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一直相信，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小孩子的天性是爱玩耍，在学龄之前，就应该让孩子开开心心的玩，不需要学这个学那个。我也相信“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古训，某某家的孩子六岁能识写上千个汉字，某某家的孩子七岁能背诵几百首古诗，我对此也并不羡慕。
但我知道，对我的教育观念嗤之以鼻的人，也一定很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太切，天天都带着孩子参加各种早教班、兴趣班、智力开发班，恨不得将孩子训练成神童。神童本为天生，但有的家长生不出神童，就用种种后天的手段制造神童，包括造假。
前几年，曾有一个“七八岁时就给故宫文物挑错”的“天才考古少年”红遍朋友圈，但调查发现，他的故事其实是编造出来的。前两天，山东莱阳第二实验中学14岁的初中生李向楠被报道6岁编程，8岁建网站，13岁创办公司，参加“ACPC大赛”等多个国际比赛并获大奖，14岁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迅速走红网络，但很快造假被揭穿。
这种不理性的“神童崇拜”现象，要说起来，也是自古有之。早在汉代，神童便受到追捧，朝廷设了“童子郞”的官职，专门授予早慧的少年儿童。唐朝时，对神童的选拔开始制度化——在科举考试中设神童科、童子明经科与童子学究科，“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十岁以下的神童如果通过童子科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宋承唐制，科举考试也设有童子科，不过具体做法与唐时又有差异。什么差异呢？我们后面再说。
应该承认，人世间，不论古今中外，确实有一部分人天赋异禀，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同龄人的智力，他们真的是天才，是神童。平心而论，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童子科，也确实为一些神童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比如我们熟悉的宋代著名词人晏殊就是一位神童，十四岁时便获赐同进士出身；北宋另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杨大年，十一岁参加童子科殿试，宋太宗“亲试一赋一诗，顷刻而就”，获授“秘书省正字”之职，相当于社科院的研究员。
但更多的神童，在通过童子科考试之后，并没有取得什么过人的成就，而是泯然于众生之中。宋高宗发现，“朕自即位以来，童子以诵书推恩（指童子科录取）多矣，未闻有登科显名者。”南宋人俞文豹也说：“以童科显者，百不二三；少聪慧长昏懵者，十常八九。”神童的成才率居然不过3%。不知今天大学少年班的成才率又是几何。宋真宗时，有个叫蔡伯俙的人，四岁通过童子科考试，是天才级的神童吧，但他得官之后，直至80多岁，仍然“碌碌无所闻”，正好应了老话所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更令人遗憾的是，童子科的设置还催生了两个严重的不良效应。第一个不良效应：民间受童子科的激励，出现了制造“神童”的非理性行为，比如江西饶州，参加童子科考试的人次最多，以致“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元丰末年，饶州又有一名神童参加科考，获得功名及赏钱五万，于是“俚俗争慕之”，都希望自己家中也能出一个这样的神童，“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不管孩子是不是真有天赋，只要能识字，便从五六岁开始教他背诵《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
当地甚至出现了专门训练“神童”的职业教师，就如今天各种应试培训班的金牌名师，待价而沽，“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明码标价，训练孩子背诵一经，报酬多少钱。掏得起价钱的人家都抢着聘请名师。
这些名师到底是怎么训练“神童”的呢？说来有些骇人听闻：“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昼夜苦之。”做了一个大竹笼，将孩子关进去，再吊到树梢上，这样，就能杜绝外界的影响，日夜逼孩子读经。至于“棍棒教育”，估计也是少不了的，因为南宋江西籍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讲述他送家长神童赴考的诗歌写道：“老翁笞儿也太痴，欲鞭辕下追霜蹄。”
第二个不良效应是出现了年龄造假之风：“比年以来，多有暗减岁数，州县复不审核，寖成冒滥。”本来按规定，试童子科的神童有年龄限制，须十岁以下：“童子举并要年十岁以下，通诵六经（即《诗经》、《尚书》、《礼经》、《周易》、《乐经》、《春秋》）及《论语》、《孟子》全文，方许赴试。”宋代有些时期也会将童子科的年龄放宽到十二三岁。但许多家长在孩子已经超龄的情况下，谎报年龄，比如孩子已经十四岁了，却谎报才十岁，送孩子参加童子科考试。古代又没有身份证，年龄造假显然更加容易。
可以这么说，“神童”制造业的背后，总是站着无数残忍或者虚伪的父母。不论古今皆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童子科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它选拔了多少名神童，而是它让一部分有见识的宋朝人真切地明白到“神童制造”的荒谬，从而更深入地思考人才培育的正道。宋人发现，所谓的神童训练，就是背诵经书，“不过父兄以讲义与之诵念，实未尝通晓义理”，因而，这些神童“但能读诵，未必能通义理作文”。如此培养出来的儿童，真的没有那么“神”。难道国家应该这么培育人才吗？
南宋末，礼部侍郎李伯玉上书宋度宗：“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速成的“神童”并不是什么优秀人才。因此，李伯玉建议，“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
事实上，宋代的童子科也是经常停罢，如皇祐三年，宋仁宗下诏：“今后诸处更不得申奏及发遣念书童子赴阙。”元祐元年，宋哲宗亦下诏：“自今乞试童子诵书，所属毋得令收接。”唐朝的童子科是常科，宋朝的童子科却非常设，“皆临期取旨，无常格”，因为皇帝深知，“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盖繇昨尝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试者云集”，因而“不可不谨也”。南宋时期，神童通过童子科考试而获得的奖励也甚轻，通常是“免解”一次，即可免参加科举考试的初试，直接参加礼部省试。换言之，宋朝的主政者对于童子科其实是不怎么重视的。
那为什么不干脆将童子科彻底废除了呢？研究者认为，“宋代设童子科，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选拔出多少早慧的神童，而是要通过政策导向来劝导民间向学。”（参见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古时没有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激励民间向学之风的政策性诱导是非常重要的，童子科确实可以发挥很好的激励作用。举个例子，在江西庐陵，“中童子选者常居四方十之二三，而能文者亦时有之，国家人才之盛，至于童子，颖拔相望，盖文盛极矣”。
但宋人毕竟已意识到“保幼稚良心”远比“神童速成”更重要。而这个道理，今天的家长却未必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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