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形容詞都形容不了的生活
——《鼠疫》讀感
文 | 趙從旻
作者介紹：趙從旻，北京點形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韜奮基金會閱讀組織聯合會副秘書長，原現代出版社總編輯。
一直知道但沒有看過加繆的《鼠疫》。
疫情開始時，想看，但心情繁雜煩躁，看不進去。內心可能也有種暗暗的畏懼，覺得這時候看了心情會愈發不好。疫情漸漸平穩，似乎計算的出可以摘口罩暢快呼吸的時間了，於是翻開了《鼠疫》，直至昨夜讀完。
深夜美國股市23年出現少有的熔斷、全球各國疫情快速升級、意大利舉國重蹈武漢覆轍……以為的即將結束也許又是一輪開始。難眠。
《鼠疫》臨近結尾部分，市政府本份的小職員格朗奇蹟般地躲過一劫，他告訴裡厄醫生，疫期裡他一邊做著本職工作，一邊做著志願者工作，又一邊反覆遣詞造句，添加各種修飾詞而琢磨不定的那段話，終被他以“所有形容詞，我全部刪掉了”的處理方式而定稿。
格朗給多年前離他遠去的妻子雅娜終於發出了這封沒有形容詞的信，他釋然了。
一場猝不及防降臨的鼠疫，令一座二十萬人口小城奧蘭墜入災難的深淵，維護醫者尊嚴和使命的裡厄醫生率領不同身份和社會角色的普通人，組成了一支志願者隊伍，在困境中展開一場勝負未卜的抗爭。
小說結束時，鼠疫又在毫無徵兆的情形下離去，裡厄醫生在解禁後歡騰的人群中，逆向徐徐走去，一步步回看和思索這一段殘酷的命運，一幀幀很有畫面感。
裡厄的感性是他理解看上去抽象的語詞，他理解愛，理解幸福，理解人需要同情和溫情，否則難為其人。
裡厄的理性，是他理解面對疫情，別無他路，沒有上帝可以真的拯救現實中人類的困境和苦難，只有抗爭的實際行動才可以自救，哪怕是一個個的失敗也要去行動，這時候他眼裡只有動詞。
裡厄的仁慈和闊達 ，是他理解“人身上值得讚美的長處多於可鄙視的弱點”，也理解人類自己會淡忘曾經經歷的苦難，週而復始。他知道，疫情結束了，其實“人始終還是老樣子的”。
加繆藝術地虛構了一個世界，又真實地還原了一個現實的世界。此時讀來，一幕幕勾勒的境況如鏡像般震撼：
朗貝爾與妻子、裡厄與妻子分離後的思念痛苦和自身的被流放感；
塔魯的英雄主義的、聖人般的超然追求與信仰掙扎；
上帝的代言人、佈道者神父帕納魯如何講得好，做得更好；
裡厄母親長時間的淡然沉默和與陰影相伴，“卻始終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
裡厄、塔魯與各自母親無言的愛和心心相通……
加繆雖然否認自己的“存在主義”觀念，否認自己是個哲學家，但作品裡卻看出其理性地參透了人性。抗疫的過程其實是眾人在一個節點上的交匯，既萬眾一心，又各自孤獨。他歸還“英雄主義”至次要的位置，把它放在善良、理想和追求人之為人的幸福感之後，裡厄醫生認為“過分抬高義舉，最終會間接地大力頌揚罪惡。因為這會讓人猜疑，義舉十分罕見，才顯得如此可貴，而邪惡與冷漠則是人的行為更常見的動力。”
作品裡，裡厄的信仰是面對災難的行動，是生活本身，是愛，是對每一個卑微渺小，甚至是可憐或醜陋的生命個體的同理心，是對個體自由、幸福選擇權的尊重。
裡厄醫生一直在博弈，可他又明白博弈之後即使贏了，增加的也只是“見識和記憶”。進一步裡厄又自問：如果只帶著見識和記憶去生活，人又該如何生活下去？！更何況是以一些人的死亡終結的博弈。
加繆一生的寫作執著於“人才是要世界有意義的唯一生靈”，他認為鼠疫就是生活，而生活中“沒有美、愛或者危險，生活就會很容易”。生活不復雜，但要飽滿，要豐富。
《鼠疫》的故事波瀾壯闊，又讓人閱後思索靜默後平靜如水，走入安寧。
在《鼠疫》寫作之後的幾年，加繆列出了他心愛的詞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
我喜歡。
20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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