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讀的書中，關聯度比較高的有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變革得失》、吳曉波的《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和郭建龍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前一本偏政治體制的視角，後二者偏財政視角，但政治和財政體制本就息息相關，錢不可能不提到經濟，吳郭也不可能不提到政治。
不管什麼視角的歷史，都難避免斷代。錢穆作為歷史學家，章節之間以朝代分隔簡單了當自不必說；郭建龍的斷代章節更加註重轉折點，同時將有漢以來的財政劃分為三大週期；吳曉波以變法為主題，較前二者多涉及了清朝結束以後至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喔，從財經視角寫中國的變法怎麼可以忽略民國、新中國的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呢，都是非常特別的樣本。
郭建龍在前言也提到了改革開放，事實上，他寫那麼多的字就是為了通過三大特徵闡述清楚中國有漢以來的財政史詩，以助於我們更好地釐清當代景況。這三大特徵系國有企業、土地公有以及金融壟斷，在中國起源都很早，其相對強弱程度是郭將中國曆代劃分為三個大週期的依據。
郭建龍的這個視角，意味著歷代這麼多年的變革其實一直並未脫離中央集權的範疇——當然包括當代。這其實與錢穆的基本觀點有異。大體上，錢穆不認同將過去的中國歷史一言以蔽之為“封建”，有漢至唐宋的皇權都有制度化的制約，所謂的皇帝獨裁在明朝廢相以後漸起，清朝發揚光大。
而在郭建龍的書裡，這種體制內部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約從來不曾真正影響中央集權這一系統框架，地方並未擁有自治權。也是在此觀點基礎上，楚漢相爭的歷史意義更加突顯，這是諸侯制/聯邦制和集權制的岔路口。惟其如此，楚霸王的失敗更讓後人傷感了。
2、
歷史嘛，誰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歷史典故，也肯定知道一些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在瞭解比較有限時，難免對很多歷史人物的瞭解都是要麼相對臉譜化，比如王莽，篡位帝嘛；要麼相當模糊，比如司馬懿，反正很少有開國皇帝如此面目不清……
隨著瞭解的增加，事情複雜起來，人的面貌也豐富起來。比如其實王莽並非全無輿論的支持，也有統治的理想，奈何不懂財政，理想實施起來顯得極具毀滅性；比如其實司馬懿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統治者，既懂經濟是民生之本，也知如何發展經濟……可是更多的瞭解並不會讓人更容易下判斷，而常常有時是更難下判斷了。
身處其中的時候是更麻煩的，特別是現今互聯網時代，真真假假各路目的各異的消息滿屏飛，但有時候假的信息未免是不必要的，它除了展示世界叵測外，也提醒我們是否信息披露得不夠充分。更豐富的細節、更復雜的視野至少可以讓人避免武斷。
3、
歷史有很多弔詭之處，而恰恰是這些弔詭之處，使得歷史呈現出週期性。換個角度看，則萬事萬物相互倚存，環環相扣，此消彼長，倒不算弔詭。
任何一套制度都非憑空而來，它往往會針對過往呈現出問題之處著力更多。短期而言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新的制度又會帶來新的問題，又或影響深遠，都是新制度始料不及之處。好的出發點常常將人領向不知道什麼鬼地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東西是，我們從歷史中很難學到東西。
比如九品中正製為貴族衰微之後出現，可以很好地解決其時人才需求問題，對後世影響連綿不絕。箇中具體的制度歷朝歷代有很多或大或小的變革，整體而言卻無意中將中國塑造成了一個無階層、有流品的社會，這是錢穆的總結。
對於人群的劃分，流品與階層很難分個高下。某種意義上，流品相較階層確實更容易跨越，但在觀念或精神層面上，可能更加鐵板一塊，至少對商人的貶抑，似乎就是流品觀綿延至今的後果之一。所以學識和商業同時做到許知遠的地步，仍會在陳嘉映這類更加知識分子一點的知識分子面前，幽幽發問，如何面對人的虛偽性，好像做了商業，就是附著在他讀書人身上的原罪一般。並未怎麼餓過肚子的陳嘉映回答說，與其探問真實下面的虛偽，不如問問自己，虛偽裡邊的真實吧。西方的貴族仰仗利息維持體面，換個角度，就是皮凱蒂所說的大型食利階層，他們可不會每次與人探討哲學問題之時，先質疑一番傳承而來的財富的合理性。
回到科舉制度的利弊與興衰，事實上整個歷史的發展、朝代的變遷都是此消彼長連綿不絕的過程。頂層設計當然是存在的，更多時候，是超出設計預期的野蠻生態自下而上發展出來的。
由弔詭產生的某種此消彼長不僅發生在歷史的縱向時間軸中，橫向視野同樣如此。
比如第一個一統天下的超強大集權國家秦國，不去細看歷史又如何能想到，它是戰國時期最後一個進行改革的國家。最早由魯國開始的土地改革，使封君和耕種者雙贏，政府得以發展壯大，這類改革迅速得到列國的跟進，使得高速兼併成為當時的主旋律。地處西北的秦國早期的落後卻變成了後期的優勢，它沒有其它六國在早前的發展中形成的複雜利益集團，更有利於大開大合地創建一套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而這套制度又會進一步刺激秦國的擴張衝動，在二世而亡之前發展成了一個完全的戰爭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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