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李叔同，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于天津陆家胡同李氏老宅，是没有争议的。
上世纪初开始，人们又发现李叔同原来是嘉兴平湖人，这让许多人觉得惊疑。
一个世纪以后，弘一大师的平湖籍之说已被公认。但对其中原委，多数人仍是不知其详。本文拟就现存的文献、史料，对弘一大师与嘉兴的渊源及交往作一简略梳理，以便了解大师与嘉兴的因缘。
一、“嘉兴府平湖县监生”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从西安回到北京。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统治，安定天下，采取的其中一项措施，即是诏令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
一九〇二年秋，李叔同当时用名李广平，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在杭州参加了这科浙江乡试。因未中试，故几乎没有留下李叔同参加这次乡试的详细史料。仅有一张第三场考试的号凭（准考证），是很珍贵的实证材料。
根据李叔同参加过一九〇二年浙江乡试的事实，不少研究者考虑到，他在赴考前应该来过平湖和嘉兴。因为按当时习惯，参加乡试科考，于读书人，于地方，于国家都是极其严肃的大事。
参考者都要经过资格审定和报名审批等手续。既然李叔同是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参考，他得通过平湖县学、嘉兴府学办理报名手续。故他必须亲自来平湖才能完成报名。
再有，他的监生资格是何时何地取得？是否也与嘉兴、平湖有关？可惜在平湖和嘉兴的旧档文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相关的信息，连口碑传闻的资料也未留下。这真成了一个大谜团。
直到本世纪初，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校史编纂委员会。为编写其前身——南洋公学的校史，派员到西安交通大学，查阅所藏南洋公学的历史档案时，意外发现了《光绪二十八年送乡试册底》原始档案，才解开了李叔同参加乡试的谜团。
《光绪二十八年（1902）送乡试册底》中有关李叔同的全部信息如下： 李广平，年二十三岁，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曾祖忠孝，祖锟/本生锐，父世荣/世珍。光绪二十六年在湖北赈捐案内报捐。
原来一九〇一年九月，李叔同已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南洋公学是甲午战败后，盛宣怀为了施行实业救国之策，培养新型人才而于一八九六年在上海创办的。
一九〇一年夏，清廷下诏重开经济特科，为国家破格选拔适应革新政治的人才。盛公针对这一形势，在南洋公学增设了特班。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四十余人被录取为特班生。
次年正遇补行各省乡试，而特班生中具有报考资格的生员不少。南洋公学便为学生办理集体报考手续，直接报送各省学台衙门，省却了考生分头自己办理报考手续的麻烦。
至此，终于弄清，李叔同虽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参加一九〇二年浙江乡试，但确实没有通过平湖和嘉兴办理报名。
另外，李叔同的监生资格既非在天津，也非在杭州、嘉兴取得。而是一九〇〇年十月（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由湖北赈捐局案内报捐获得。
一九〇二年李叔同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之名应该府乡试时所持之四十二号准考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送乡试册底。
二、平湖情结
科举时代，为了就近方便应考，通过办理一定的手续，即在非籍贯地参加考试的事并不少见。这称为“托籍”、“寄籍”或“冒籍”。为此，有人也将李叔同一九〇二年不回直隶而去杭州参加乡试之事，视为方便应考的“托籍”行为。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李叔同自称平湖人决非始于一九〇二年。当他未来上海之前，还在天津读书时，早就有了自称平湖人的心意和举动。试举几例。
一八九五年，李叔同十六岁时，除了学习诗词外，“正式跟从著名书法家唐静岩学习书法篆刻”。他学习篆刻兴趣很高，用功甚勤。现能见到的《李叔同印存》其中一册，就收有他一八九八年前居津时刻的一百三十九方印蜕，内中就有“平湖后生”“江东少年”“吴郡子弟”“江东后生”等印。
一八九六年，李叔同为老师唐静岩刊行《唐静岩司马真迹》，亲自题签，署名是“当湖李成蹊署”。成蹊为叔同幼名。
一九〇〇年秋，李叔同在上海出版《诗钟汇编初集》，内题“庚子莫秋李庐校印”（莫秋即暮秋）“当湖惜霜仙史编辑”“李庐”“惜霜”均是叔同用名。
由此可见，叔同早在青少年时代已自称为江南平湖之人。更奇怪的是，他非但自称平湖人，而且对平湖的人文地理好像十分熟悉，连平湖古称当湖他也知道。但李叔同是从未到过平湖的。
看来李叔同很喜欢平湖，他那深厚的平湖情结因何而起呢？
如果起于父系，真是祖父李锐始徙天津的，那应该是很近的事，他们李氏族人应该都会知道自家在平湖的祖脉。可惜却没有人知道自己李家与平湖的关系。叔同的二哥文熙的孙女李孟娟写过《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根据家族祖辈们的记忆，都不知道与平湖有什么关系。所以她的结论是：“我认为我家的祖籍有可能是山西，不是浙江平湖。”而平湖的地方文献中，至今也未找到李氏迁津的史料。
至此，我们只能推测，叔同的平湖情结可能源自母亲王太夫人。叔同五岁丧父，母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和母亲相依为命度过的。孤儿寡母在这个大家族中地位可想而知。叔同深知母亲的艰难，种下了很深的恋母情结。
母亲很可能是平湖人，叔同从小就从母亲的回忆讲述中知道了母亲的故乡平湖。并通过母亲的描述，平湖成了叔同从小就憧憬的江南故里。叔同深爱母亲，母亲的故乡也是自己的故乡，叔同称自己是平湖人，大概源于此。
但这一推论，只是猜测，因至今未能找到史料的依据。故叔同的平湖情结仍是弘研领域一个未解之谜。
三、阅藏精严寺
明确记载弘一大师来嘉兴的，是他出家后应范古农大居士邀请来精严寺阅读《大藏经》。
范古农（1881～1951），原名运枢，字拱薇，后改名梦耕，字古农，留学日本后又易名寄东，嘉兴人，家在府城月河边。清末秀才，肄业上海南洋公学后，就读于杭州求是学院。
一九〇三年创办嘉兴城区第一所小学——毓秀小学。一九〇七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九一〇年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一九一二年创办嘉兴县立乙科商业学校，任校长。
他原本力主革命，改元民国后转向佛学研究。与龚宝铨等组织嘉兴佛学研究会，开居士讲经之风气。一九一七年受菩萨戒，礼天台宗大师谛闲为师。后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是一位声望很高的佛学家。
精严寺，是嘉兴城内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之古寺，创建于东晋咸康六年（340）。明代改精严讲寺，为天台宗著名丛林。藏经阁以收藏《嘉兴藏》名声远播。
范古农居士成立之佛学会即借精严寺为会所，每月两期，于日耀日（即星期日）讲演佛法。
据一九四二年弘一大师圆寂后，范古农发于《觉有情》杂志纪念文章《述怀》回忆，记述当年弘公来嘉兴之事比较清楚。
一九一八年，弘公在出家前后来嘉兴其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决定出家，尚未剃度前。由朋友介绍，专程来拜访范古农居士，请教、探讨出家后有关安排。
范文记述：民国七年师将出家……道出嘉兴，持杭友介绍书见访，垂询出家后文针。余与约，如不习住寺，可来此间佛学会住，有藏经可以阅览。
这是弘公与范古农第一次相见，估计相叙时间不长，也许弘公隔天就返回杭州。但范古农对弘公已表达了真诚邀约：如果住寺院不习惯，可来嘉兴佛学会住，阅读藏经也很方便。
弘公第二次来嘉兴已是受戒以后。多数“传记”和“年谱”把弘公来嘉兴时间记在“十月”。现据弘公“护戒牒”受戒时间和范古农回忆，似应该是九月底前。因弘公是农历七月十三日在虎跑定慧寺落发。九月十九日在灵隐寺完成受戒。受戒后第一站就到了嘉兴。
“故师出家后，即九十月间来嘉兴佛学会，会中佛书每部为之标签，以便检阅。会在精严寺藏经阁，阁有《清藏》全部，亦曾为之检理。住时虽短，会中得益良多……居会约两月，杭州海潮寺请法一禅师主七，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
弘公在精严寺阅藏期间，范古农还邀请了马一浮居士，来为嘉兴佛学会第三届讲经会讲授《起信论》。弘公潜心旁听，谦称“侍末席”。
弘公这次来嘉兴，还有一事不可不记。当时有不少慕名来向弘公求取墨宝之人，让弘公颇感为难。后在范古农启发、建议下，遂以佛语结缘，使弘公出家后诸艺尽弃，却独独保留了书法。这是弘公出家后的一个重要决定。
“时颇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宝者，师与余商，已弃旧业，宁再作乎？余曰：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庸何伤。师乃命购大笔瓦砚长墨各一。先写一对赠寺。余及余友求者皆应焉。师出家后以笔墨接人者，殆自此始。”
精严寺是弘公来嘉兴唯一住过的地方，缘分殊深。故一九八九年初，在蒋时杰等居士呼吁联络下，经市宗教处批准，成立了“嘉兴弘一大师纪念室筹备组”。拟待精严寺藏经阁收回后，改建纪念堂。后因种种缘由，计划未能如愿。
李叔同早年治印
四、可园藏珍
蔡冠洛（1890～1955），字丏因，原籍诸暨，寓居桐乡濮院镇。早年曾就读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但李师叔同尚未来校，故未受亲炙。后赴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文学。归国后曾在杭州、绍兴、上虞、台州、嘉兴等地任教，后入上海世界书局任编辑。
一九一九年弘公将赴新登贝山掩关，丏因随朋友在杭州为弘公设斋送行，始初次相见。但从此服膺弘公，终身师事之。弘公则称丏因是“博学能文，笃信佛乘，为余善友，”可知两人情谊之深笃。
一九二六年九月，弘公在庐山完成《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写经，即寄交丏因，嘱其刊印流通。并嘱丏因题写签条，还详告签条格式。对此本写经，弘公很自珍，故在信中叮嘱：此经如石印时，乞谆嘱石印局员万不可将原稿污损，须格外留意。其签条乞仁者书写。
弘公还对丏因说，此是“生平写经写得最精工的……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太虚法师也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
丏因便将此本弘公写经以珂罗版精印分赠同好。以后翻印者不少。二〇一三年春，台湾“弘一大师纪念学会”又翻印过两千册,仍保留着丏因的题签。
一九二九年九月，弘公在白马湖小住后将赴闽中，便将晚晴山房所藏佛经稿本整理成十三包，另有结缘之书件等五包，交丏因寄存于濮院可园中。并在信中说明：是等诸书，朽人他日倘有用时，当斟酌取返数种。若命终者，即以此书尽赠与仁者，以志遗念。
可园是丏因在濮院所置产业，占地四十亩，曾办过农场和养蜂场。树木扶疏，碧流回环，远隔嚣尘，颇适宜静修。故丏因邀请弘公到濮院居住，计划在园中建屋，以此供养弘公。
弘公确也一度想来濮院安居研究佛法。弘公平生最敬佩明代蕅益大师，“蕅益大师灵位”随时供奉。这次连同“灵位”也先送到可园来寄存了。惜因战乱，弘公最终未能来濮院。“蕅益大师灵位”及一些佛经到一九四〇年左右才被索回。
可园所藏弘公经书、手稿、墨宝和器物有数百件。除《寒笳集》《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手稿外，还有明代铁华轩所制佛钵，弘公用过佛珠、白玉佛像及大量经书、墨迹。一九五三年，蔡家罹祸被抄，可园珍藏大多损毁，少量流散民间。《寒笳集》手稿一九九五年已入藏桐乡博物馆。
丰子恺（1898～1975）
五、合创“护生画”
丰子恺（1898～1975），桐乡石门湾人。是李师叔同任教浙一师时最亲近学生之一，不仅终身视弘公为艺术导师，更是精神导师。一九二七年九月在上海江湾寓所由弘一大师接引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师徒俩由此开始酝酿一个弘扬佛法，宣讲仁爱，劝人从善戒杀的大计划，即是《护生画集》的编绘。
子恺随弘公拜谒印光大师时认识了李圆净居士，“护生画”事业又多了一位参与者。一九二八年秋，弘公自温州到上海，商讨《护生画》之事。逐步确定了“护生画”的体例、格式和编刊方针。
由子恺收集题材，绘画；弘公题写诗文；圆净编辑刊印。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了《护生画集》第一集，作画五十幅，以祝弘公五十寿。一九三九年，子恺在抗战逃难途中，完成《护生画二集》六十幅，寄往泉州请弘公配文字。弘公由此复信子恺，确定《护生画》总体规制，得画至第六集一百幅，护生画功德方始圆满。
一九四二年九月初四，弘公在泉州圆寂。子恺没有忘记弘公“护生画”功德之嘱托。一九四九年初完成《护生画三集》七十幅，并赴香港请叶恭绰居士书写诗文。以后局势虽变，因得到新加坡广洽法师助力和支持，于一九六〇年完成《护生画四集》八十幅，由朱幼兰居士书写诗文。
又提前于一九六五年完成《护生画五集》九十幅，请虞愚居士书写诗文。最不可思议者，是在“文革”期间，子恺竟提前于一九七三年完成《护生画六集》一百幅的创作，由朱幼兰居士书写诗文。
此集比原定时间提前了七年，而离子恺逝世仅有二年。这在文化艺术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由弘公与子恺等合作完成的这部《护生画集》，从开始到完成，前后经历了四十五年。这部集绘画、书法和诗文的合璧之作，如今不仅是佛教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护生画集》整套九百多幅画、书及序跋原作，原藏在新加坡广洽法师的薝蔔院。一九八五年秋，广洽法师郑重地送回国内，交请浙江博物馆保存。
《护生画集》书影
六、视若生命的大师墨宝
刘质平（1894～1978），海宁盐官人。是李师叔同浙一师时最亲近学生之一，深得李师器重。曾得李师资助方完成日本东京音乐学校学业。师徒二人情同父子。
一九三二年，弘公曾在镇海伏龙寺讲经，五月又到该寺避暑。“质平曾前后侍奉一个多月。他每天起早，把砚池用清水洗净，轻轻磨墨两小时，备足一天所需的新鲜墨汁。
当他要辞别弘一大师时，弘一对他说：‘我自入山以来，承你供养，从不间断，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中，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亦可将此款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弘公将这一时期所作书件都交给了质平。
连同平时所赠送，质平收藏弘公墨宝很多。“计有屏条十堂、中堂十轴、对联三十幅、横批三条、尺页一百九十八张”。还有一百多通弘公书信等等。
质平保存着弘公这批墨宝，心中自是无限欢喜，视若生命。但他并没有将弘公书法藏作己有。他立誓，要在有生之年尽量多举行书展，让研究者、爱好者们都能见到真迹。待有能力时并可印刷流通。
抗战爆发以后，质平一家亦沦入逃难群中。常常为了保护和携带这批书件，只能少带衣被和食物。甚至几次发生过舍命护墨宝情景，却被旁人笑为“痴愚”。
一九六二年，子恺居士要编印《弘一大师遗墨》，幸有质平提供大量真迹供拍摄制版，才使该书顺利刊印。 质平视若生命的这批弘公墨宝，二〇〇〇年由其公子刘雪阳先生捐赠给平湖市人民政府，才奠定了建造平湖李叔同纪念馆的坚实基础。
弘一大师致刘质平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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