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是一個傳統的佛教國家，具有悠久的佛教歷史。相傳距今2500年前，佛陀初成正覺，緬甸商人帝富沙、跋梨迦兄弟從歐格拉巴（今仰光）出發，到印度經商，途中遇到佛陀在山檨子樹下說法，二人聞法解悟，遂接受皈依。回國後，他們將釋迦牟尼所賜佛發八根埋在仰光德固達拉崗，並建造佛塔供奉。據稱，如今的佛教聖地仰光大金塔就是在當年該塔的基礎上，經歷代加高修葺而成。
現今的仰光大金塔
上述事件無考古材料直接佐證，多數學者認為佛教傳入緬甸的時間是公元前3世紀，而南傳佛教在緬甸得以廣泛傳播的時間是公元5世紀。發展至今，佛教已在緬甸人心中深深紮根，並影響到緬甸社會的各個層面，緬甸的國家政治也與佛教息息相關，使緬甸成為當今世界為數不多的深受佛教影響的國家之一。
一、佛教在緬甸地位舉足輕重，佛教思想長期影響作為佛教徒的國家領導制定並實施政策
1057年，建立緬甸第一個統一封建王朝的阿努律陀王率軍南下，攻克南部孟人國家，取得佛教三藏經，帶回大量僧侶，始尊佛教為國教。此後歷代，佛教都被緬甸統治者視為加強統治的工具，當政者為維護自身權力，轉移國內矛盾，凝聚民心，往往將民族主義與佛教教旨相結合，以此鞏固統治地位。佛教與緬甸政治緊密結合，甚至一度達到政教合一的地步。
1948年緬甸獨立後，憲法規定“國家承認佛教為聯邦大多數公民的宗教的特殊地位”，恢復了佛教在英國殖民時期被廢除的國教地位。1962年，奈溫接管緬甸政權之後，對於前吳努政府把佛教定為國教非常不滿，取締佛教特殊地位，實行政教分離，不允許佛教干預政治，並試圖建立僧團管理制度，干預佛教寺廟的自治。但與此同時，奈溫的治國理念也受到佛教思想深刻的影響。奈溫政府頒佈《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的哲學——人和環境相互關係的理論》，將之作為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領導國家的指導思想。而該思想即源自佛教，認為“依次有彼生，此生故彼生”，物質和意識相互依附、相互影響，這其中滲透著佛教的輪迴和無常思想。可以說，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推行的“社會主義”實即“佛教社會主義”。1988年緬甸因經濟崩潰和政局不穩，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運動，標誌著該理論的徹底失敗。
1988年緬甸全國動亂
當前，雖然緬甸實行的2008年憲法已刪除將佛教定為國教的規定，明確“如果與社會治安、公民道德、公民健康以及與本憲法其他條款不相沖突，每個公民在宗教事務方面享有自由主張和自由信仰的權利”。但在當今緬甸政壇，上到國務資政昂山素季、總統吳溫敏、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等國家領導人，下到政府部長、公務員，幾乎全是虔誠的佛教徒。每年逢重大節慶，國家領導人都會前往寺廟向高僧佈施，或短暫出家修行，為國家積累“福報”。佛教也業已成為左右緬甸執政者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
昂山素季是影響緬甸政壇的重要一極，佛教思想貫穿其參政以來的所有理念，並形成一套完整的佛教政治思想體系。作為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季將佛教中輪迴、緣起性空、無我、眾生平等概念與緬甸政治相結合，並藉此闡釋其對民主、人權、自由、政治權力、鬥爭手段等方面的看法，利用佛教進行政治思想本土化，推動廣泛信仰佛教的民眾參與民主運動，改造緬甸社會，推翻軍政府統治。例如，昂山素季在其政論文章《人權與緬甸》中寫道，“作為緬甸傳統文化基石的佛教，恰恰將最大的價值寄託在人身上，在芸芸眾生中，唯有人能夠達到佛的至高無上境界，每個人都蘊藏著潛力，人的生命是無限寶貴的”；“專制政權卻不承認人是國家的寶貴成份，以為公民不過是沒有個性沒有頭腦可任意擺佈的群氓”。昂山素季藉此宣揚人權，解放思想，激發民眾抵抗專政政權。
昂山素季在被軟禁期間學習佛經
作為國家領導人，昂山素季的治國理念中也包含大量佛教因素。例如，昂山素季以佛教中“自我犧牲”“廉潔”“樸素”等標準衡量政府官員，杜絕腐敗，厲行節約。美國學者亨廷頓研究認為，“現代民主國家的建立大多與基督教文明相關，而昂山素季與緬甸的實踐，提供了一個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國家也可以實現政治民主化的案例”。
然而，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於2016年執政後，經濟發展表現欠佳，執政能力備受質疑。這也與佛教中無為（證得解脫、證涅盤果），因果輪迴（本世的難源於前世的業），空（萬法皆空、脫離實體實相）等思想不無關係。昂山素季在其政論散文《菩提樹下最清涼》中闡明，“我是佛教徒，我相信因果律；統治者要給人民提供和平與安全的保護，就必須遵從佛陀的教誨。這些教誨的中心是真、善與仁愛”。但實事求是地講，在緬甸剛實現由長期專治統治轉變為“民主國家”的關鍵歷史時期，更需要一個“狼性”政府和威權強人，以確保能全力應對國家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輿論過度自由、經濟發展乏力、分裂勢力日漸猖獗、民族凝聚力欠缺等重大挑戰。而昂山素季的佛教世界觀和政治觀顯然已成為緬甸現代化進程中的拖累。挪威奧斯陸和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納爾森曾撰文稱，“佛教民族主義干預政治，將威脅緬甸的民主轉型”。
敏昂萊佛事活動
緬甸政壇的另一重要力量——軍方及其領導人，也深受佛教思想影響。緬海軍基地內均專門設有佛堂，供奉掌管天氣和旅行的高僧辛歐巴勾的塑像，每次艦船出海訓練前，海軍領導人都會前往禮拜，祈求出海平安；基層部隊軍營中均設有佛龕，部隊作息安排中設有專門的禮佛時間。總司令敏昂萊、三軍司令等高級官員經常親赴寺廟剃度，進行一週至一月的修行，這在世界軍隊領導人中實屬罕見，也說明佛教對緬軍領導人影響之深刻。2019年10月，緬甸佛教青年會向敏昂萊頒發榮譽勳章，並任命其為該會終身榮譽主席。同時，緬甸國防軍司令部設有專司“政治思想工作”的群眾關係與心理戰局，該部門的一個重要職能是宣傳戰鬥思想，以防止部隊因受佛教仁愛思想影響戰鬥力懈怠。
二、僧侶作為一支獨立、中立的政治力量，廣泛參與並影響國家政治
僧侶是佛教三寶——“佛法僧”之一。作為緬甸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百姓的精神依靠，僧侶本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長期以來形成了出世參與甚至干涉政治的傳統。
緬甸現任僧王庫瑪拉·畢萬薩長老
英國殖民期間，以佛教為代表的緬甸傳統文化地位下降，佛教喪失國教地位，隨著民族獨立和愛國主義思潮的高漲，緬甸僧侶不斷涉足政治，成為反殖民統治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於南傳佛教的思想和理論在緬甸社會擁有最廣泛的民間基礎，進步僧侶及知識分子將其中“眾生平等”等思想與“反對奴化、享有平等權利”等政治理念融合，激發人民反殖民統治的覺悟，匯聚和調動大量民間力量。曼德勒佛教復興會、仰光學院佛學會等相繼成立。1906年在仰光成立的緬甸全國性的先鋒組織“佛教青年會”，領導各地300多個分會的運動，成為緬甸近代第一個民族主義組織。隨著越來越多受過近代教育的青年加入，以及人民的政治覺醒，該組織也轉變成為政治組織，並直接促使緬最大政治團體——緬甸人民團體總會於1920年建立，在獨立運動中起到中堅作用。1930年全國抗英大起義“塞耶山起義”也是在佛教思想影響下的一次農民反帝反殖民起義。起義者將一些寺廟作為秘密會址或起義中心，不少僧侶拿起武器投身起義隊伍。吳歐達瑪、吳維薩耶等高僧積極參與抗英鬥爭，被捕後在獄中絕食而亡，成為緬甸人心目中的英雄。僧侶對緬甸擺脫殖民者、重獲獨立起到了積極作用。
2007年袈裟革命
近年來，僧侶參與緬甸政治的典型案例是2007年的“袈裟革命”。當時，由於不滿政府突然大幅度提高燃油價格，仰光市民開始零星上街遊行抗議。此後，轉為僧侶帶領民眾上街遊行抗議。活動蔓延至仰光、曼德勒、木各具等地，示威活動頂峰時，一個城市就有10萬餘人，其中僧侶2萬多人。作為佛教信徒的軍警由於顧及僧侶，並未立即實施大規模暴力“清場”，導致事態急劇惡化，軍政府險些喪失政權。此後，軍政府在宵禁令無果的情況下，採用暴力手段驅散遊行示威隊伍，造成13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由於僧侶在這次遊行示威活動中發揮了主力軍和領導者的作用，西方一些媒體稱之為“袈裟革命”或“藏紅花革命”，將其視為顏色革命的一種。
僧侶要求警察道歉
2012年，部分民眾和僧侶受反對派勢力唆使，前往中緬合資的萊比塘銅礦項目工地鬧事。緬甸警方使用催淚瓦斯驅散抗議者，導致部分僧侶被嚴重燒傷。此事迅速激怒了緬甸佛教界，部分激進僧侶率領示威者多次到中國駐緬使館前抗議。此後，中國使館和企業積極做緬甸僧王（全國僧侶委員會主席）的工作，緬甸宗教事務部長、內政部長均出面向全國僧侶道歉，事態才逐漸平息。
僧侶呼籲停止若開邦軍事衝突
緬甸僧侶不同於其他國家僧侶，具有以下三個突出特點，而這些特點也決定了其具有參政、干政的天然優勢。一是僧侶擁有崇高社會地位，是緬甸廣大農村地區傳統教育、司法的執行者（農村的啟蒙教育、民事案件初步調停均由寺院完成），極易在民眾中產生廣泛影響力。二是僧侶立場自由，且大部分政府官員是佛教徒，緬甸政府對僧侶的支配力相對較薄弱。三是緬甸民眾每日均要對僧侶佈施，時常要到寺廟聆聽僧侶勸誡，為僧侶傳播政治思想、彙集支持者提供了土壤。
三、深刻信仰佛教使緬甸從政府到民間對其他宗教、少數民族缺乏包容
長期以來，緬甸佛教信仰與現世權力緊密結合，而由此形成的意識形態排他也逐漸顯現出侵略性和攻擊性。歷史上，緬甸佔絕對多數的佛教徒屢屢與作為少數派的穆斯林發生衝突。緬甸政府雖從1962年就廢除了憲法中關於佛教是國教的規定，但並沒有拿出切實措施緩和宗教矛盾。
緬甸殖民時期埋下宗教矛盾禍根
2013年，密鐵拉、曼德勒、仰光多地爆發佛教徒與穆斯林間的宗教衝突，造成數十人死亡，數千人流離失所。近年來，緬甸國內甚至出現反對穆斯林的佛教極端運動和組織，如“969運動”以及“保護佛教與民族協會”（也稱作“馬巴達”)，並形成一種“宗教沙文主義”。其中的代表人物維拉圖，屢次在公開講經說法中煽動信眾“合力驅除生兒育女數量超過佛教徒的穆斯林”，“不要讓緬甸步印尼的後塵，從一個佛教國家淪為伊斯蘭教國家”。在其鼓動下，佛教徒開始大規模抵制穆斯林生產的商品，部分暴徒還殺害多名無辜穆斯林。美國《時代週刊》曾將維拉圖稱作“佛教恐怖分子”。
維拉圖登上《時代週刊》封面
近幾年一直困擾昂山素季和緬甸政府的若開問題，也與佛教和少數宗教族群的矛盾有關。若開邦位於緬甸西部，與孟加拉國和印度接壤。長久以來就有南亞裔穆斯林群體“羅興亞人”進入當地生活，並逐漸對當地若開族、緬族等信奉佛教的原住民造成擠壓。一些佛教徒開始搬出原住地，造成羅興亞人逐步“吞噬”若開邦領土的現象。2012年5月，1名若開族女子被3名羅興亞人強姦並殺害，此事被一若開民族文化保護組織稱為“穆斯林為消滅若開民族而進行的陰謀”，呼籲民眾保衛民族並反擊，隨後宗教矛盾在全國多地蔓延。
2012年若開邦宗教衝突
2016年若開問題更是升級為恐怖主義襲擊，境外恐怖組織“羅興亞救世軍”（ARSA）鼓動羅興亞村民向緬甸警方發動暴力攻擊，造成多名軍警死亡。此後，該組織還在若開邦實施多起針對佛教徒平民的襲擊、綁架。但部分輿論媒體只看到緬甸政府對若開邦民眾的“偏袒行為”，一些西方國家更指責緬甸在若開邦違反人權，並用“種族清洗”“種族滅絕”來形容緬甸政府和軍隊在若開邦的行動，昂山素季因此遭受國際社會巨大壓力。2019年，岡比亞向國際法院提起對緬甸的訴訟，指控緬甸政府“實施和縱容迫害羅興亞人行為”，違反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請求國際法院下達臨時措施指示，對羅興亞人的權利提供保護。隨後，昂山素季親赴海牙出席國際法院聽證會，回應指控。目前，若開問題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已成為一個影響地區安全的國際問題。
昂山素季赴海牙出席聽證會
緬甸有句俗語叫“做一個緬甸人就是做一個佛教徒”。佛教徒佔緬甸總人口的85%-90%。出於自身信仰和文化的原因，即使是被大多數緬甸人奉為“民主女神”“慈愛素媽媽”的昂山素季，也不會背叛自己的宗教和大部分人民，對穆斯林投以更多關注。昂山素季在組建政府時雖然考慮了民族和宗教比例上的問題，但議會兩院委員會主席、政府部長等均無穆斯林擔任，甚至沒有一個議員來自於穆斯林政黨。上層的態度導致緬甸佛教徒對非佛教徒的尊重和包容度很低，極易因微小民事糾紛激發族群和宗教矛盾。這種宗教上的分裂，雖然因雙方數量、實力對比懸殊，很難導致緬甸社會出現大規模動盪，但會阻礙緬甸社會的多元化發展，甚至成為民族衝突、國家分裂的源頭。
緬甸宗教矛盾導致衝突
四、佛教交流是緬甸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影響緬甸的外交政策
在南傳佛教界，緬甸、泰國、斯里蘭卡具有重要地位，這是少有的緬甸能在世界處於中心位置的領域。約公元前3 世紀，佛教從印度傳出，向南傳播到錫蘭（今斯里蘭卡）、金地（今緬甸泰國交界處）等地。錫蘭將南傳佛教系統化後，相繼傳往緬甸、泰國，繼而傳往老撾、柬埔寨及中國雲南部分地區。南傳佛教在緬甸和泰國繁榮鼎盛之時，錫蘭佛教卻幾度瀕於毀滅。緬甸高僧後又將佛教傳統傳回錫蘭，保證了佛教在錫蘭的延續。可以說，佛教傳入緬甸及在此興盛的過程也是緬甸與斯里蘭卡、泰國等國開展人文交流的過程。佛教交流成為古代緬甸除經貿外，又一與外界往來的重要手段。
1871年，緬甸貢榜王朝的敏東王召集第五次佛經結集；1954年，緬甸總理吳努召集第六次佛經結集，使緬甸成為近代唯一舉行過佛經集結的國家（據斯里蘭卡《大史》記載，第四次佛經結集於公元前232年在錫蘭舉行），確立了緬甸在南傳佛教界乃至世界佛教界的中心地位。
緬甸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有利於其通過佛教交流促進國際交往。佛教成為緬甸與其他佛教國家開展民間交流的主要領域和基石，進而影響到緬甸的官方外交。緬甸封建王朝蒲甘與中國元朝發生戰爭，元軍攻克蒲甘北部，緬王棄國都而逃（該王被後世戲稱為“德由別敏”，即見到中國就逃跑的國王）。1286年，緬甸高僧信第達巴茂克遠赴中國元朝京都大都，親見元世祖忽必烈，勸其撤回元兵，為結束緬元戰爭、恢復中緬邦交功不可沒。
元朝和蒲甘發生戰爭
近現代以來，佛教交流始終是中緬文化交流中的一條主線，佛教成為加強兩國外交聯繫、鞏固中緬友誼的重要紐帶。應緬甸政府要求，中國佛牙舍利先後於1955年、1994年、1996年、2011年4次赴緬甸供奉瞻禮，2013年中國佛教協會向緬甸仰光大金塔捐贈3尊佛牙舍利等身塔副本。每次佛牙舍利到訪緬甸，均受到上百萬民眾膜拜，並加深了中緬兩國佛教徒亙古長存的法誼，提升了緬甸人民對中國的認同與好感。“佛牙外交”成為聯繫兩國佛教信眾的黃金紐帶，對中緬關係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是民間外交助益官方外交的突出表現。
中國佛牙舍利赴緬甸供奉瞻禮
緬甸政要歷來重視佛教交流。丹瑞、吳瑞曼、吳登盛、昂山素季、敏昂萊等緬甸領導人訪華，均要求到北京靈光寺或西安法門寺朝拜佛牙、佛指舍利。2012年，緬甸政府向洛陽白馬寺捐建一座緬式風格的金塔，作為中緬兩國人民友好的象徵，受到社會廣泛關注。與此同時，緬甸與泰國、斯里蘭卡、印度、尼泊爾等國的佛教交流也是其開展人文交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在正常的雙邊關係中增添了一層文化親近感和共同語言。緬甸的外交政策傾向於利用佛教交流增進與中國及上述其他國家的瞭解與互信。這對維護地區團結穩定、深化區域經濟合作、促進互利共贏、實現共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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