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印度消失，在中国发扬

按理说印度已经没有佛教了，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看到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一个呢？佛陀圆寂二三百年以后，印度进入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第三任君主阿育大王，他本人是首陀罗出身，注意他是第四种姓，因此他天然对婆罗门教反感，他自然需要一个对立的思想，刚到遇到佛教，所以大感兴趣。

我举个例子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儒家学说讲究“尊王攘夷、华夷之辩”所以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他一旦入主中原了，他会尊奉儒家学说吗？肯定不会，所以他会推崇其他宗教来压抑儒家学说和传统宗法性国家民族宗教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对抗，典型的比如唐朝李世民，他四分之三鲜卑人血统。你看他对佛教的推崇。

还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是鲜卑族，你现在去看山西云冈石窟为啥那么奇怪，感觉就像是各类宗教大融合。这就是孝文帝搞出来的。你会奇怪怎么看到的是罗马的廊柱呢？印度的佛像。为什么里面的雕塑都是高鼻梁深眼窝的呢？这是希腊雕刻家的余留。还有波斯文化，还有巴比伦文化，都在那里，包括很多面孔是皇帝自己的脸，云岗石窟就成了世界文明的大聚会。

所以大家知道阿育王这样子的人为什么要抵抗婆罗门教了吧。他后来以铁血方式第一次统一印度，然后他以非常强势方式在印度普行佛教，这叫政治的宗教性，这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军事政治力量对宗教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在这个时候佛教才短暂兴盛，曾经在印度一时占主导地位，把佛教推广到印度全境，确实却有赖于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在印度全境的统治而并非宗教自我发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特指的就是这位阿育大王。可是后来到公元四世纪以后又衰落。而贵霜王朝则把佛教从印度带到中亚细亚，进而影响中国，现在印度你去找佛教你找不到了，你得来中国和日本找。

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的强烈对冲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据中国国史记载佛教是在东汉中期传入中国。另外有传说，汉明帝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西方有一座金人。于是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和他的大臣们谈起他的这个梦，不知是何意思。有大臣回答说：西方确有真人，而且有真经。于是汉明帝眼睛一亮，立刻委托派遣大臣到西域去请佛僧，并且白马驮经，最终到达洛阳，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

印度是不叫寺院的，那中国为什么把佛教的佛堂叫“寺院”？因为汉代的时候外交部叫鸿胪寺，外交部部长叫鸿胪寺卿。这次的交际，相当于以此外交，是外交部官员请来最早的外国客人，寺相当于当年外交部招待馆，由此以后把佛教的佛院叫寺院。

从这个故事你能发现，虽然在记载上佛教是东汉中期汉明帝时期正式引入，但汉明帝做梦然后和他的大臣对话，大臣是知道西方有真经。那看来佛教早在汉明帝讨论之前就已经进入中国，否则他的大臣怎么能给他这样的建议呢？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应该比汉代中期还早一些。

佛教传入中国最开始一定不是后来你看到的这个面貌，一定是产生剧烈冲突的，他一个外来文化是不可能匹配和适合中国文化的，任何一个异质文化进来要跟这个文化没有任何区别，那也就证明这个文化没有任何特点，说明本身就是你的文化类型的一种，就不能被称作外来文化，我们之前讲过中国这篇封闭地貌只有两次文化入侵：第一次就是佛教的传入，第二次就是1840年之后的西学东渐。

所以原始佛教进入中国，必然也面临生存问题。比如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出家者必须剃度，而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佛教不允许结婚，叫“不邪淫”。而中国孝道文化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不允许教徒跪拜，认为如果教徒要跪拜，只能跪拜佛陀。而中国人自古跪拜长者，跪拜皇帝，我们是个讲究务实的民族，我们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佛教处处与之对立。这就是最早期佛教和中华文化的对冲。

因此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它一定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变质、扭曲来适应中华文化的需求。佛教经中有《父母恩重难报经》，你若是了解印度的原始佛教，你一定知道这是中国人伪托的佛经。佛教在儒家、道教和传统国家—民族宗教（祖先信仰、天帝崇拜）的三方打压下，佛教为了求存，不得不变质增加“五戒，十善”

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这还算不算是佛教呢？或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宗教一定是拔高到让人不得不敬畏的程度，这是最早期，同时宗教也得不得不降低到以至于庸俗，这样才能传播。这是必然的，也是宗教内部为什么会有派别对立的原因。

变质化和分派别的最主要原因还不只是为了适应咱们这里做改变，而是太深奥，没有人看得懂，因为这个文化不属于自己这边生发的，处处是不匹配的，没有人能找得到类似的参照去作类比理解，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很多翻译的词最后发现不对，意思完全不一样，最后不得不又用梵语音译过来。

如中国的“悟”和梵语中的“菩提”意思不一样，他们指的是觉悟了的意思，所谓：达成正觉者即为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传统国家宗教的祭司阶级成为国家政权的掌控者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说神庙的那些人收到的财富越来越多，最终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于是城市建立起了。

佛教在中国弥漫开以后，佛寺、佛院处处发生，善男信女大量进入寺院修佛，这个修佛的过程就使得很多信众把自己的财产土地都贡献给佛门，贡献给寺院。于是寺院就有了大量的教产。

南北朝时候的梁武帝特别著名的一个人。菩提达摩最初到中国就见到梁武帝，梁武帝虽然好佛，却跟达摩交谈不洽。所以达摩最后从岭南漂江来到少林寺。梁武帝想修佛可他是皇帝，这就很矛盾了，可是他比较任性，居然动不动就出家了。大臣看皇帝出家了成了问题，就有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拿国库里的钱把他从寺院里赎回来。但是刚赎回来他又出家了，反复三次。可见得多少钱？

梁武帝

举个例子，王安石可谓中国的著名文人和政治家。他晚年信佛，临死以前把他家的房产土地都将捐给了佛寺。大家想寺庙寺院有了大量的财产，财产大到什么程度？

北京有个潭柘寺建立在南北朝时代，最兴盛的时候，据记载，寺庙所具有的土地不仅占据北京西部的郊区，而且伸展到河北省乃至山西省。如此之大的教产，当然也就成了宗派得以被加固的原因。

（潭柘寺）

各宗派形成，各宗派维护自己的信念和理解，同时维护自己的教产。大家想佛教传入中国，如此轰动如此热潮，它曾经使得中国大量青壮劳动力出家信佛了，这样生产力就大大受到影响，并且他们都把土地捐出去了，使得中国农耕文明的大量土地进入寺院了。这就对中国正常农业经济生活和农业经济秩序带来重大干扰。再加上它在理念上跟中国文化完全融通，需要很长时间的折冲。所以从南北朝一直到晚唐，中国出现过三次灭佛事件——“三武灭佛”。

我们举个例子，孔子当初为什么累累如丧家之犬，因为他的那一套理论是讲究厚葬的，那个时候国家和居民的财富本就不多，这个和刚才说的土地和劳动力大量进入寺庙中一样的。《史记》中晏婴一段话说，“孔儒之流，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

说孔子这人特别喜欢把丧葬文化做得很复杂，所谓崇丧，为了埋一个人把家都搞破产，所谓破产厚葬。那么国君想富国强兵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思想？

这是后来齐景公最终没有重用孔子的原因。这在战国时期哪个国君敢用他？还有就是孔学当年的一个重要对立面，就是墨家。墨子曾经提出儒家学说有四项足以丧天下。

1.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
2. 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
3. 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
4. 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

意思是说，儒家学说厚葬文化，棺材都要两层，一层棺一层椁，曾经的衣服和日常使用品都要陪葬。送死就像走到远方、远徙一样的复杂。一个埋葬的过程光哭泣就要三年，后辈没有人扶都站不起来，不给个拐杖都走不了路的程度才叫孝。送葬三年期间，守丧在坟墓旁搭个帐篷，然后“耳无闻，目无见”，什么事都干不成。

墨子讲“此足以丧天下”。这是墨子对孔子的激烈批评。那么佛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的种种表现，在统治者眼中也是可怕的，至少是反感的，所以才会有灭佛运动。

以上内容就是佛教的传入以及与中华文化的对冲过程。

释迦牟尼（佛陀）的神格化

下面我们聊一下释迦牟尼（佛陀）的神格化，咱们熟悉西游记里的“如来”，这就是佛陀的另外一个称呼，也是就被神格化的形象，这个对佛教的传播及其世界化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如果不是佛陀的神格化，无法达成在百姓心中的神性形成。但是这并不是在中国完成的，而是在印度。

他圆寂时，也只是要求信徒们要遵奉和弘扬他所传的“佛法”。最初的信徒大体上也是把他敬奉为宗教真理的发现者和伟大的导师，就如同古代文人对待孔子的态度，是一种圣人的感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信众对佛陀的观念越来越神格化了。佛陀所谓的涅槃境界本来就是种超自然的神秘境界，在僧院的修行生活中，这种神秘性日益受到强调和夸张的描写。佛陀作为第一个达到涅槃境界的佛，当然也就逐渐成了超自然的神圣存在。

佛陀的神格化也是佛教传教活动的需要。由于对“佛法”的尊奉，虔诚的信徒们逐渐认为发现“法”或佛教真理的佛陀，乃是佛法显现为人的形貌，以便对世人进行教化。于是，释迦牟尼被称为“婆伽梵”(Bhagavat)，“世尊”，即“主”、“法王”之意。

他不再是佛法的发现者，而是佛法的显现者。“佛陀就是法”。既然佛法常存，那么，佛陀的人灭便不是一般的死去，而是进人摩诃般涅槃，摩诃可以理解为“大智慧”，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这里的大智慧和佛教里的大智慧不是一个意思，所以翻译的时候只音译不做解释，佛陀进人涅槃的状态。这样一来，他变成了不死不灭的存在。

为了传教，需要向声闻听众夸大佛陀的功德和品格，于是便编造出了大量的关于佛陀本生本行之类神话故事。这些本生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佛教的业报轮回、因果报应教义用“前世积修善行，今生得为佛陀”的概念和方法编写出来的。历史上的乔答摩·悉达多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最后又变成了真正的神。这就是佛陀被神化，佛教被神化的一个变质化过程。

早在吠陀时代，印度人就有关于作为救世主的转轮圣王的信仰。人们虽不知这位转轮圣王何时才能降临于世，但却相信他一定会出世，而且出世时将伴随有白象、白马等七种神迹作为象征

随着佛陀的超人化、神格化，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他就是那个传统信仰中的转轮圣王。而且作为转轮圣王之象征的异象，也被用到佛陀身上。佛陀被描写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传说中的转轮圣王在登基之际，帝释天授以“轮宝”(即法的象征)，圣王轮转“轮宝”打破四界恶魔，建立理想国家。

这个神话也移花接木转移到佛陀身上。他证悟的佛法被说成“法轮”，所以我们前几期节目用词是：佛陀初转法轮；他转动法轮与苦恶斗争，破除一切邪知邪见。

早期佛教主要讲个人成佛，达成正觉者即为佛，佛的神格化不太明显，后来佛被神格化，“佛性”泛存在世界上一切人和一切物中，神格化的神被认为是志在“普度众生”，而不是仅限于古代印度人或者某个特定的种族，这种佛性观念使得佛教超出了种族和地域的狭隘性。这是三大宗教走向世界性的宗教方面原因。

世界性宗教区别于传统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摆脱了种族和地域的狭隘性，具有超世界的神性和形象。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佛的佛性。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具备万能的属性，是全世界的主，比如基督的上帝已经不只是犹太人的“父”和“主”而是全世界人的，伊斯兰的真主安拉也不单单是古莱氏部族和阿拉伯人的“主”。

由此看来，正是有了佛陀的神格化演化成了群众心中向往的救世主，佛教才顺利地赢得人们的信仰，并且越传越广，最终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如果不是佛陀被神格化，不是佛教的世俗化，世人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自然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现象了。

传播的社会与政治因素

第一：阶级和阶级的矛盾，比如印度婆罗门阶级和刹帝利阶级的矛盾。也就是祭司贵族和世俗国王贵族的矛盾。如果没有阶级之间的矛盾，宗教也无法产生改革。历史上宗教改革的很大原因都是阶级之间的争夺。

第二：军事征服和强权统治。这个好理解，比如我们讲的氏族部落统一后，你信仰的图腾或者神灵会升格为全部落的最高神，随着集权的产生，神世界出现了唯一神。比如犹太、基督、伊斯兰征服的地方全部都让他们改信、皈依。

第三：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这是打破传统国家血缘宗族地域性宗教的最重要的原因。战争只是交流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过去时代都是通过战争强行实现的。征服欧亚非三大陆的世界性帝国带来文化交流和融合。

佛教走向(中国)世界并产生影响的原因

第一：佛教具有完全不同于原始时代的氏族部落宗教和阶级社会国家民族宗教的特殊性，他不强调崇奉氏族和国家的保护神，在教义上也不直接把维护种族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作为宗教最高任务。也不把某一个种族奉为选民给予特殊恩宠，而是说佛教宗旨在于：普渡众生。使一切众生从生死流转的苦海中解脱出来得到永恒的寂静，尽管佛陀最初是建立一个庞大而且逻辑体系缜密的宇宙观，可是最后他还是落实到了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我们的介绍当然是无法说尽佛教学说的堂奥，所以只能说，这具有适应全人类的普遍性，它抓住了一切人类都不能逃避的因而非常关心的生老病死问题，甭管你秦始皇还是布衣，大家都得死，得病都得躺在那，所以这个能拨动不同的种族和阶级的人的心弦，这个就是摆脱了传统国家种族宗教的狭隘性，尤其是后来的大乘佛教把佛和菩萨神格化以后，更是以普渡天下为己任，进一步加强了佛教的普世性风格。

第二：佛教的基本教义适合于各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而得到不同国家的历代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关于无明作业、业报轮回的教义，对于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有利的。因为它把现实世界统治阶级的特权归因于前世善行的福报，而把苦难人民的苦难说成是前生作恶的苦果。这就使佛教有可能成为维护一切等级社会的上层建筑。

佛教的传教史证明，佛教是在各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没有政治的强制，佛教是不可能自发地普及到各国普通民众之中去的。上一期我们介绍过这个原因，这里不赘述。各国统治者之所以接纳佛教信仰，显然是因为佛教教义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政治需要。就好比儒释道不是皇帝喜欢谁就用谁，而是需要谁。

第三：佛教不仅没有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的狭隘性，而且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起来，也具有排他性较少、宽容性较多的特性。当佛教传布到其他民族和国家时,它一般总是把当地文化和传统宗教纳人佛教体系之中，以武力为后盾对异端迫害的情况比较少见。东南亚诸国的文化发展程度较印度为晚，本来就处于印度文化的影响之下。佛教进入这此地区后又与当地古老的万物有灵信仰祖灵崇拜和巫术仪式结合起来，顺利地赢得了群众的信仰。

在中国，佛教极力使自己与中国传统宗教和强大的儒家文化相协调。我国西藏地区的喇嘛教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密宗与西藏传统和苯教相结合的产物。在日本则与富于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巧妙地融合起来，使日本神道结合于佛教体系之中。佛教思想相对宽容的特性减少了它在各国传播过程中的阻力，使它在走向亚洲和世界的进程中，有可能不必依靠军事征服的威力，所以你看其他两个世界性宗教的发展历程和佛教不一样。

佛教本身是极具哲理性的宗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以及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极大，隋唐时代佛教各宗，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还有中国人最偏爱的禅宗都构建了自己的佛理哲学。这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宋代的程朱理学宋明的陆王心学（陆九渊、王阳明），以及清末民初的近代哲学(龚自珍、魏源、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都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

方立天教授在系统地分析了佛教在历史上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佛教得以长期流传，是和它能为中国哲学提供、补充新东西直接相关的。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比较重视现实人生，侧重经验认识，而对人生本原、世界本体和彼岸世界问题探讨较少。

佛教把因果报应说成是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为人生的本原、本质、命法问题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解说。佛教很重视世界本体的探讨，提出了各种名样的本体说，尤其是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的学说，丰富了古代唯心主义的新内涵新方面。也就是说佛家对中国人的民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是所说，我们才会只顾内心，视野被封闭了之后以至于只关注内心了，目光无法向外扩展，这也是造成我们与进代化潮流的错失原因之一。

不过，从文化上来说，佛教的心性说，为古代心性论贡献了丰富的资料。此外，佛教还对古代辩证法做出贡献，如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主体、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强调等，都体现了较高的辩证思维水平。”

总之，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了解佛教，就不能对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真切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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