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為了創作《鼠疫》，加繆做了很多筆記，比如他想曾想過放棄“鼠疫”這個標題，換成諸如“囚徒”。他還思考過《鼠疫》與《局外人》雖然都是荒誕的主題，但是《鼠疫》更進一步，指出了荒謬什麼都不能教給我們，重要的是意識到荒誕之後，做出反抗。11月份，二戰正進行到中途，身在奧蘭的加繆被隔斷了與家人的聯繫，他意識都這種境況“跟那些老鼠沒有什麼兩樣”。
加繆在這個時期，無論在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感到了一種窒息。他的肺結核已經對他的寫作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是在筆記中，他依然在整理寫作《鼠疫》的筆記和思考，在最長的一篇筆記裡，他考慮過增加一個角色，一個與愛人分離的被放逐者，他想辦法要離開圍困的城市，總無功而返。他還設想要用一章的篇幅來講黑死病。他總結鼠疫給我們的教訓是對任何事情和人都沒有什麼幫助，除非是一些自己的親友死掉的人可能會得到啟示。他意識到《鼠疫》期間最大的特色是：隔離，“所有人和自身之外的世界隔絕了，包括他們所愛的人和他們的習慣。處在這樣的退隱狀態之中，他們，那些有能力這麼做的人，於是不得不開始思考，其餘的就只能過著困獸般的生活。總之，沒有中間值”。
他還思考到了“我想要透過《鼠疫》來表達那種我們每個人都為之受苦的窒息感。以及大家都曾經感受過的威脅和流亡的氣氛。同時我還想將此一去拿時擴大到普遍性的存在觀念上。《鼠疫》描寫的是這場戰爭中的眾生相，有人會思考，有人保持沉默——還有人在精神上深受其害”。
還有“關於《鼠疫》：人類身上可貴之處較可鄙之處多”。
《鼠疫》發生在“194……”年，一個虛構的城市奧蘭，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爾及利亞濱海的法屬省省會。一天清晨，貝爾納·裡厄大夫在樓梯裡發現了一隻死老鼠，大夫開始意識老鼠死得很奇怪。隨後大街上成千上萬的老鼠死去，直到人類開始死亡，裡厄大夫住宅小區的門房第一個去世，“從這一刻開始，人們開始恐懼，同時開始思考”。
所有的災難發生時，人們的反應都是遲鈍的。比如“報紙上在老鼠時間裡喋喋不休，對私人的事卻隻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卻死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裡。報紙只管街上的事情”。
比如“天災人禍本是常見之事，然而當災禍落在大家頭上時，誰都難以相信那會是災禍。人世間經歷過多少鼠疫和戰爭，兩次的次數不分軒輊，然而無論是面對鼠疫還是面對戰爭，人們都措手不及……毫無疑問，戰爭的確愚蠢，然而愚蠢並不妨礙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會發覺事情有可能一直堅持幹下去。在這方面，我們的同胞和大家一樣，他們想的是他們自己，換句話說，他們都是人文主義者，他們不相信天災，天災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這災禍不是現實，它只是一場噩夢，很快會過去。然而，噩夢不一定會消逝，它們一個接一個，其間逝去的卻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義者，因為那些人沒有采取預防措施。”
《鼠疫》寫於二戰期間，在寫作期間，加繆身患肺結核，加入了抵抗組織，同時還在報社工作，作家成為了他多重身份的一部分。這些多重的經歷在小說中都會有所反應。比如我們很容易就認為鼠疫是象徵著納粹主義，老鼠是德國人的象徵。但是加繆賦予了鼠疫更多的象徵內涵，德軍的佔領、恐怖、痛苦、死亡、流放、囚禁、隔離等等，都在小說中有所反應。在當時留下的筆記中，他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閱讀《鼠疫》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方式，它既是對一次流行病的敘述，也是對納粹（以及一切極權制度）佔領狀況的象徵表現，同時還為關於惡的形而上學思考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當然，現如今我們閱讀《鼠疫》是因為現實如此。災難從未遠去，這點加繆在小說的最後已經說的很明白，因為鼠疫桿菌永遠不會四絕，也不會消失，它們能在傢俱、衣被中存活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廢紙裡耐心等待，“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於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
《鼠疫》這篇小說在加繆的作品系列中是受到嚴重忽視的，因為相對於《局外人》，這篇小說更接近於現實主義小說，他描寫的是認識到這個世界是荒誕之後，我們該如何反抗的問題。小說是在戰後1947年才出版的，當時的法國正忙於戰後重建，反抗哲學並未受到很大的重視。小說在評論家中的口中也顯得中規中矩。但是，多年後，或者說，時間證明了偉大文學魅力，尤其是當瘟疫再度發生時，這篇小說成為了現實的折射，偉大的寓言。所有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死去的人、隔離的人、拯救的人、旁觀的人、還有那些遲鈍的紙醉金迷的人，小說描寫了瘟疫發生之後的眾生之相，所有人都能找到對應者。當然，小說的主題是反抗者，是平民的英雄，所以小說中的醫生、記者、公務員、神父，成為了大時代裡的英雄人物，他們身上的聚集了災難來臨時，那些小人物的優點。
也許，我們不能夠成為英雄，但面對災難時，我們也可以保持人性的尊嚴，而不是讓被恐懼吞噬，被惡洗腦，成為瘟疫的幫兇。
閱讀更多 說書人思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