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家的知識結構與不自覺的書法觀念
沈曾植為清同治二年舉人，光緒六年進士。一生浸淫官場，是地道的達官貴人。初任刑部，後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54歲時外放為知府，而道臺，而提學，終於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歷，至少使他可保衣食無虞，同時還有相當精力進行學術研究活動。
與前清的許多著名學者一樣，沈曾植是身在官場心存學術。我們在他以前看到了阮元，在他同時則看到端方。作為官僚，他們都身負邦國之重;但作為學問家，他們又都超脫得可以也沉迷得可以。沈曾植上承清代金石小學傳統，對清代中葉與金石考據之學同時興起的西北輿地之學抱有濃厚的興趣—這是清末大多數學問家孜孜以求的研究領域。“會試時奉答西北邊檄之事獨優，聲冠全場，而俄國使臣請教《蒙古圖志》中載唐碑三種，亦作跋詳答之，以後則旁及南洋各島航路及外國貿易通道等內容”，作為一個輿地學家，他的成就已足稱大宗。除此之外，還精通刑律，上溯漢魏下達今時，當時人譽為“律家第一”。如果加上他祖上曾五任學政，是學有淵源，再加上他曾受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任兩湖書院史席，以及他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一個外交機構，等等，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這是一個地道的清代學者形象而不是一個具有藝術開拓精神的民國初大家—事實上，沈曾植進入民國時已垂垂老矣。辛亥革命時他已61歲，而且也的的確確當過幾夭遺老。
但僅僅以此視他是不全面的。首先，他並非是個只知鑽故紙堆而不問世事的書生。在安徽布政使任內，因貝子載振出皖境、勒索藩庫鉅款，他堅決抗命，得罪權貴而後乞歸，足以見出他尚骨氣的一面。而林則徐禁鴉片，滿朝惶惶然之時，他也能堅決贊同推戴並轉向洋務運動，贊成造槍炮、辦工廠派留學生出洋，見出他重視自強不甘國恥的一面。因此，他似乎應該是較少圓滑乖巧八面玲瓏的官場習氣，但又能識天下大事的一種類型，在晚清腐敗的官場爭鬥中，這樣的人物百不一見。
觀念、知識結構上如此具有清季風氣的沈曾植，按理說在書法上未必具有多少開拓能量。他優國憂民，潛心學術，僅此一項，就無法使他像專門藝術家那樣專注於書法而不旁鶩，在這方面他不如吳昌碩遠甚。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客觀外部條件的變更迫使他轉向到書法中來，以他本人當時身為高官、參與外交又有淵博的輿地刑律學識，他不可能有以畢生精力鑽研書法勿、道”的想頭。這些外部條件的變更大致有二:一、從安徽布政使護理巡撫的官職上移病乞歸，主要原因是得罪權貴不肯同流合氣二、辛亥革命以後對民國新思想格格不人，懷抱著忠君復清的遺民之望徒喚奈何。前者使他本來十分喧雜的官場生涯忽然冶靜下來，在初時的百無聊賴之後重操乾、嘉舊學之業，專心於漢學(訓話)、宋學(性理)以及地理沿革，當然，也時時為一些名碑佳拓作跋寫記。而後者則使他“致君堯舜”的理想將近破滅，更沉浸到唯一能夠解脫自己的書法藝術之中不思自拔，對碑帖考據當然也花費了許多精力。
於是，他從一個偶然的學者式立場轉向持之以恆的書法家立場。公餘點綴一二的碑帖序跋可以是不關痛癢的，而專注於此卻是洋洋大觀的，這是第一重轉折;從學者式的碑帖序跋考證又到傾全身之力投人創作，是從學問家轉向藝術家，這是第二重轉振這兩重轉折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清末民初遺老書家群們的共同經歷與共同心態，只不過大多數遺老的質量沒有那麼高、典型性沒有那麼強烈明晰而已。這當然不是說沈曾植早年絕對不是書家，只有辛亥革命以後才是:光緒年間他不過四五十歲之間。《寐叟題跋》稱:“光緒壬寅正月，重入都門，過澄雲閣與杜生話舊，攜此本歸，斜日離離，暮雲四合，矮窗展玩，，l8悵移tT f桑榆書畫之緣，意復從此始耶?持卿記。”這可以說是他較早投身於書畫之娛的自白。也許，真正的從事書法的時間當更早於此，只不過那時他僅僅以此自遣、未必以之作為正經事罷了。 金石家的知識結構與不自覺的書法觀念（2）
那麼在辛亥革命之後，他終於以滿腹經倫又以告假之身—當然還有對時局幻想的破滅與遺憾，開始對書法傾注了眾多的精力。從歷史角度看，不音說是辛亥革命和隨後的五四運動作為客觀世界的無情轉變，從反面推動了沈曾植的書法意識。不是這種社會變革，他還浸沉於忠君愛國的政治家理想中不思自拔，當然更不會去玩書法。這表明他的書法意識是被動的、自然成形的而非是主動的有追求目標的。 從清末的將相貴胃到封疆大吏中，我們大約也找不出比這更藝術的例證來。而從沈曾植個人角度看，則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先失意於權貴(剛直不阿)又失意於時勢(保守自囿)，作為一個略帶矛盾的對比，反倒成全了他在藝術上的輝煌業績:他終於在50歲以後進入書法，至60歲之後則完全沉溺於其中不能自拔—這是一種晚年卒成大器(當然不是治國平天下之器)的成功範例。從事書法並取得成功，既非出於他的刻苦幾十載，也並非是基於他的無限熱愛，而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這豈非有趣之至?
我們說沈曾植的成功帶有偶然性與僥倖性，事實上，他從來也沒有將書法視為藝術目標的想頭。先是小技，後來則成為他對舊王朝舊文化緬懷的渠道，即使是“書以載道”的有限藝術思想他也沒有—他從來不認為一介書法與至高無上的“道”有什麼值得牽涉之處。在他勸康有為學書法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一種修心內省式的奇特書法目標:
“厥友告之日:……且妝為人太多而為己太少，拘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間幹大道哉?”
—《廣藝舟雙揖·序》
“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
一一《康有為年譜》
“厥友”即是沈曾植。在他而言，大道是立身之道，但不是“書以載道”之治國平天下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康有為不思內虛，故對於修身自省還要借書法碑版多加歷練。但我們從中看到的立場卻是“借”書法，是以修身為本、書法為用，這可以是文人墨客翰墨遊戲時灑脫的表白，卻不是書法藝術家應有的立場。沈曾植既然這樣去勸康有為，想必也是這樣自視，於是另一個也許根據不足的判斷則是:即使沈曾植晚年走投無路，甘心以書法終老，但他的目的也還是“借”書法以完整人格，書法並不是他的最終目標。這使他作為一個書壇宗師帶有極濃郁的傳奇色彩:他是在一個無目的的歷史條件下無目的地登上了領袖的寶座。
我們當然不能苛求於沈曾植，對民國前後的書家，又是在清朝的官場與學問中浸淫了許多年，能有如此書法觀也屬正常.作為一個典型形象，他身上已經有了新時代的曙光，但更多的則是舊時代習以為常的那一套。徐興作詩廠是治國平天下者無可奈何之語，那麼沈曾植之無意為書家而終至成為書家，反映出的也是同一原理。在他生前或後世，對他倍加推崇的大有人在。如章太炎生前奉沈書為至寶，世襲珍藏，推揚有加。 以章氏曾反對帝制為一代名流，又是學術泰斗，眼界極高，卻對在政治上格格不入的遺老沈曾植如此厚愛，顯見得是沈曾植的書法藝術深深打動了他。至於郭縣人蔡晨笙對沈氏的沉迷更是近代書壇上的一大佳話。他竟專門收集沈氏墨寶，特闢“寶寐閣”以藏之，彪炳照眼，為沈氏書法的一大淵戴。即使是吳昌碩、黃賓虹這樣的大師也還沒有如此殊榮。但我們還是發現沈曾植的對此不屑一顧，毫無沽沽自喜的炫耀之色。或許，如果不是特定原由使他在去世前一年曾掛牌w書的話，他本來是更想以學問終老的。
這就是沈曾植，一個很難理解的沈曾植。
金石家的知識結構與不自覺的書法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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