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閒來無事聊聊，今天咱們聊聊明朝的大臣為什麼都不怕死，都要“文死諫”。說起死，那大臣為進言而死，那就不得不提杖刑。
杖刑本是封建王朝的一種刑法措施，與鞭刑、徒刑、流刑、死刑全稱五刑之一。被打者往往是屁股開花，血肉模糊，三月都下不了床；結果到了明朝後，挨杖刑反而成了一件光榮的事情。因為大臣們被打都是由於犯顏直諫惹惱了皇上，因而被打後會博得一個“諍臣”的好名聲，從而得到升遷機會。
明太祖朱元璋是將廷杖踵事增華、發揚光大的人。第一個挨廷杖的是茹太素，慶幸的是保住了命；而第一個被當場直接幹翻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永樂皇帝朱棣不喜歡這種費時費力的做法，就喜歡痛痛快快的砍人，因此廢而不用。到了明英宗時又恢復了。
明朝杖廷開始時還是隔著衣褲打，到後來就直接脫下褲子開掛了。根據萬曆朝首輔大臣朱國楨筆記《湧幢小品》記載，“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氈迭帊，示辱而已，然猶臥床數月，而後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就是說，在成化之前的廷杖，更多的是對受杖者進行羞辱，打的時候還要墊上棉衣氈毯之類的東西，儘管這樣，也要臥床數月才得癒合；正德以後，宦官劉瑾用事，痛恨朝中反對的大臣，便借廷杖加以重懲，不僅沒有了墊屁股的東西，而且還要脫了褲子打，因此打死人的情況時有發生。
集體受刑也是明朝的一大特色。正德十四年二月，明武宗借“祀神祈福”之名打算南下游玩，結果大臣們知道後開始紛紛勸阻，兵部郎中黃鞏、翰林院修撰舒芬等人紛紛上疏諫阻，這下惹得武宗大怒，傳旨將所有進諫臣僚施以廷杖。結果黃鞏、舒芬等146人被集體廷杖，當場杖死11人。
而嘉靖三年的“左順門案”更是轟動一時。起因是正德帝死後，由於無子繼承，他的堂弟朱厚熜被立為皇帝，按照祖制，朱厚熜必須過繼給正德帝的父親弘治帝為子，稱弘治帝為父親，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但朱厚熜又是一個孝子，他死活都不肯，堅持稱弘治帝為皇伯父，並想把自己的父親興獻王追封為皇帝，這在明朝顯然是違反祖制。於是朝臣們多數認為必須加“本生”以示區別，方符合祖宗之制，而世宗卻堅決要去掉。於是君臣雙方各不相讓，引發尖銳衝突。為逼迫皇上改變主意，尚書金獻民、翰林院學士豐熙等220多人一起伏闕於左順門進行哭諫。嘉靖皇帝聞訊大怒，下旨將豐熙等五品以下官員134人施以廷杖，結果當場丟翻17人。
按理說遭受廷杖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而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打屁股又是一種對人格的侮辱，然而由於這件事與面折廷爭、直言敢諫相聯繫，一打就成名了，因此時間一長臣僚們便不再覺得它難堪，反而把它當成了一種榮耀。比如理學家魏良弼就屢遭廷杖而毫無懼色。魏良弼曾任嘉靖朝刑科給事中、禮科都給事中、太常少卿等職，因直諫而屢遭廷杖，但他越被打言辭越激烈，史載他在三年中因廷杖而“膚盡而骨不續”，卻一點沒有收斂的意思，因而“直聲大著”，社會輿論對他給予了普遍的讚賞與鼓勵。清史專家孟森先生說:“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
看過《萬曆十五年》的都知道，書中的海瑞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抬著棺材上諫書，被史家稱為“批逆鱗”。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明朝大臣這種不怕死的精神呢?在我看來，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明朝儒學文化發展到巔峰，教化作用強大
到了明朝，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被確立起來，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也成為明朝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和標準，可以說明朝士人都是受程朱理學的教育長大的。程朱理學以下兩點對士人的氣節影響很大：
程朱理學強調人的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與品德修養。把愛國憂君、誅亂討賊、大一統等大經大法和忠孝信義等道德規範納入程朱理學理論的框架，這些被看做人們天經地義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和理想信念。士人由於受到忠孝信義的教化，就有一種“正義在我”的自信，敢於同掌權者對抗。
程朱理學強調人的社會感和歷史責任感。教化士人應該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甚至於為國捐軀、為民請命。思想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也正因為程朱理學對於明朝官員的個人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才使他們有強烈的氣節，可以為國家、為心中正確的主張捨身成仁。
二、明朝制度的特點，使大臣受到尊重
明朝內閣是明朝建文四年建立的。起初，內閣大學士只具有顧問身份，皇帝為最終決定的權力，而大學士很少有參決的機會。到明仁宗、明宣宗時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內閣的權力日益增大。翻閱史書，發現內閣制的一些特點對於明朝大臣敢於死諫的現象有些影響。
明朝內顧制頗有民主化因素。英宗以後形成的首輔制度，由首輔做最後決定。就票擬進行商討時，各殿大學士皆可參與意見，不僅減低了獨相時期宰相的獨裁機會，也放寬了對各級官僚的限制，形成了一個相對開放的討論氛圍。
內閣制權利過大，閣臣受一定程度的尊重。最典型的就是楊廷和與張居正。在楊廷和時期，內閣大權幾乎能與皇權平起平坐，作為三朝輔臣，楊廷和率領文人集團與明世宗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禮議”，這是明朝歷史上內閣與皇帝的第一次分庭抗禮。
還有明神宗時的張居正，一面作為皇帝的老師，一面掌權十年，使皇權被閣權深深壓制。自宣德內閣漸尊以來，大學士有忤旨不可施以廷杖的慣例。據杜乃濟《明朝內閣制度》統計，一百七十名大學士中，獲罪的只有二十八人，約佔一層半，可見其地位相對較高，頗能直言。
三、明朝士人不重眼前之利，重視青史留名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這句話似乎是古代讀書人對於死的其所的一個目標。古代讀書人大都追求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經過儒學教化的明朝官員，對於眼前的富貴大多是蔑視的，他們更重視的是名聲，是史書對自己的褒貶。比較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楊慎。
在“大禮議”的紛爭中，楊慎鼓動眾官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同年進士200多人，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大哭，反對皇上隨意逮捕朝臣，把生命置之度外。激奮昂揚地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嘉靖皇帝大怒，下令把他們全部逮捕下獄，處以廷杖。楊慎在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的時候被廷杖一次。十日後，又廷杖一次，差點死去。然後被充軍雲南永昌衛。
四、言官制度完善，廣開言路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為維護君權專治，建立了一套中國古代最為完備的監察制度，包括督察院系統和六科系統。客觀說來，明代言官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人數最多、組織最完備的監察隊伍，一般都在200多人左右。朝廷非常看重言官的人選，往往要從新科進士中選拔最優秀者充任，因此言官們的道德素質都非常高。
言官發現皇帝“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勿有所顧避”。規定給事中“凡政令得失，軍民休慼，百官邪惡，皆得言之”。御史的職責也在於“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每當國家在一些方面的治理出現錯誤的時候，言官們往往要“條陳時弊”以提醒皇帝。如果皇帝聽了卻沒采取什麼措施，那麼言官們就要“捨身以諍”，為此不惜批逆鱗。
五、明代文集團控制輿論控制輿論
明代政治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輿論權和政治權的分離獨立。在明代的輿論看來，一個官員如果被廷杖就說明著他敢於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敢於堅持自身原則，敢於與皇帝對抗，就算因此而受到懲處也在所不惜。這種不怕強權、堅持自我的精神當然就是值得讚賞的行為，自然就是“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了。
而皇帝廷杖了大臣，輿論這方面肯定就會給出一些不好的評價，比如說，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都被輿論醜化了。輿論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一個人說不在乎名聲，那是不可能的。皇帝也是人，也在乎名聲，怕被醜化。所以有些時候面對大臣的勸諫，就要能忍則忍，表現出一副大度，廣開言路的態度。
閱讀更多 閒來無事聊聊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