發展當地的經濟、文化，清政府經營邊疆成績巨大，影響深遠。在此前後，俄國和美國則在擴張和經營各自的邊疆。
16世紀末，以葉爾馬克為首的俄國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打敗了西比爾汗國。17世紀初，俄國迅速向東擴張，在西伯利亞的廣闊土地上獵取貂皮，設置據點，屠殺土著，如入無人之境，先後佔領鄂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蘇聯通史》上寫道：“一群一群想發財的人，幾乎是同時從葉尼塞斯克和曼加捷亞兩方面向勒拿河奔去。他們進攻住在勒拿河畔的雅庫梯人，奪取他們的皮貨與牲畜，俘虜婦女和小孩。葉尼塞斯克及曼加捷亞的軍役人員不僅接二連三地搶劫居民，並且彼此也常為劫掠物而戰鬥。”［1］俄國擴張的速度迅速，17世紀中葉已進抵鄂霍茨克海，瀕臨太平洋。它甚至侵入中國的黑龍江流域，佔據了尼布楚、雅克薩等地，康熙帝奉行軍事反擊和外交談判同時並舉的方針，與俄國進行邊界談判，使俄國撤出雅克薩，退還黑龍江中下游，但仍佔據著尼布楚。到18世紀，俄國更向東北挺進，跨越白令海峽，佔據了北美洲的阿拉斯加。
美國的邊疆擴張從1783年獨立戰爭結束以後開始，當時美國僅有本部13個州，面積約89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400萬。先是英國因戰敗而將阿巴拉契亞山以西、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土地讓給美國。從此開始了強勁而持續的“西進運動”。1803年向法國購買了路易斯安那，這片土地幾乎包括了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土地廣闊而肥沃，面積80多萬平方公里。接著從西班牙手裡奪取和購買了佛羅里達，向英國購買了北達科他州，1845年合併了墨西哥的得克薩斯，1848年對墨西哥戰爭結束後，得到了新墨西哥、亞利桑納、加里福尼亞等地。美國把邊疆從密西西比河向西拓展一千英里，跨過落基山，直抵太平洋東岸。
美國向西部擴張十分迅速，驅逐和屠殺印第安人，霸佔他們的土地，掠奪他們的財富。印第安土著人口稀少，缺乏組織，社會發展程度較低，不能進行有效的抵抗。美國西進的動力是奪取土地。中西部遼闊廣大，一望無際，土質肥沃，政府以低廉的價格，標賣土地，土地投機商十分活躍。
美國一些擴張分子狂熱地迷戀土地，他們口出狂言：“應該給年輕的美國讓路，他還沒有足夠的土地。它需要更多的土地作為他夏季的納涼處，它需要更多的土地作為他的美麗牧場。我告訴你們，我們將把俄勒岡給它作為他的夏季蔭涼處，並把得克薩斯給它作為他的冬季牧場……浩瀚的太平洋和澎湃的大西洋將屬於它的，直到它在冰凍的海洋裡解了渴，它才罷休。”［2］美國從建國以後一直在向中西部擴張推進。在西進運動中，締造了美國，形成了美國的民族精神。美國的邊疆學派歷史學家傑克遜·特納說：“直到現在，一部美國史大部分可以說是大西部的拓殖史。”［3］
稍晚於俄國，稍早於美國，清朝也在努力經營邊疆。康熙帝平定三藩、統一了臺灣之後，把戰略重點轉移到北方，一方面對付入侵黑龍江的俄羅斯，1689年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使東北邊疆安定下來，另一方面以極大力量征討準噶爾蒙古的噶爾丹。當時的準噶爾是清朝統一中國的最大障礙，它勢力強盛，佔地遼闊，以伊犁為中心，雄踞天山北路，征服了天山南路的維吾爾（回部），控制著青海、西藏、哈薩克，又入侵和佔領喀爾喀蒙古（外蒙），把外蒙王公趕往南逃，並進軍呼倫貝爾，軍鋒達烏蘭布通，威脅北京。不戰勝準噶爾，清朝統治不能穩定，統一全中國更無可能。此後，清朝和準噶爾進行了長達70年的戰爭，戰爭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烏蘭布通之戰到1697年噶爾丹失敗身亡。康熙幾次親征，得到內外蒙古協力相助，在烏蘭布通和昭莫多戰鬥中，清軍大獲全勝。噶爾丹在伊犁的根據地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佔，進退失據，流竄不定，1697年勢窮自盡。清軍雖戰勝，力量損耗亦大，無力遠征伊犁，雙方停戰20年。第二階段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準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入西藏，攻殺拉藏汗，欲以武力吞滅西藏。清軍援藏，驅逐準噶爾，又有北路和通泊之戰與光顯寺之戰，鏖兵十多年，雙方互有勝負，精疲力竭，又議和停戰20年。第三階段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乘準噶爾部內訌之際，命將出師，遠征天山北路，攻克伊犁，俘獲準噶爾汗達瓦齊，中經反覆，已投降清朝的阿睦爾撒納，覬覦準噶爾汗位，煽眾復叛。
清廷再次出兵，阿睦爾撒納戰敗，逃往俄羅斯，1757年客死異國。翌年，回部的大小和卓據天山南路叛亂，被清軍討平。歷時近70年的平定準噶爾戰爭，屢經波折而勝利結束。在此前後，又經苗疆的改土歸流，西藏的平定叛亂和驅逐廓爾喀入侵以及兩次金川戰爭、緬甸戰爭、安南戰爭、臺灣鎮壓林爽文起義，清朝在邊疆地區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長期戰爭，其中平定準噶爾的戰爭歷時最久，用力最大，意義亦最為重要。它掃除了清朝統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從此結束了中國西北遊牧地區和中原農耕地區長期對峙的局面，全國復歸於一個政權的管理之下，為中國近代版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繼軍事征討之後，清朝在邊疆地區採取一系列措施，設官築城，移民屯田，安撫少數民族，使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清朝在中央特設理藩院，為管理邊疆地區的機構。其地位與六部平行，對駐邊的將軍、大臣有監督和指導的權力，處理邊疆要政，有迅赴機宜之功。又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設置不同的軍政機構，以加強中央對邊疆地區的管轄，如東北盛京、吉林、黑龍江與西北的伊犁地近俄國，為防範強鄰入侵，實行軍府制，設立將軍，派兵駐守，兼理民政與軍事。在蒙古地區設立盟旗制，給以一定的自治權力，盟長、旗長既是本盟本旗的上層貴族，又是國家的行政官員，受理藩院的監督管理。天山南路保留回部原有的體制，廢除和卓家族的特權，仍實行伯克制，由清廷派授，管理民政。烏魯木齊、巴里坤一帶，因遷來的漢民較多，故實行與內地相同的府州縣制。西藏地區奉行政教合一，清廷大力建立起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權威，設立西藏地區政府“噶廈”，並派駐藏大臣，駐在拉薩，與達賴共同理事。西南雲、貴、桂、川、湘，實行“改土歸流”，取消土司、頭人的特權，設置府州縣。臺灣先設府、後設道，屬福建省管轄，19世紀後期升格為臺灣省。
邊疆地區多少數民族，清王朝原來就是由滿族建立的，比較關心少數民族的利益，理解他們的要求與心理，因而能制定較合理、較有成效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關係，增進了民族團結。清朝的基本方針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即是不改變其原來的社會習俗、宗教信仰以及適宜的體制而整頓他們的政治，發展他們的經濟、文化。清廷儘量團結、利用少數民族中的上層分子，保留和承認他們的統治權，封以高官顯爵，給以俸祿賞賜，減免賦稅差徭，並和蒙族通婚。滿族自皇帝至王公高官常娶蒙古女子，立為后妃福晉，而蒙古貴族常娶滿族的公主、郡主、格格為妻，以婚姻關係，加強“滿蒙一體”，以保證邊疆的安定。
清朝為防衛邊疆的安全，設置一系列軍事哨所，名為“卡倫”。有常年固定的“常設卡倫”，有不固定的“移設卡倫”、“添撤卡倫”，還規定了定期巡閱邊界的制度。為了保證邊疆地區人員往來方便，政令信息暢通，清廷廣設臺站，開闢驛路，形成了從北京到達東北、西北和西南邊疆的臺站網絡。
清廷又致力於邊疆的開發，由於人口過剩，內地人民紛紛往邊疆遷移。如東北地區雖有封禁之令，而河北、山西、山東人民素有“闖關東”之習，前往東北墾荒挖參。乾隆帝說“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輔山左，無業窮氓，挈侶至者，鹹墾荒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戶口繁孽，藉此以養無數萬窮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嘗廣飭也”［4］。乾隆帝的這段話，說明清統治者順應這一歷史趨勢，睜一眼閉一眼不去嚴禁移民之湧向東北。內蒙地區未墾之地甚多，“走西口”的內地移民亦絡繹於途。乾隆帝說“古北口外一帶，往代皆號巖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僕，視同一家，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溥，設而禁之，是厲民矣”［5］，乾隆帝認識到，禁止移民，是坑害老百姓的政策。新疆地區，清廷從平定準噶爾以後，更是鼓勵移民，有計劃地遷移人口，設置屯田。乾隆帝說：“自新疆底定後將及四十年，該省（按：指甘肅省）之無業貧民，前往伊犁、烏魯木齊及回疆等處作貿認墾者，安居樂業，戶口日增，不下數千百萬人。其往來貿遷並獲厚利，而該省本地居民生計，藉此亦臻饒裕……稽之史牒，只有疲弊中國之物力以事遠域，從未有藉口外之地產以贍中國之民人者，此皆仰荷上蒼眷佑，版圖式廓，中外一家，因以天地自然之美利，養給中國之億萬生靈。”［6］乾隆帝懂得了利用邊疆廣闊的土地資源，以養育過剩人口的道理。至於西南地區，原來土司、頭人把持、封禁的土地也得以開墾，如雲南一些邊遠的地方，“楚、蜀、黔、粵之民，攜挈妻孥，風餐露宿而來”［7］；雲貴交界之處“焚烈山林，久荒之土，畝收數倍”［8］；湘西地區“凡土司之新闢者，省民率掣孥入居，墾山為壟，列植相望”。臺灣海島，當康熙二十二年（1783年）鄭克塽歸降清朝時，人口12萬人，因“臺疆初闢，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穫豐稔，漳泉粵東之民，趨之若鶩”，人口迅速增加，至嘉慶十六年（1811年）已增至194萬人。
儘管18世紀中原和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仍有很大的差距，但當時邊疆的人口驟增，墾田日多，經濟、文化有較大發展，民族關係得到改善，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大大增強，出現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團結統一的局面。
如果把18世紀中國對邊疆的經營與俄、美兩國的擴張作比較，則有著明顯的不同特點：
第一，中國的邊疆經營是在重新統一的自古以來的版圖之內。從漢唐以來，中國的疆域已很遼闊廣大，東北至黑龍江，北至貝加爾湖、西北跨越蔥嶺，至中亞地區，西南至喜馬拉雅山、南至南海諸島。但統一的程度很不鞏固，邊疆各族經常據地抗衡，境內許多地方經常不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清朝康雍乾時期，削平各個民族的割據稱雄，實現了統一，使中國全境接受中央政權的有效管轄，其範圍則沒有超出自古以來即是中國領土的範圍之外。而俄、美兩國，一向東部擴張，一向西部挺進，都是奪取新領土，開拓新邊疆，都是俄國人、美國人從前沒有到過的地方。中國是在重新統一的領土範圍內進行經營，而俄國、美國則是在新獲得的土地上進行殖民擴張，這是重要的區別。
第二，俄國邊疆的東擴和美國邊疆的西擴是由經濟利益直接驅動的。西伯利亞盛產貂皮，而服用貂皮衣著是當時歐洲顯貴們的時尚，為了取得貂皮，俄國的獵戶、商人、哥薩克大批湧到西伯利亞。17和18世紀俄國的貂皮貿易所得，佔國庫收入的十分之一。而美國的西進是為取得大片廉價而肥沃的土地。獨立戰爭後，美國西部人煙稀少的廣大地區得以開放，這對土地投機家是極大的“福音”，而美國政府由於負債累累，以廉價出售不費氣力取得的大塊土地，每塊達640英畝，這正好符合土地投機家的利益。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又一股搶奪土地和向西部推進的浪潮。
而中國的情形完全不同，清廷征討準噶爾得不到什麼直接的經濟利益，它所考慮的是要解除西北遊牧民族對中央政權的威脅。自從漢唐宋明以來，對付遊牧民族的入侵是歷代統治者最傷腦筋的難題。歷史上許多次勞師糜餉，或防禦戍邊，或進軍遠征，都是為了要把敵對的遊牧民族擋在遠距離之外，使它不能進入中原的農耕地區。每次戰爭動輒耗銀千萬兩，轉戰於黃沙大漠之中，得不到補償，不可能像俄國得到貴重的貂皮，也不可能像美國得到肥沃的可耕地。因此，俄國和美國的邊疆擴張持續多年，幾乎沒有終結，它和直接的經濟利益相聯結，只要有貂皮、土地可得，擴張運動就得到推動而持續下去，直至到達太平洋岸為止。而清朝的邊疆經營，打了勝仗，削弱或趕跑了敵人，取得一定的安全係數之後，軍事行動就會停止下來，國家財政不能夠長期支持邊疆戰爭。故準噶爾戰爭雖長達70年之久，然其間兩次停戰議和，停戰時間長達40多年。當康熙擊敗準噶爾，不能乘勝掃穴犁庭，進攻伊犁而不得不休兵議和。當乾隆平定準噶爾、回部以後亦不再西進，攻擊哈薩克、浩罕，因為沒有經濟利益去推動其軍事行動。
第三，俄國、美國向東部或西部擴張，是在人煙稀少的地區進行拓殖，所遇阻力較小。西伯利亞的通古斯人、布利亞特人、雅庫特人或美洲的印第安人，人口很少，經濟落後，組織鬆散，處在原始部落階段，尚未形成國家組織，沒有堅強的防禦能力。故俄國、美國的擴張活動往往是國家支持下的私人行為，幾十或成百人組成的俄國哥薩克隊伍或美國的大車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土地上橫衝直撞，憑著精良的火器，肆意掠奪，屠殺土著，如入無人之境。而清朝統一邊疆，它所面對的準噶爾蒙古，人眾60萬，經濟相當發達，組織嚴密，勇猛善戰，其他回部、苗民、金川人也有強韌的戰鬥力。故邊疆的統一和經營必須採取集中的軍事行動，出動政府的正規軍，進行大規模戰爭，以掃除統一道路上的障礙。然後採取行政和經濟措施，築城駐兵，設官建署，移民屯田，開通驛路，發展農牧業生產。
中國與俄國、美國都是大國，在進入近代以前都有一段經營其邊疆的歷史，性質、動機、形式、意義各不相同。但對本國曆史和全世界都有極大影響。對中國來說，實現了重新統一，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版圖，加強了民族聯繫，逐步形成了團結、和睦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對俄國和美國來說，擴大了本國領土，獲取了豐富的資源，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並在擴張過程中塑造了俄國人和美國人的民族性格。
對全世界而言，這三個大國的存在和崛起，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影響近現代國際政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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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潘克拉託娃主編：《蘇聯通史》，第1卷，第253頁。
［2］托馬斯·貝利：《美國人民外交史》，第227頁，新澤西，1980年版。
［3］特納：《美國曆史上的邊疆》，第1頁，紐約，1920年版。
［4］《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四集，卷五四《盛京土產雜詠十二首》。
［5］《清高宗實錄》，卷六一二。
［6］《清高宗御製詩文集》，五集，卷九二《陝甘總督勒保報二麥收成八分有餘，詩以志慰》。
［7］《清世宗實錄》。
［8］道光《廣南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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