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寶子碑》是我國書法史上由隸書演變為楷書這過渡時期的代表作。它以極高的美學價值流傳於世。認真研究《爨寶子碑》書法風格形成的原因及藝術特徵，對於深刻理解其美學價值推動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爨寶子碑》，東晉大享四年刻。此碑於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在雲南省南寧(今曲靖)縣城南三十五公里揚旗田出土，現存曲靖縣第一中學碑亭內。碑文十三行，每行三十字，後列職官題名十三行，每行四字。額題《晉故振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碑》。書體在隸楷之間，以豐茂渾厚、古拙莊重見稱，是東晉碑版書法中的一顆明珠。此碑問世後，金石書家莫不交口讚揚。清末康有為對它評價頗髙：《爨寶子碑》“樸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樸若古佛之容”、“當為正書古石第一本”。(《廣藝舟雙揖》)
《爨寶子碑》書法風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即受魏晉時期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情況的制約和推動。
魏晉是中國社會政治上最混亂，人民最痛苦的時代，門閥土族地主階級佔統洽地位，他們政治上腐敗，生活上貪婪奢侈，思想上空虛墮落。由於大族勢力增長，中央集權力量削弱，內部爭奪極其激烈，如“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戰爭連綿不斷，朝代更替頻繁，不少上層人物，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在這種鬥爭中遭到殺害。因此，主張清靜無為，逃避現實的老莊哲學便興盛起來，形成玄學。清淡玄學是流行於士大夫中的主要學風、文風。玄學重在探求天地自然虛玄之體，其玄遠曠放的精神境界使人形超神越，思想得到解放，個性受到尊重，提高了人的價值。
文學藝術創作因受玄學影響，大開眼界，文學藝術家對自然和社會的觀察較以往深入得多，從而對文學藝術的性質、發展規律的認識也更為深刻。文學藝術不完全依附於儒家經術而逐漸取得獨立地位。強調文學藝術要“暢神”、“傳神"、要有“神韻”、“氣韻”、“風骨”和滋昧”，要體現人的本質意識。這種“傳神”、“暢神”、“神思”的文藝標準，奠定了我國美學的基本原則，逐漸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獨特的美學風範和性格，喚醒了文學藝術家的靈魂，使文學藝術匯成蓬勃的運動，在詩歌和文藝理論方面岀現了曹植、嵇康、陶淵明、曹丕、陸機、鍾嶸等大詩人和大文論家。這一時期的音樂繪畫藝術以“傳神”為最主要的批評標準。顧愷之特別重視以形寫神，謝赫繪畫六法中列“氣韻生動”為第一(《古畫品錄》)，他們或彈琴歌唱，或書寫人物、山水，旨在得到弦外之音，畫外之意。在書法藝術上，儘管漢朝已將隸書的形態表現得十分完美，但在瀟酒、飄逸、不滯於物的魏晉風度面前，顯得拘謹呆板，書法家對藝術追求的標準和原則，不再是一般的、外在的，而是必須能表達出某種內在的、本質的、特殊的、超脫的風貌姿容。
從重形轉向對神、意、風骨、氣韻的重視，使審美崇尚從雕琢綺麗，轉向自然清新。魏晉書法家多具有曠達、高朗、清遠的個性特徵和濃厚的吐奇驚俗的藝術情趣，這種性格使他們在書法創作中重意尚韻，崇尚自然，不拘傳統，大膽創新。因此，魏晉時期是我國書法藝術取得高度成就和突破的時代，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出現了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等一批書法家。《爨寶子碑》的書法“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完美地傳達出了魏晉人的內心情思。
民族大融合，是《爨寶子碑》書法風格形成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社會基礎。東晉時，北方陷入“五胡亂華”的混戰局面，晉朝被迫南遷苟安江南。北方士族也大量渡江南遷，將北方文化傳播到江南。這種南北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爨寶子碑》便是魏晉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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