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公朱秀
不好女色
铲除阉党
勤政
我对崇祯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他十分勤劳，据说是最勤劳的皇帝了。
然后他还做了很多有用的事，比如说编修《崇祯历书》。
至于多次颁布“罪己诏”这东西，我不敢妄言，暂时归为可取之处吧。
至少看来他真的想做一位好皇帝，或者当时的大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时明朝的财政从万历晚期就已经严重畸形，农村地主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税款却少纳甚至不纳。贫农要缴纳多于正常标准几倍的税款
但受文官利益集团的牵制，开源节流都难做到。想要开源，在江南的鱼米之乡的商税收起来极为困难，从地主嘴里抢出一口饭吃更是艰难，所以只有加派，只有征三饷。贫民阶层的负担本就已经让人窒息，加派以后的情况可想而知。
而且天灾频发，谁都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大明末期是个死局，而崇祯对所有人都不信任，猜忌。导致后来到了朝廷和他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好皇帝，但政治经验不足。
好奇观古今
崇祯此人，有决心，少耐心。
相较于前朝其兄以魏忠贤为屏障，与朝臣进行政治斗争，争取皇权，崇祯无疑是无判断的。轻信了东林党人的谗言，去除了可以制衡东林党的阉党，自毁一臂，这是崇祯在政治上的最大失误。
其次在军事上，崇祯的最大失误便是坚持了辽东战略，若依崇祯初辽东巡抚王化贞所言，放弃辽东，只守山海关，无疑是当时时代背景下最正确的选择，这样既可以减少庞大的财政支出，也可以均衡军事防布，使明朝拥有策防农民军的势力。
最后便在战略上，崇祯选择了两线作战，其实崇祯明明可以与满清讲和，以平叛农民军，但是讲和之事败露，崇祯为了面子不得不选择继续和满清交战，使大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遇。
虽然崇祯有以上失误，但是其初心仍然是想守住祖宗的基业，想治好大明，但是明朝积重难返，纵然崇祯有永乐之才，怕也难以维持，这不对一个人的成败，这是历史的趋势，也是国家的兴亡。
长安居
崇祯作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共计在位17年，至于怎么评价这位皇帝，我想引用一句话。《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
明史这个评价个人认为还是公正的，大明王朝各种弊病长期积累，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并不是一位良医，一剂猛药就能药到病除的。崇祯帝身死国灭也是必然的，当然这些都是明朝灭亡的主观因素，我们在这里不做长篇幅的讨论，我们在这里说说明朝灭亡的一部分客观因素，即:崇祯的个人性格缺陷。
1.急于求成。个人认为这是加速明朝灭亡的催化剂。我们都知道崇祯上台后急于打造自己“盛世明君”的人设，杀了魏忠贤。人设是立起来了。但导致东林党开始一家独大。我们都知道优秀的古代帝王都是玩政治的高手，什么是政治高手？就是玩弄权数上的平衡。不管哪一个政治力量开始做大。造成的后果就是没人给你干活。道理很简单，没人监督，没人告状了。最后能产生的就是一大批混吃等死的庸官。
2没有主见。明朝后期，内有流寇，外有边患。而且财政吃紧，明眼人都知道不能两线作战。努尔哈赤死后，后金政权不稳，袁崇焕提出议和，其实这次议和如果成功，明朝会迎来喘息之机。最起码给建立宁锦防线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崇祯将议和在朝堂讨论时，在有些大臣一片“卖国”的骂声中闭上了嘴，后期陈新甲提出议和，心中愿意议和的崇祯又在骂声中将陈新甲推出去杀掉。这就将崇祯直接开始架到火上烤。一直硬着头皮把本该避免的仗打了下去。
3敏感多疑。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催促孙传庭仓促出兵绞杀李自成，导致失败。到中皇太极反间计杀袁崇焕自毁长城。都能看出来崇祯的敏感多疑。明朝后期并非无人可用，而是一个帝王这么用人，最后只会导致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
最后，在崇祯帝一片“朕非亡国之君，尔等都是亡国之臣”的叹息声中下线，他这句叹息有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呢？
南看天下
崇祯皇帝是如何上位的呢？
1620年8月，万历皇帝驾崩。9月，登基不到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也因“红丸案”一命呜呼。因其父不得祖父明神宗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不爱学习，喜欢木匠，被称之为木匠皇帝。短短两个月内，天启皇帝朱由校死了父亲和爷爷，而他的身份也从皇太孙变为太子再登基做了皇帝。而这前一年，明朝的11万军队和后金的6万骑兵在辽东萨尔浒大战，明军伤亡5万余人，大败而归。从此明朝辽东局势转攻为守。
15岁的朱由校上台后，辽、沈等地相继被努尔哈赤攻克。不久四川又爆发了土司叛乱，年少的朱由校有点措手不及。慢慢地，他开始重用太监魏忠贤，通过发展监党来稳固皇权。一面打压、屠杀东林党人，一面到处安插亲信。短短7年，朱由校重建了权威，摆脱了祖父万历皇帝被东林党道德绑架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朝廷集中力量办大事，基本平定了四川的叛乱。辽东局势也得以稳住，辽东的宁锦防线基本稳固，皮岛的毛文龙也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在后金后方牢牢站稳脚跟，让后金干着急，却没有一点办法。
可惜，由于朱常洛爱好贪玩，在游船上因起风被吹落水，从此一病不起。1627年因服用仙药驾崩。明朝刚刚有转机有起色，又要换主人。虽说天启皇帝一生沉迷于木匠，但是对政治还是看的通的，他知道那些人是真正的为国家，为朝廷办实事，那些人天天就会耍嘴皮子，由于魏忠贤和客氏的迫害，天启皇帝没有一个儿子，无奈就在他将死之时，魏忠贤告诉他说有几位皇妃怀孕了，于是他就打算，将未出生的孩子做为国家的继承人。
幸好时在张皇后这位奇女子，及时劝说，告诉朱由校说，就算是妃子怀孕了。也未必就一定生下男孩。所以，为了大明的江山，还是位传给朱由朱由检比较合适，再说，就算生下的是皇子，那还有十几年的时间，皇子才能亲政，在这之间国家就可能发生变乱。终于在张皇后的劝说下，朱由校决定该立朱由检做皇帝。年轻的朱由校没有子嗣，便让五弟朱由检继位。天启皇帝死前对弟弟说了两件事：要想治国有方，一靠张皇后，二靠魏忠贤，然而，崇祯没有听哥哥的话，上台一个月后，先是把魏忠贤集团消灭了，又将东林党的人找回来了。东林党的厉害，万历皇帝早已领教，满口祖制、满口不能与民争利，道貌岸然，说起来头头是道，找他要钱束手无策。总而言之，就是一群饱读圣贤之书，满嘴孔孟之道，却不办实事的废物。
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急着消灭魏忠贤？
我认为崇祯是个心气极高的人，试想一个太监，能挽救国运，大明前几任皇帝不都是被那几个臭名昭著的太监玩弄于鼓掌之间。他看不起哥哥“示弱”的样子，认为太监横行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必须消灭，灭了魏忠贤，崇祯皇帝才发现哥哥说的那句话是对的你，自己已经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再没人帮他压制这些口无遮拦、纠缠不休的东林党了。国家也没了钱。天启皇帝在位时魏忠贤找富人要钱，不给就抄家，可以说是一条忠心耿耿的恶犬。而东林党们要求崇祯不分贫富，按照田亩分摊，这样“公平”，最后老百姓在“公平”之下都成了起义军。
但是杀了魏忠贤，崇祯并没有和大臣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崇祯对文官群体的根本态度是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结党的恐惧达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另一种是对某些人信任的时候给予一切，不听任何反对意见，失去信任的时候立刻毫不留情。
再看看崇祯皇帝的简介
朱由检（1611年—1644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年号崇祯（1627年-1644年），后世称为崇祯帝。
后人对崇祯皇帝的评价
一：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
二：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他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史称“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崇祯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
三：他也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与此同时，朱由检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
四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险些提前亡国。
最后，在崇祯帝一片“朕非亡国之君，尔等都是亡国之臣”的叹息声中煤山上吊，结束了自己苦逼的一生，也葬送了大明将近三百年国运。
综上所述，对崇祯的评价应该是这样的：明朝是癌症晚期的患者，应该姑息治疗，尽量延长生存时间，而崇祯作为毫无经验的主治医生，给这个患者开的是一剂又一剂猛药，所以患者死得更快。这也就是为啥我们看到崇祯皇帝这么勤奋，最后亡国的原因了。
弱国无外交
崇祯是一个罕见的、同时把“与百姓关系”及“与官僚关系”两方面一起搞砸的君主。一般来说，锐意改革的君主（明太祖、清世宗等），会损害到官僚集团利益（改革即利益的再分配），百姓因而能获得实惠。与之相对，纵容官僚贪墨、横暴百姓的君主（帝王大抵如此，宋代尤多），虽然民怨鼎沸，却多为地主阶级所称颂。崇祯的情况极特殊。他一方面刻剥百姓，致天下民乱四起；一方面残害官僚，致君臣离心离德。对官僚，崇祯是“独夫”，对百姓，崇祯是“民贼”，合独夫民贼为一者，世所罕见。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叙述讨论。一、崇祯对百姓的态度及行为。二、崇祯对官僚集团的态度及行为。每部分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篇幅所限，仅以典型事例加以论述。注：本文一万八千字。阅读需耐心，特此提示。转载需备注“知乎胖咪”云云。（一）崇祯对百姓明末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宗室（朱姓藩王、将军）、勋臣（洪武、永乐朝因军功世袭的功臣子弟集团）、官僚（凭科举或荫选入仕途者）、缙绅（民间地主阶级）攫取了社会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普通百姓承担沉重的赋税徭役。明末阶级矛盾的具体表现，可参考我另一篇文章。李自成和明朝打的时候，失败百次能重起百次，但为什么一被清朝打败就恢复不了呢？本部分共七小节。1、裁撤驿站 2、陕西民乱 3、增派辽饷 4、山西民乱 5、河南民乱 6、增派剿饷 7、增派练饷1、裁撤驿站明代驿站，承担传递官方文书、招待达官显贵旅行食宿的职能。至明末，驿站制度基本崩坏。地方官僚随意私吞公费，勒索钱财，殴打驿卒。驿站人夫困顿，马亦缺额。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明史-毛羽健传》崇祯二年，缩减驿站经费，裁汰驿卒。本质上讲，明代驿站的职能，除传递文书、招待官僚等“表面功夫”，更深层其实是“维稳”。即通过招募临时工（驿卒），来收编社会闲散青壮年，避免其游手好闲、打架闹事引发社会动荡。类似的政府机构及维稳行为，历代皆有。比如宋代常去灾区招募青壮年灾民入伍；比如现代社会，某些机构会招募明显过剩的安保、安检、编外人员。崇祯未必不知道“驿站的深层职能”；但为节省银子，还是将大量闲散青壮年盲流重新放入社会。青壮年闲汉，失业无以谋生，后果可想见。裁撤驿站，合计省银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二十余两--《驿递裁扣事竣疏》 作者刘懋，时为刑科给事中李自成即崇祯二年下岗浪潮中“被优化”的一员，之前是宁夏银川驿驿卒。李贫无生计；逢陕西大旱，参加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军，踏上反政府武装的道路。李自成一银川驿之马夫耳，奋臂大呼，九州幅裂。--《米脂县志》能从全国待岗青年嘴里硬抠出68万两银子，不可谓不刻剥。补充：明末的驿站混乱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一例。【邓文】是大学士【王应熊】的干儿子。邓文叔父【邓琳】欲将搜刮的财物运回老家，勾结王应熊（大学士）、张凤翼（兵部尚书），在沿途驿站勒索了25匹马，123名人夫。更甚者，邓氏还向驿卒勒索20两银子做“压马钱”，未偿所愿（仅敲诈到12两）。邓氏怒，将两名驿卒殴成重伤。此事记录在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编著的《两河封事》中。这还是崇祯二年整顿驿站、裁撤驿卒之后的事情。顶风作案猖獗至此，崇祯所谓的“整顿效果”可想而知。裁撤驿卒，除了从待岗青年嘴里敲银子，正面效果基本为零。2、陕西民乱崇祯二年，左都御史【杨鹤】赴陕，招抚流民。皇帝勉强掏了10万两内帑（私房钱）应付。崇祯年间岁入约1300万两，半入内帑；外加上万历末期摊派的辽饷（崇祯三年再次加派辽饷前）还有额外约500万两。上文所述、崇祯搞驿卒裁汰即节省白银68万两。陕西大灾，饥民盈路，饿殍流离，皇帝却贪鄙至此。杨鹤压力山大，连呼“流民穷困饥饿，不给够饭吃，早晚必再反。”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杨鹤对诏狱供状》前赈臣（李继贞，时任兵部职方司）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绥寇纪略》崇祯爱财如命。听闻又要掏钱，就不耐烦了，暗示下面招抚行不通。（帝）言朘削（即剥削）则喜，请兵食则怒。--《怀陵流寇始终录》（帝）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天下郡国利病书》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引用本是形容万历朝矿监弊政的；但明末自万历以降，诸帝刻剥百姓成癖；《明末农战史》的作者顾诚即把此话用来形容崇祯，特此注明。地方官嗅到了风向变化，为表忠心、立刻高举屠刀，大肆杀戮归顺的饥民。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总兵【杜文焕】将已投降的流民帅左挂子（王之爵）、苗登云等部众全部杀害；守备【贺人龙】也骗杀三百余已投降的农民军。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劳降人酒，降人入谢，伏兵斩三百二十人。--《绥寇纪略》崇祯听说下面懂得揣摩、执行自己的心意，很是得意；夸奖洪承畴等人“会办事儿”。（帝言）“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国榷》为表明立场，崇祯又将鸽派（主抚派）的杨鹤下狱。胡说什么“流寇猖獗，杨鹤不知剿灭，有负圣恩”。其实杨鹤去陕西赈灾招抚的时候，崇祯是支持的、还开了内帑；此时怎能怪杨鹤“剿匪不力”？杨鹤是奉旨去招抚流民的，又不是去屠杀百姓的。崇祯为推卸责任，言语错乱，胡说八道，甚至借机修理大臣，屠戮降卒，令人语塞。“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杨文弱先生集》崇祯初年，陕北民乱尚未成气候时，明明可以用银子（开内帑）解决的事儿，偏偏要用屠刀。饥民何罪之有？清平时节承担沉重的赋税徭役，用自身的膏血供养地主官僚吃喝淫乐；灾荒年间死走流离、家毁人亡；实在活不下去，参加农民军抢地主粮食。就算投降官军，亦不免遭诛戮。京城的少年皇帝，还视饥民为乱党，恨不能尽杀而后快。鸽派的杨鹤，家门不幸。其子【杨嗣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官僚，是崇祯中后期头号刽子手，无数次组织参与屠杀农民军和灾民，还留下一句反动名言——“闹灾了，老百姓蹲家里乖乖饿死就好。出来造反？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西江月》崇祯三年九月，陕西饥荒愈发严重。巡按【李应期】曾上疏皇帝请求减免赋税，崇祯一口回绝。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崇祯元年和二年的赋税可适当减免，本年的不可再免”。四年二月，户部求皇帝开内帑赈灾，崇祯怒，又不允。（崇祯也不想想，陕西灾民都沦落到吃大雁屎和观音土了，哪来的钱交税）。臣（马懋才）乡延安府，……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备陈灾变疏》3、增派辽饷崇祯二年，金兵入遵化，攻打北京。崇祯御敌无方，恨恨不已。三年末，增派辽饷。从本已穷困潦倒的百姓嘴里，继续抠取血汗膏脂。为掩人耳目，官府压榨百姓钱财的丑行，被皇帝美化为“百姓同仇敌忾，岂会珍惜区区银子，而忘记民族大义（能无好义之思）？”言语昏悖，令人发笑。向缘东事（即辽事）倥傯，履亩增赋，豁寝无日，久轸朕怀。乃迩来边患靡宁，军兴益急，户部谘奏再三，请于每亩除见加九厘外，仍再征银三厘，前后共银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议免征，今量行每亩加征六厘。前项俱作辽饷，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议既协，权宜允从。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无好义之思？--《崇祯长编》卷四一诏书中“北直保、河六府向议免征”是因为去年（即崇祯二年）金兵在北直隶抄掠过重，生产力无法恢复，所以暂时免征。不是皇帝慷慨，而是当地百姓实在是被金国抢得裤子都没了，想征也征不到钱罢了。至于诏书中“前项俱作辽饷，事平即行停止”，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辽事伴随天启、崇祯两朝相始终，何曾有半日平止？崇祯戡不平内乱（吝惜财货，压榨百姓，甚至鼓励杀降，故意挑起内乱），又岂复余力灭金？这句无耻至极的言论，翻译成人话就是：“灭不了金国，那明国的百姓就必须每年额外缴税。”再结合那句“能无好义之思”的帽子，谁不交钱谁就是汉奸、金奴、民族败类。明末士绅免税，飞洒、诡寄层出不穷。真正的逃税大户，恰恰是宗室、勋戚、官僚、缙绅这群大官僚大地主为代表的流氓；崇祯作为这群反动头面人物的总代言人，其真实立场、心态可想而知了。注：飞洒：明、清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农户的田地以避税。诡寄：明代粮户，将田地诡称属于他人以逃避赋役。明代仕宦和坤衿人家可免杂役，后来这种特权扩大，所有徭役均可优免。无优免特权的多田粮户，就将田地寄在乡宦、举监、生员、吏丞等特权家庭名下以避税，称“诡寄”。4、山西民乱崇祯四年，陕西的饥民帅【王嘉胤】挺进山西沁水。注：王嘉胤，陕西流民帅之一，与流民帅【王二】齐名，天启末年最早一批因饥荒而起事的乱民首领。知县张斗耀坐堂逼饷，淫虐百姓，王二等饥民杀之亡命。王二事件充分说明了明末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程度（一般情况，灾民只敢流亡逃荒，决不敢杀害地方官员）。王二殁后，王嘉胤势力最强。著名的流民帅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在王嘉胤麾下共事。其于崇祯四年五月败殁，流民帅【赵胜】同年九月亦败殁。注：赵胜，诨名“点灯子”。陕西清涧人，书生。崇祯三年，挑灯夜读，被官府污为“欲效黄巢、夜读造反”抓了充数枪毙。赵胜惊惶亡命、遂反。明末启、祯间，朝政败坏，官军屠百姓“借脑袋献功”者多如牛毛。民有谚语“贼过如梳，兵过如剃”（一说“贼梳兵篦”）。山西在陕西之后接连发生民乱，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固然有天灾因素，另一方面，崇祯丧心病狂式的刻剥榨取，才是民乱的根本缘由。朝廷核价二十二万的税收，摊至民间，实际数额超过百万。山西省内，弱者仆于道路，青壮大呼造反。太仆寺卿【郑宗周】上疏，极言民情危急。崇祯充耳不闻，一味逼饷，一味催剿，恨不能把饥民杀尽。盖晋土自天启初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黄之派，急于星火，转运艰难。在朝廷虽算价二十二万，而民间所费实已不止百万。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今日春雨未沾（暗示朝廷不肯救济），风霾日异，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弱者转于沟壑，强者嗔目语难。斩揭四起，势所必至。--《崇祯长编》卷四四崇祯对待百姓，比其兄更凶残。陕西闹灾，便屠陕西；山西交不起税，又故技重施，发了疯般催促“剿匪”。山西境内，吃不饱饭、缴不起税、付不起（辽）饷的百姓，统统被当作贼给剿了。百姓大呼而起，斩木揭竿，从贼附逆者万余人。沁（阳）之南暨邑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冠碑》引自《绛州志》当地一位反动士绅【王臣直】见状，惊呼“乱民中的山西人比例怎么越来越高！”始之寇晋者，秦人也（陕西人）；今寇晋者，半晋人矣（山西人）。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存恤良民以辑流寇议》当地士绅，岂会不知个中缘由？不过是利益切身，被阶级属性蒙蔽双眼罢了。至于阶级属性最反动的崇祯皇帝，蔑视百姓，置若蝼蚁，弃如敝履的行为更是理所当然。5、河南民乱崇祯六年冬，饥民冲破明廷在晋、冀、豫交界处的武装封锁，挺进河南。晋、陕饥民入河南，算是“找到了组织”。河南以一省之力，供养了朱明七府藩王，境内百姓早已被压迫到无以复加；民意汹汹，大旱望甘霖般盼望着义军前来传授“革命经验”。注：河南七府：开封的周王；南阳的唐王；洛阳的福王（洛阳以前还有个伊王，因罪被废）；怀庆的郑王；均州的徽王；卫辉的潞王；安阳的赵王。河南一省供养七府。藩王、将军们大肆圈地、抄掠民财，百姓无力负担。以陕西汉中的瑞王为例：瑞藩每年的支用花销，须由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四省共同分担。而河南境内的潞藩、福藩都属于中后期分封的宗室（潞藩是神宗弟弟，福藩是神宗儿子），全国早已没有多余的土地供养这群寄生虫了。皇帝下令，由全国各省，共同承担供养朱明王爷的义务（万历年间宗室13万余，崇祯年间少说20万，有的学者估算破百万）。潞藩封地四万顷，即400万亩；福藩两万顷，200万亩。朱门馀弃膏粱，民间易子相食。（河南）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逼）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河南百姓）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正赋之外，有加派焉（即辽饷），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追逼欠税，所谓“带征”），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收未来的税，享受崇祯的福报），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明德先生文集》作者【吕维祺】，南京兵部尚书（明朝六部一共两套班子，北京南京各一），目见耳闻，惊心动魄。吕尚书路过的村落，家无吠叫之犬（暗示已死绝户），奉旨逼饷的官僚却仍然狠狠砸门；良民因交不起税，被捆绑鞭打、囊扑，血流盈阶。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吕维祺吕维祺良心发现，写下《中原生灵梳》上启崇祯；望皇帝爱惜百姓，体察民情。崇祯置若罔闻。魔怔般一味催饷（即奏疏中的“责河南以兵粮器械、以应河北（黄河以北）之求”以及“旧额未完，新饷已催”），又一味催剿。崇祯七年，大张挞伐，组织五省会剿，命【陈奇瑜】为总督军，准备将饥民彻底绞杀在河南境内。农民军战不利，在百姓协助下，逃往陕西、四川。注：崇祯十四年，吕维祺在洛阳、与福王同日被戮。吕维祺虽天良未泯（奏疏中看得出还算有点儿人性），但是最终不免沦为反动阶层的走狗。（吕）身为大官僚大地主的一员、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殉葬也颇合情理。福王则被义军分尸、啖食略尽。崇祯八年，流民入安徽。扫地王（张一川）、太平王攻陷凤阳，烧龙兴寺（朱元璋出家寺院），掘明太祖祖坟（太祖皇考朱世珍陵寝在凤阳）。当代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大抵出于对亡国之君的同情，说明朝皇帝是“祖宗作恶，报在子孙”；就实际情况看，恰恰相反，是“子孙作恶，报在祖宗”。（反动派）想用反革命的屠刀杀出一个天下太平。殊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裤带勒紧，套在他们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也就拉得越紧。--顾诚6、增派剿饷崇祯九年，闯王高迎祥败殁。崇祯喜，欲一鼓作气，荡平李自成、张献忠等残余势力。皇帝起用著名反动官僚【杨嗣昌】任兵部尚书，着手剿灭所谓乱民。杨嗣昌建议“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一言蔽之，就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着当地督抚进剿；以山东、山西、延绥、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着当地督抚防御。十面出击，彻底困死农民军。侧面也可看出，崇祯三年之前，仅仅集中在陕西一地的民乱，到崇祯九年，已蔓延至全国。全国都闹灾？全国人民都喜欢做贼？乱民者，不过是在苛政、杂税以及昏君、贪官、酷吏压榨下，被逼反的百姓。所谓乱民，实是良民。十面张网，必少不了增兵增饷。最后决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所谓剿饷）。明末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尖锐，哪搞得来二百八十万两银子？杨嗣昌劝皇帝开内帑，崇祯却装模作样地哭穷：“本来是该朕掏钱的，可是，朕现在也囊中羞涩。前两天让你们核查内帑的余额，活儿办的怎么样了？”（帝言）“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杨文弱先生集》注：杨文弱即杨嗣昌，字文弱。崇祯十四年张献忠破襄阳，屠尽当地宗室。杨自知罪大，惊惧而死（一说畏罪自尽）。杨长期出任兵部尚书，耳闻目见，诚可采信。卢象升做兵部尚书时，推行“因粮”增饷。简言之，土地肥沃者多交钱，大户多交钱；土地贫瘠者少交钱，小户少交钱。卢象升在明末反动官僚阶级中，属于少见的好官，具备一定的民生意识。至杨嗣昌，把卢象升那套毙了，搞“均输”。简言之，不论有钱没钱，不论土地肥瘠，所有人一起交钱。杨嗣昌还信口胡诌，污蔑卢象升的“因粮”为沽名钓誉、弄巧成拙。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杨文弱先生集》注：“飞洒”、“诡寄”在前文“陕西民乱”部分有解释，读者可自行查看。崇祯听闻可以多刮银子，很是高兴，也跟着附和“因粮与加派无异”。因粮与加派无异，难道均输就与加派有异？无非是盘剥得更加凶狠、吃相更加难看罢了。崇祯十年四月，正式推行剿饷。皇帝在诏书中装模作样地说“暂累吾民一年。”其实剿饷一直延续到了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才正式（被）结束。当然，崇祯故伎重演，又开始像增派辽饷时，给老百姓扣民族主义的高帽，胡扯什么“（百姓）自然好义乐输”之类的混话。“流寇蔓延既久，生民涂炭已极。不集兵会剿，贼不能速除；不多措钱粮，兵不能大举。帑部匮诎，设处无方。廷议改因粮为均输，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筹思再四，万非得已。……遍集官吏，严行戒饬，递布乡村，详加劝谕，使远迩尽知，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剿功告成，一体叙录。”--《平寇志》除了压榨乡里农民，城市居民的日子也越发难过。皇帝下诏，民间有房子的，不论大、小户，必须交钱，一个门面收一钱银子的税。百姓急眼了，私下骂崇祯为“重征”。每门面之内有房一间即税银一钱。--《三垣笔记》呼崇祯为重征。--《三垣笔记》注：三垣笔记作者李清，崇祯朝进士。历仕吏、兵、刑三部给事中，崇祯朝事，其多所亲历，笔记价值极高。逼迫没造反的良民，多纳苛捐杂税，用以剿杀已造反的良民。这是什么行为？割猫尾巴拌猫食儿。傻蛋都能想明白的道理，崇祯、杨嗣昌为代表的这群反动到骨髓的统治阶级，愣是想不明白。7、加派练饷崇祯十二年，国势愈发糜烂。也实属正常，逼饷越狠，百姓就越反，农民军势力就越发壮大。杨嗣昌故技重施，提议增兵。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明通鉴》按其方案，合计增兵七十三万。对明末清初史料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杨嗣昌提出的数字纯属意淫。万历朝萨尔浒之战，明廷、叶赫女真、朝鲜三方合计出兵不足15万（明史称27万）；天启朝熊廷弼、王化贞经略广宁，经抚之争，熊可驱兵卒不足5千，王所辖兵仅6万（号称6万兵荡平辽沈，最后自己被金国打得全军覆没、下诏狱了）；崇祯朝松锦之战，空国北上，明朝九边精锐尽出，合计13万（再次全军覆没，洪督师和祖大帅一起剃了头，报效新朝去了）。杨嗣昌所谓的增兵73万，纯粹是反动官僚阶级恫吓农民军、顺便私下勒索民财的鬼把戏罢了。盖各边将士视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钱而已。--《野老漫录》注：明廷末期，卫所制度崩坏，军官豢养私兵（即“家丁”），收纳义子，互结姻亲（比如吴三桂是祖大寿外甥，比如清初三顺王是毛文龙义子、义孙；皮岛继任总兵沈世魁是毛文龙丈人）；兼刻剥士卒，虚报成风，借以贪墨军饷。东江毛文龙，号称精兵二十万，稽核后不足三万；武昌左良玉，号精兵百万（明史称八十万），实际定员两万五千。左良玉后期招募流寇，呈现军阀化倾向，实际兵力确有10-20万（弘光朝），但所谓百万也纯粹胡扯。明廷内部，理智尚存的官僚，大约也发觉了“增饷”和“流民造反”之间的关系，他们担心增兵（所谓）73万所带来的沉重税负压力，可能会逼更多百姓造反。杨嗣昌却信口开河，胡说什么“田地都在富户手里，让富户多出点儿血，还能有效缓解土地兼并”。（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通鉴》滑天下之大稽。明末的税负还能摊到地主老爷头上？明末地主如肯纳税，李自成之流能成得了气候？李自成的比饷镇抚司是为谁设立的？张献忠的江口沉银是从哪搞来的？清廷入关之初，顺治为了让地主交税，江南三案（奏效案、通海案、哭庙案）搞的飞起，人头杀的满地乱滚，才勉强镇住了这群贪婪成性的缙绅。崇祯、杨嗣昌这种对统治阶级内部宠之以位、顺之以恩的疏阔政策（所谓“不与（富）民争利”“藏富于（奸）民”），怎可能从富户兜里榨得出半钱银子？最后全摊到穷人身上，导致更多贫民铤而走险。崇祯十二年，增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的正式确立，也吹响了明廷反动统治最后的号角。崇祯十七年明廷覆亡，说到底，无非是上述恶政的必然结果。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信矣。（二）崇祯对官僚本部分共5小节。1、勤王军 2、毕自严 3、薛国观 4、陈新甲和李明睿 5、李建泰和唐通1、勤王军崇祯二年，金兵入遵化，遵化巡抚王元雅、山海关总兵赵率教败殁。金兵陷三河、顺义、围困北京，史称己巳之变。崇祯大惊，被迫抽调陕西、山西等地的驻军（此时正在剿杀灾民）赴京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带兵三千、总兵【张鸿功】带兵五千星夜驰援。抵达北京后，这支山西部队头日驻通州、次日驻昌平、三日又被遣至良乡。按规定，军队抵达汛地当日不得开饭。这支为了勤王、昼夜奔驰的山西部队，就这样连续三天没领到口粮。军中士气低落，纪律迅速败坏，在京郊大肆抄掠。崇祯闻讯，不问青红皂白，以“未能约束部队”为借口，把千里驰援的耿如杞、张鸿功下了大狱。山西兵惊惧交加，一哄而散。崇祯更是恼火，竟直接把耿、张处死。蓟辽督师【袁崇焕】、总兵【祖大寿】领宁远驻军赴京勤王，在广渠门和金兵激战。时有传言袁氏通敌，崇祯不许关宁军入城，还将袁氏下狱，后凌迟处死。祖大寿闻讯，如惊弓之鸟，带领关宁军星夜逃往关外；几经安抚才勉强镇定下来。己巳之变，皇太极就带着诸贝勒，在南海子（今北京大兴南海子公园）游玩嬉戏，还抽时间去了趟房山拜祭金太祖陵；直把北京当成了自家后花园儿。皇太极闲暇时，常指着京城大骂崇祯是个“住在宫里的傻子”。城中痴儿（指崇祯），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旗，以待天命可也。--《啸亭杂录》崇祯剿贼无方，却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到勤王军头上，动辄刀斧加身，凌迟处死。像极了在外面受了腌臜气，回家打骂老婆孩子逞淫威的窝囊废，可叹。甘、陕、晋等地的官军调动，不仅政令混乱、昏招迭出；皇帝还动辄杀戮将帅、君臣离心；也给了正被围剿的农民军喘息、坐大之机。臣父（即杨鹤）未任以前，（流民）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即入京勤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无一可恃，而贼党（流民）始横。--《杨文弱先生集》2、毕自严崇祯三年，增派辽饷（北直隶暂免）。四年十二月，民不堪命，户部尚书【毕自严】筹不到足额的饷银，崇祯怒，把毕自严下了大狱。官员们闻讯惊惶失措，从此不敢再谈论“招抚”，只违心附和，胡说什么“筹饷、剿杀饥民为上策”以讨皇帝欢心。自是考选，唯论钱粮，不及抚字，士风一变。--《怀陵流寇始终录》上行下效，恶政发展到后期，官员欲升迁，须考核“筹饷数额”以为能。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明史-范淑泰传》上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官）、知（县）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三垣笔记》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崇祯长编》宗法专制社会的官僚，不事生产，不务农桑，全依靠榨取食邑、田亩内佃户的劳作成果为生（当然也少不了贪污腐败，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从阶级属性来说，他们都是吸食民脂民膏的寄生虫；但是官僚群体内，偶尔也会出现极个别良心发现的异类。这些“青天”们出于个人操守，或者出于对同类的同情，不时会站出来替百姓说句公道话（马懋才、卢象升、吕维祺、杨鹤等）。崇祯则不然，他一方面逼迫官僚去搜刮百姓，一方面又凶残地惩治那些搜刮得不够凶狠、尚存良知的官僚；动辄下狱、动辄杀害。至崇祯中后期，朝廷中没人再敢说真话，没人再敢忤逆皇帝，没人再敢对因饥饿而起事的百姓报以同情。良知尚存的官僚士大夫，不是在诏狱蹲号子，就是窝在老家闲居，甚至装聋作哑，缄口不言。朝廷里除了内侍（崇祯极端宠信宦官），奸宦，就是一群马屁精、刽子手，他们一面配合崇祯高唱“剿贼安民”的调子，一面高举反革命的屠刀，凶狠地砍向百姓的脑袋。3、薛国观崇祯逼饷甚急，群盗蜂起。皇帝眼瞅从贫民身上榨不出油水，打起了富户儿的算盘；暗示大臣主持募捐。崇祯十三年，礼部尚书【薛国观】上疏向大官僚开刀。薛表示，群僚百官的募捐由自己负责，宗室勋戚的募捐须由皇帝负责。是时，武清候【李国瑞】兄弟阋墙，其庶兄【李国臣】嫌家产分配不公，上疏表示：如公平分配家产，愿捐20万两。崇祯最初未回应。后来皇帝异想天开，认为兄弟如每人捐20万，合计岂不是40万？便要李国瑞捐40万。李不肯，见天儿哭穷，还上街变卖家产做戏。崇祯怒，削了李国瑞爵位。李惊吓过度，死了。京城外戚人人自危。帝初忧国用不足，（薛）国观请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内戚畹，非独断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国瑞为言。国瑞者，孝定太后兄孙，帝曾祖母家也。国瑞薄庶兄国臣，国臣愤，诡言“父赀四十万，臣当得其半，今请助国为军赀”。帝初未允，因国观言，欲尽借所言四十万者，不应则勒期严追。或教国瑞匿赀勿献，拆毁居第，陈什器通衢鬻之，示无所有。帝怒，夺国瑞爵，国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明史-薛国观传》恰巧皇五子【朱慈焕】病亡。内廷外朝出现传言，说崇祯轻视皇亲国戚，皇五子之死是天降灾祸，警示皇帝。为安抚外戚，崇祯把已被吓死的铁公鸡李国瑞之家产发还其子，又恢复了李氏封爵，由其子【李存善】继承。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宫妾，倡言孝定太后已为九莲菩萨，空中责帝薄外家，诸皇子尽当殀，降神于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国瑞七岁儿存善为侯，尽还所纳金银。--《明史-薛国观传》群小因既得利益受损，也谗责薛国观，说薛是赃官。崇祯立场摇摆，又开始痛恨起薛国观。崇祯觉得儿子病死是薛倒行逆施，得罪上天（他也不想想、号召募捐本来是他自己搞的）准备找个借口把薛杀了。（帝）追恨国观，待隙而发。--《明史-薛国观传》崇祯十三年十月，薛被以贪污罪处决。群小兴奋抄家，结果薛这个所谓“赃官”家中一共仅抄没出9000两银子，600亩地。崇祯自觉没趣，百官也颇扫兴。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法司坐其赃九千，没入田六百亩，故宅一区。--《明史-薛国观传》明末启、祯间，贪污腐败、阶级矛盾、贫富差距程度骇人听闻。普通的缙绅，田地多者千余顷、少者五七百顷；宗室藩王封地万余顷亦不在话下。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豫变纪略》薛国观被籍没的600亩地，折合6顷。非但不是贪官，客观来说，应属明末少见的清官。昏君当国，群小盈路，忠良难容于庙堂，亦可想见。薛国观这种尽心办事儿的廉吏，反遭皇帝忌恨，身伏斧锧。说穿了，是崇祯自己要求饷；薛不过是执行命令。李国瑞贪财好货、不知廉耻，是崇祯削了李的爵位，非薛所为。皇帝因迷信鬼神，将丧子之痛发泄到忠臣身上，甚至横加诛戮，抄没家赀。而真正的大蠹李国瑞，不仅没有一文钱的损失，其子还顺利继承爵位，放还家产，继续作威作福。由此可见，对宗室、外戚这些真正的流氓无赖吸血虫，崇祯是相当宽容的，甚至根本不想触碰自家人的利益；对外姓的职业官僚，崇祯动辄加以重诛，甚至狡兔未尽、走狗便烹。如此行径，还有谁敢尽心替皇上办事。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遍求诸臣募捐。人人都装孙子，甚至国丈【周奎】也仅掏了一万两。（甲申之变前，李自成从周府抄没50余万两，一说300万两）。外戚如此，国势去矣。多金何益？--《明季北略》崇祯求爷爷告奶奶、最后一共募了20万。天道果报，苦果自栽。后世读者指责崇祯朝诸臣吝惜财货的时候，也不应忽略，崇祯十三年薛国观的下场。4、陈新甲和李明睿【陈新甲】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清军围困锦州，袭击松山、杏山、塔山。明廷遣督师洪承畴领九边精锐救援，清兵围点打援，尽歼明军（斩首五万七千余级，残部吴三桂、王朴亡奔、洪承畴被困后降清）。山海关外几无险可守，边事彻底败坏。崇祯极为震恐，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廷议和。崇祯十五年四月，明廷遣马绍愉、朱济之、副将周维墉、鲁宗孔等九十余人的使节团（使节团里还有个和尚）赴沈阳，向皇太极求和。（明使）礼甚恭而辞甚逊，甘居卑下，不似曩日矣。--《国榷》皇太极挟大胜之威，出言恫吓，指责明廷文书是假的；胡说什么“既是兵部尚书写的，为何用皇帝印玺？”大骂明廷“实无讲和之心”（太宗实录）。其实皇太极不了解明廷情况，崇祯皇帝确系如此办事。印玺经降官洪承畴辨认，确系明皇帝玺。皇太极狮子大开口，表示明廷如欲讲和，须每年向清国进贡“黄金万两，白银百万”；清国则返还明国“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两国由皇帝出面缔结盟书、逃人相互遣返、划定界碑等等。皇帝万不会答应。崇祯刚愎猜忌、嗜财如命、爱面子程度更是旷古烁今。这种类似进贡求和的条款，在崇祯眼中无异废纸一张。当然，也要看到，此时皇太极也无甚诚意。天聪初年，金国内部民族矛盾尖锐，皇太极欲求生存空间，求和确系真诚。至崇德年间，清国愈壮，数次破关劫掠，甚至攻陷济南；兼有松锦大捷，此时确已无讲和的必要。皇太极威胁“九月份，银子还没到位，就要再次出兵。”约，九月不至，当治兵。--《国榷》马绍愉还京，把议和材料交给陈新甲。陈阅后置案上，不慎被书僮作塘报送出传抄。事泄，朝臣大哗，指责皇帝和夷虏求和。崇祯此时变了面皮，胡说什么“求和与朕无关，皆是陈新甲擅作主张”。这根本是推卸责任。此等大事，陈新甲岂能做主？马绍愉等人岂能出关？岂能面见皇太极？明末清初史学大家【谈迁】当时就看得很明白，直言：（求和）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国榷》注：兵部尚书又称大司马，指代陈新甲。崇祯越想越恼，又起了歹心，欲杀陈新甲泄愤。但此时杀陈，等于承认自己确系求和主谋。为掩人耳目，崇祯以“清兵入关，杀戮宗室，陈新甲办事不利”为借口，将其处决。当时有大臣向崇祯求情。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国榷》注：薄，逼近。薄城，即兵临城下。崇祯大骂：清兵历次入关，劫杀宗室藩王，都是陈的过错。难道藩王被抓的罪过，还抵不上兵临城下的罪过吗？他且毋论，戮辱我亲属七，不甚于薄城也？--《国榷》遂杀陈新甲。一个替皇上跑腿办事儿背黑锅的，就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这罪名甚至空间、时间都对不上）被处决了。陈新甲未必有甚雄才大略，但胜在听话，胜在懂事儿，胜在愿替皇上背锅。慈禧一介昏聩女流，尚知背锅侠（李鸿章为代表）须重赏恩养；武卫军【董福祥】忠心护我，须从洋人手里保他。注：董福祥是八国联军点名要枪毙的“首恶”。慈禧念董福祥护驾有功，力排众议，革职了事，拒绝杀害功臣。崇祯不缺能臣干吏，甚至不缺又能干又能背锅的。但动辄刀斧加身，滥加诛戮。尽心替皇上办事儿是个死，不办倒未必死（通常是革职、下狱）。最后朝臣开始集体装孙子；本就奸佞盈路的明廷，仅剩的忠良，不是在诏狱中作囚徒，就是在朝廷上装哑巴了。（还有装聋子的，孙传庭，被下狱了）【李明睿】崇祯十七年正月，农民军声势滔天（李自成已攻破湖北襄阳、陕西西安，建元称王了），清兵也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大举进犯。崇祯欲南逃，但自己不好意思提出来；便暗示大臣上奏，主动求自己南迁。经过无数次血泪教训，满朝文武都已成了哑巴。诸臣畏惧南迁之后，皇帝又要秋后算账（即所谓“帝必罪主（南迁）之（议）者”），人人缄口不语。崇祯怒，暗示左中允【李明睿】上奏请求皇帝“亲征”（南逃就南逃吧，什么亲征；目的地是南京，又征甚么）。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甲申廷臣传》李明睿壮着胆儿上了折子，不料满朝文武反对。反提议让崇祯留守，太子南迁。崇祯怒，破口大骂“小屁孩儿（太子朱慈烺）又能做甚么？”其实他是畏惧太子南迁后，效法唐肃宗灵武故事，分庭抗礼。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绥寇纪略》崇祯也不想想，所谓“哥儿们孩子家”的太子朱慈烺，时年十五。崇祯自己登基时也不过十七，也就是“哥们儿孩子家”的年纪。崇祯自己做得皇帝，太子便“济不了事儿”，言语昏乱，自打自脸，可笑至极。至于“朕经营天下十几年”更是给自己贴金。崇祯所谓经营天下的十几年，当真是荼毒百姓，残害忠良的十几年。哪是经营天下，分明是祸乱天下。南迁之议遂废，崇祯碍于面子，迁延不前，错失逃命的最后机会。同年三月，农民军【刘芳亮】断了崇祯南逃的去路，李自成又亲率主力进攻北京，死局已成。5、李建泰和唐通【李建泰】崇祯十七年三月，明廷的反动统治走到了终点。李自成由太原东征，除宁武守将【周遇吉】奋战抵抗，诸地望风披靡，卸甲如流。崇祯大约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点名让大学士【李建泰】出任督师。李老家在山西曲沃，为保家财，胡说什么“愿破家以纾国难”（其实是保自己家产）。崇祯喜，在正阳门（今北京前门）赐宴，授尚方宝剑，金爵赐酒三盏，恩遇甚隆。李建泰感激涕零，可现实是残酷的。出了京城，李才发现所谓“代帝亲征、手持尚方”的大学士，在畿辅地区竟寸步难行。李建泰堂堂大学士、督师身份；为筹集兵食，在北直隶地区、官军竟需要冒充成农民军，否则便吃不到饭。李至一县（河北定兴），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定思小记》李至邯郸，听闻农民军将领刘芳亮正向北京进军，惊慌失措，逃入保定。不久索性降闯。大学士代帝亲征的闹剧，就这么有头无尾地结束了。（建泰）心怖，北向鼠窜，兵遂溃。所过之处恣意劫杀。--《广宗县志》李建泰无甚才具，一介庸人。之所以提到他，是侧面反映，在崇祯十七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倒行逆施、残害臣僚的行径下，朝廷末期确无可用之人了。为国尽忠的文武，不是遭贬就是被诛；甚至朝廷故意见死不救，坐视忠良遇害（孙承宗，卢象升；洪承畴和祖大寿虽降虏，其实也可归此类）。明廷末期从不缺忠良、能吏。可在崇祯淫威下，一个个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在朝廷上装聋作哑（孙传庭曾为自保而装聋，下狱三年。起复后战死沙场，又被崇祯诬为“畏罪潜逃”）。导致到了危急关头，唯一能够信任的李建泰，是如此庸劣不堪。【唐通】甲申三月（1644年，崇祯十七年，离明廷灭亡不足一月），崇祯命吴三桂弃守宁远，赴京勤王。吴三桂装孙子，磨磨蹭蹭走得和蜗牛一般。联系到崇祯二年、从宁远率兵勤王的督师袁崇焕（遭皇帝猜忌、凌迟处死），吴三桂的行为也在情理之中。眼看远水不解近渴，皇帝令畿辅地区的总兵们赴京。大厦将倾，官军们一哄而散，各自南奔。只有密云总兵【唐通】，率本部八千士卒入京勤王。崇祯喜，赐宴，赏唐通白银40两，随行兵卒每人5钱银子（不足1两）。唐通怒。崇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还派贴身太监【杜之秩】监军。唐通羞怒已极，大骂“我难道还不如皇帝一贴身奴才吗！”这是废话，观崇祯所作所为，唐通在皇帝眼中，当然不如一贴身奴才。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甲申廷臣传》唐通不复多言，领兵赴居庸关投降李自成去了。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崇祯依然故我。唐通的勤王军虽兵力有限，但危急存亡际，胜在忠诚。崇祯吝惜财货（赏银40两，简直骇人听闻）到了可鄙的地步，甚至还幻想用太监来欺压军人（崇祯极端宠信宦官，十七年间，内侍出任监军者不胜数），导致最后的救命稻草也随风飘散了。后记：甲申（1644，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流民破北京。崇祯入宫，逼周皇后自尽。再逼袁贵妃自尽，贵妃不愿，崇祯乱剑砍去，贵妃仆地。崇祯又断长乐公主左臂，公主流血昏迷（后被救），再杀幼女昭仁公主。可谓泯灭人性、丧尽天良，到了这个地步，崇祯还美其名曰“不能让我的老婆闺女被流民欺负”。事毕，崇祯又叫来三个儿子（太子、永王、定王），告诉他们换上衣服逃往民间。“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崇祯异想天开，告诉儿子们，要时刻不忘复辟朝廷，杀尽农民军以报父母之仇。崇祯可能也是大脑短路了，皇子们的生母明明是被崇祯杀害的，崇祯也并不是农民军杀害的，而是自尽的。所谓“父母之仇”，纯粹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魔，在穷途末路中，把最反动的阶级意识，灌输给孩子们而已。“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吾今日戒也。”--《烈皇帝遗事》三位皇子都被李自成擒获（一说是被托孤大臣【朱纯臣】献给农民军。崇祯末期，朝廷里被他杀得已经没有忠良了）。这些亡国皇子们，头戴写了“顺民”的帽子，一个个还端着王爷架子，吆三喝四，直呼农民军为“贼”。可见崇祯十多年反动教育的遗毒之深。破城当日，崇祯曾试图突围。提着把三眼铳（一种长得像长柄锤的火器），带着几个宦官，在京城内四处乱窜。于齐化门（今朝阳门）被守军逼退，当时崇祯已易服，穿的似乎是内官的服装；在安定门再次被逼退，无法逃出内城。无奈，皇帝逃到煤山，写下绝命书，就吊死了。所谓“守国门”、“死社稷”完全是后人贴金，想跑却没跑出去才是历史真相。崇祯的绝命书，内容颇值玩味。绝命书在左右襟各一：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庄烈帝纪》崇祯一方面指责百姓为贼，一方面指责诸臣误朕。实际上，用三饷和酷吏逼迫百姓做贼的元凶，恰恰是崇祯本人；而滥加诛戮，横以重刑，导致满朝文武装聋作哑、尽为奸佞的首恶，其实也是崇祯。至于最后那句“勿伤百姓一人”不过是崇祯皇帝习惯性的惺惺作态罢了（加派三饷时，皇帝每次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嘴脸）。农民军当中，绝大部分本就是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北的良民，都是被崇祯的三饷逼上梁山的。最害民的民贼，恰恰是崇祯本人。绝命书另一部分只有一句话：百官据赴东宫行在。--《甲申核真略》东宫即太子。崇祯死前还幻想着太子能再复辟这反动朝廷。注：一说崇祯在掌心手书“天子”二子，仅供参考。李自成入京，遍搜全城不得崇祯，怒。宣谕献崇祯者赏万金，匿者夷三族。后在煤山附近找到了御马，才发现崇祯尸首。李把崇祯尸体装在柳木棺材里，扔到东华门外暴尸示众。逆贼发钱二贯，遣太监市柳木棺，枕以土块，停于东华门外施茶庵，覆以蓬厂。--《明季北略》贼初用极菲棺，露顿东华门外道傍，诸僚无一言者，亦无一哭者，即默默趋拜者，亦仅数十人耳。--《大事记》（贼）于四月初三发引，初四安葬，抬柩止二三十人。贼数骑从得胜门送出，草草掩葬，凡从逆官往拜，贼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余皆睥睨过之。--《明季北略》对崇祯尸首哭泣而祭拜的大臣，30人；拱手作揖却不悲伤的大臣，69人。其余众臣，都斜眼瞟视，不以为意。崇祯用自己的屠刀，亲手砍出一片君臣离心、上下失和的太平世界。甚至有大臣出言不逊“独夫死了，有什么值得多说的！”独夫授首，何足道哉？（降官劝进表，指李自成）比尧舜多武功，较汤武无惭德。又有独夫（指崇祯）授首等语。一时传为士林之羞。--《大事记》注：崇祯自视甚高，视汉文帝为中主（中材之主）；还出言讽刺唐太宗，觉得唐太宗治家无道，男女关系混乱。上每言欲法尧舜，有以汉孝文相方者，犹目为中主。一日，辅臣语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扫荡群雄，朕愧无其才，若闺门无序，家法荡然，朕羞称之矣。--《三垣笔记》崇祯有棺（一口破柳木棺材）无椁（外层大套棺）。最后掘田贵妃墓，借用贵妃的椁，才勉强把崇祯埋了。清廷入关，为收拢民心，大约也出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同情，替崇祯重新办了一个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葬礼，还装模作样地令京师百姓戴孝三日。崇祯用自己的双手，逼得天下皆反，最终死无葬身之地。自己正式的葬礼，竟是满洲贵族主持的。 及柩暗从德胜门出，诸僚无一送者，亦无一哭者，遂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大事记》小结：独夫授首，何足道哉。这就是崇祯在明末官僚群体内的真实形象。他死后，那群官僚无所顾忌，不再担心说实话会被处决了，“独夫”二字，不知隐含了明末的反动官僚们几多愤懑和嘲弄。回到文章开头，如我所述，崇祯是一个罕见的、同时把“与百姓关系”及“与官僚关系”两方面一起搞砸的君主。崇祯一方面刻剥压榨百姓，搞的天下民乱四起；一方面频频杀害官僚，搞的君臣离心离德。对于官僚，崇祯是“独夫”，对于百姓，崇祯是“民贼”。合独夫民贼为一者，世所罕见。崇祯在位十七载，视天下百姓如草芥。灾年不免税，逼贫者为盗。他对山西、陕西、河南境内的饥民随意剿杀；对尚未造反的良民则滥增捐税，逼良民为娼妓。即顾诚所谓“想用反革命的屠刀杀出个天下太平”。饥民已无生理，良民亦命在旦夕。李闯振臂，九州幅裂，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崇祯对于能臣干吏阴刻寡恩，动辄横加刀斧，施以重诛。崇祯朝十七载，内阁大学士前后五十一，首辅十九，兵部尚书十四，轻者夺爵，重者大辟。无数次血泪教训，无数颗高官人头，一次次警示着尚未被皇帝杀害的臣僚。不愿替皇帝分忧者下狱，愿替皇帝分忧者亦不免一死，即谈迁所谓“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为君如此，岂可指责官僚畏葸不前。结语：崇祯在对待官僚地主时，面对相同的阶级，他收敛了自身的“阶级性”，所展现出的多是“人性”：即贪鄙、虚荣、傲慢、猜忌。注：统治阶级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崇祯最尊，宗室、勋戚次之、官僚再次之；崇祯对待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对象的态度、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崇祯为代表的明末最反动、最腐朽的统治阶级，面对百姓时，所展现出的恰恰不是“人性”，而是“阶级性”。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为了继续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是可以昧着良心说胡话、干脏事儿的。崇祯真不知道百姓是因挨饿、重税才造反的吗？他当然知道。所以才会在甲申三月上吊自尽。他很清楚自己如不死，饱受欺压的愤怒饥民会如何对待自己。我敢说，崇祯若不死，他的下场不会比福王更好。注：《明季北略》详实收录了李自成、刘宗敏的比饷镇抚司是如何凌辱屠杀明廷官僚的，有兴趣者自行阅读。李自成有言“君非甚暗”。其实是为比饷镇抚带节奏罢了，纯为屠戮明廷官僚索饷，故意把崇祯说的好听一点儿。李自成在襄阳和西安数次下诏，崇祯在其政权笔下，是“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重刑罚”--《平寇志》；至于在张献忠政权笔下，更直呼崇祯为“贼”。张曾下诏“照得朱贼杨嗣昌，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明季实录》从行为上看，崇祯确系作恶多端。但他真是天生丧心病狂、泯灭人性么？未见得。应该说，身为明末官僚地主阶级的总代言人，崇祯身上表现出了最强烈、也是最顽固的阶级倾向。阶级性取代了人性。维护自己的龙椅、维护作威作福的权力、维护朱明江山万代永固，成了皇帝的头号要务。在此立场下，皇帝看不到百姓挨饿，只看得到百姓造反；皇帝看不到士卒冻馁，只看得见军费需要花银子；皇帝听不进逆耳忠言，只觉得大臣在驳自己面子，分自己权威。此时，崇祯实际是从“人”，物化为“装着地主阶级反动立场”的躯壳罢了。往深一步讲，让太子继位，或让崇祯南逃，历史真会有所改变吗？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决定了，明廷能延续的，只会是比崇祯朝更腐朽、更残酷的暴政。乙酉年（1645）的弘光政权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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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不是昏君，明朝确实亡于崇祯之手。但是纵观当时的情况。崇祯接过的是被前几位皇帝统治的要垮掉的江山。他的兄长因为喜好木匠活。致使魏忠贤权倾朝野。民不聊生。崇祯一上台就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而当时明朝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他是治理国家的大才，从各种能力和手段来说，都够得上是称职的帝王，但他生不逢时，一即位就处在内外交困，智穷力索之时。整个皇朝由于几代的积弱难返，已造成山将崩溃，海将倾泻之势，那已绝非是一已之力所能挽回。据史书说。崇祯20岁就白了头发。眼角有鱼尾纹。他的一生都在勤勉的工作。为国家而奋斗。奈何终究无力回天。他确实是杀了袁崇焕。但是皇帝都有犯错的时候。看待崇祯要从双面角度去看，他有犯错误的时候，但他并不是一个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