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一個思想家，也是一個語言大師。
老子有句名言，人們耳熟能詳：“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把矛盾雙方撮合在一起，用一個極端轉接另一個極端。老子說話如此快意，簡單直接又蘊藏無窮奧妙，言簡意賅卻常常出人意表。
在《道德經》第四十五章裡，還有一連串類似的論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衝，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成與缺、盈與衝、直與曲、巧與拙、辯與訥、靜與躁、寒與熱——本來都是彼此相異、互相排斥的，但是老子將這一系列矛盾概念玩轉於股掌，在看似不可能的轉化中闡發自己的道理。對於這種修辭方法，人們稱之為“正言若反”。
正面的話恰像是反面的，真理又好像是違反常識的。老子把自己的玄機，放在了一句句“反話”裡。
正反，代表的是矛盾。世界上，矛盾無處不在，發現矛盾的不只老子一人，看待矛盾的方式也不止一種。
孔子在矛盾裡找到了治學的辦法。他覺得，自己再有知識，也難免遇到不明白的問題。對於知識的空白處，就“叩其兩端而竭焉”：抓住事物的正反兩面，反覆推理，層層篩選，最後答案就顯現出來了。
對待矛盾的“兩端”，儒家學者選擇“執兩用中”，正契合中庸之道。比如，儒家的“禮”用來維護尊卑等級，“樂”則使人相互親近；禮、樂都不可缺少，又不能過分，就要互相牽制、互相調節。“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
在對立中求統一，在變化中求不變。中國藝術創作講究的“虛實之間”、“似與不似之間”、“有形與無形之間”，都可以看出這種理念的影子。
概括而言，對待矛盾，儒家的做法是“折中”的。而道家，卻有不一樣的思維。
作為道家的創始人，老子不僅發現事物包含著對立的兩方面，而且意識到，矛盾雙方以彼此的存在為前提。
於是他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有無、難易，都是互相對立而產生的。“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委曲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卑下反能充盈，敝舊反能新奇，少反而有所得，多反而會迷惑。
老子還發現，矛盾雙方會向其相反的方向轉化。
於是他說，“物壯則老”：事物過於壯盛了，就會衰老。“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兵力強大卻會遭到滅亡，樹木強硬卻會被摧折。以及，“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壞事會有好結果，好事也會產生壞結果。
老子沒有像孔子那樣苦心積慮，充當矛盾雙方的“中間人”、“和事佬”，而是在兩者之間，做著自由自在的幻化與昇華。
根據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人們可以從矛盾雙方的一方出發，推出另一方。老子的話很簡明，也因此蘊藏了更大的引申空間，被後人進一步詮釋和發揮，不僅反映在美學上，也道出了許多人生的道理。
“大成若缺”：最成功的，卻好似欠缺。最成功者，不居功自傲，韜光養晦，自隱其能。
“大盈若衝”：最充實的，卻好似空虛。真正的飽學之士，虛懷若谷。
“大巧若拙”：最精巧的，卻好似笨拙。最高明的技巧，依據自然規律，不加人為的雕琢。
“大辯若訥”：最高超的辯論，卻好似不會說話。語言重在表達道理，而不在多說話。
在“正言若反”的推理中，矛盾雙方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貫通、相互轉化的。它幫助人們突破絕對主義、獨斷式思想的束縛，推導出具有變化、發展性的美學觀點。
如果儒家講究的是“相輔相成”，那麼道家看到的便是“相反相成”。
老子認為，一個人要想成就某件事，就要把自己放在成就事情的對立面；如果想保持某件事，就要承認在事件中已經有了它自身的對立面。
老子的許多論述看似充滿矛盾，有悖於世俗常理。然而老子正是用“正話反說”的方式，提醒著人們：
要達到預期目的，需要做反方向的思考。
老子說：“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想要收縮它，必須先擴張它。想要削弱它，必須先增強它。想要廢棄它，必須先興盛它。想要奪取它，必須先給予它。
對待一件事情，我們常常會卡在僵固的思維中。而老子告訴我們，可以先找出一個想法，再用“對立”的方法，去尋找下一個想法。
在老子的一個判斷裡，包含了對立概念的流動和轉化。
表面上看，老子用了許多對立的概念。然而我們進一步思考卻發現，很多時候“正反”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在原來的意義上，做著更高層次的解釋，尋找兩個對立概念之間相一致的本質。
比如，“大巧若拙”中的“大巧”，其實是一種特定的巧，在“巧”的前面加上一個“大”字，它便具有了超出其性質的無限可能，促成事物向相反的性質轉換。而“拙”，也必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拙”了。
所以，正與反，不是簡單的二分法。本來對立相異的概念，要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融合、滲透。正反之間的流動脈絡，才是真正的玄機所在。不知脈絡的推理，都是不切實際的。
英國學者李約瑟說：“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於發展辯證邏輯。”
辯證邏輯思維，是中國傳統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徵。這首先得益於先秦時期的哲人，在“百家爭鳴”的時代，對宇宙、人生、社會做著各自的思考，建立學派，互相辯駁，堅持己見而能共存。這避免了思想定於“一尊”所帶來的偏執和片面，而形成了全面、綜合、寬容的思維方式。
儒家和法家都擅長運用辯證思維，而在道家這裡，尤其顯得語出驚人、精妙絕倫。
雖然老子自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是在行文措辭時，其精彩的語言藝術表現得還是有目共睹的。一本《道德經》裡，老子運用了比喻、對比、設問、誇張、對偶、排比、雙關等常規修辭方法，貫穿始終的則是“正言若反”這一特殊手段，也顯示出他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
說話含蓄朦朧、故意製造矛盾的老子，像一個現實的反叛者。而老子哲學最大的特徵，是對現實的批判性反思。
這種反思，植根於老子對歷史的深切認識、對其生活時代裡虛假的社會禮俗的反感與厭倦，由此表現為對個體主觀自由的認同和追求，表現為對個人道德的重視和強調。
對於老子特有的思維和表達方式，陳鼓應先生認為：“老子說到道體時慣用反顯法，他用了許多經驗世界的名詞，然後又一一打掉，標示這些經驗世界的名詞都不足以形容，由此反顯出道的精深奧妙處。”
這個被限定了的世界，終究是無法阻止老子的。
“微言大義”，莫過於老子。老子之所以是老子，人生智慧與語言修養，缺一不可。
按照維特根斯坦的看法，哲學問題是不可言說的。存在一種不能言說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反諷。這也會讓人覺得，老子選擇“正言若反”，是因為“言不盡意”。
人的語言，是有侷限性的，無法滿足老子無限思維的表達。而那些不可言說的，如果要通過語言來表達，便只能反身內求，不是“無言”，就是“正言若反”。
無論如何，真是難為老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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