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此时此刻的“写”与“不写”——关于“方方日记”及其他
此时此刻的“写”与“不写”
——关于“方方日记”及其他
文 | 郜元宝
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 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方方日记”
平时出镜率不低的作家、批评家或通常所谓“知识分子”“文化人”群体，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突然碰到一个尴尬的话题，即如何看待作家方方的武汉封城日记（简称“方方日记”）。
围绕“方方日记”，已经衍生出一系列“触及灵魂”的诘问。
方方作品，我只看过《风景》《奔跑的火光》《祖父在父亲心中》，其它都是浏览，更多则尚未寓目。继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邪不压正》、古华《芙蓉镇》、张炜《古船》之后，方方重写土改的长篇《软埋》，刚想看就下架了。
一个“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者竟没有通读重要作家方方的作品，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也并不奇怪。除了《软埋》属人为设限，这里有研究者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中国是文学超级大国。作家太多，又普遍高产。除非你做主编，组织人马分工合作弄一部文学史，自然可以在概念上完成对所有当代作品的通读。否则，个体研究者只能进行选择性阅读。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关于方方的评论，就因为腾不出足够的时间。
这也再次提醒我，即使在专业范围以内，也只能常怀亏缺，因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看作品和写评论是两回事。许多作家我反复看，甚至写了阅读笔记，可就是写不出评论。没有兴奋点，或者要说的话被先我一步的同行们说得很到位了，那就不必再去重复。
作家方方
但“方方日记”不同于方方其他的作品。这是她身处重灾区武汉，绕过《长江日报》之类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官媒，在作家同行大多选择缄默之际，以个人见闻、感受和思考的方式直接写“疫情”，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吸引了无数读者的关注。据说她的日记单篇最高点击量有4000多万，加上微博微信和其他网络平台转载，总的点击量可达5000万。
点击量和阅读量究竟多少，并不重要。“方方日记”的特点还在于，先是有几篇莫名其妙地被封，接着又遭到某些“读者”口径高度一致的批评：不写“正能量”，只写“阴暗面”，抱怨和抹黑地方政府，个别细节失实。甚至作者的立场和意图也受到质疑，被扣上许多吓人的大帽子。这就激起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反驳，形成“保卫方方日记”的一股浪潮。
这种情况下，“方方日记”就成为叫人无可推诿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文化人若继续漠不关心，多少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所以首先并非因为日记写了什么，写得怎样，而是疫情期间特殊言论聚集效应逼迫大家不能置身事外。
“方方日记”最后引了保罗给他在灵里所生的“真儿子”提摩太的一段话，也招来各种议论。我不知道这样的引用是否妥当。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但“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方方知道何为“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与“公义的冠冕”，那真是再美好也不过。但迄今为止，“方方日记”还只是一个内容并不完美的完美象征，它明确指向一点，就是在特大灾害面前，个体能否有权按自己的方式面对社会公众说话？
不管你在社交媒体上发不发声，面对这样的象征物，你心里总不能毫无反应。但我想再次强调，并不是“方方日记”本身，而是严重的疫情所激发的各种涉及舆情与真相的“意见”，因着“方方日记”，将作家方方平日所属的文学圈内外更多的读者裹挟进来。
大家都希望弄清其中的是非曲直。
2. 站到网络这面镜子前的正反两方
随着湖北大部分地区逐步解封，方方已于3月24日宣布，日记写到第60篇就暂时收笔。好事者很快整理出哪些“名人”骂过方方，哪些“名人”挺过方方，这就为关心此事的读者梳理其来龙去脉、黑白正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首先触动我的也并非日记本身（网上有太多比“方方日记”更抢眼的消息和议论），而是对“方方日记”一波又一波的“批评”。
一马当先的是当初《软埋》的围攻者。也有化名“中学生”的无名氏（据说是山东某自媒体写手）。接着是北大某哲学博士和也是北大的张颐武教授。
围攻《软埋》的人在如此疫情之下接着围攻日记，真可谓锲而不舍，执着到家了。其观点立场极其鲜明，因此也就不必多说什么。比如他说方方“反革命”，反对方说方方“不反革命”。这就结了。剩下的问题可以交给司法和职能部门（如果他们愿意受理的话）。
北大哲学博士文章太长，但除了给方方送去一顶又一顶帽子，并无别的什么内容。之所以还有人肯于一顾，只不过顶了个北大哲学博士的帽子而已。
北大张颐武教授是我同行，他想象不出那么多死者的遗物，放在一起该有多大的体积，却反复纠结于“一堆手机照片”的真伪，并尝试以此为突破口，釜底抽薪，一举否定“方方日记”。这也只能令人莞尔。
倒是那篇致方方的“拟中学生体”公开信，转弯抹角，阴阳怪气，一个劲地给别人罗织罪名，自己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死乞白赖，死缠烂打，还满脸无辜，自以为得计。真是令人如见鬼魅。更加恶劣的在于，如此坏人心术的“公开信”偏偏假借“中学生”名义，真不知作者自己家里或亲戚邻居有没有这样的中学生？他愿意自己家里或他认识的中学生去干这种阴险毒辣的事吗？善良的人们担心，倘若这“拟中学生体”果真出自某中学生之手，那可怎么办？小小年纪就如此冷血，往后进了大学，还不把985、211和“双一流”之类全部夷为平地？
至于肯定“方方日记”的那些意见，跟“方方日记”本身一样，都平淡无奇，并不新鲜。无非是说，在许多作家都保持沉默的时候，方方站出来勇敢地讲了几句真话，以一己之力凝聚起一股正气。个别细节没有得到核实，值得理解，因为疫情严峻，作家本人也没有到处采访的可能。日记的主要价值并非精准的新闻报道，而是给疫情中的读者以精神陪伴和鼓励，提醒和呼吁地方政府留心防控工作的短板，批评媒体报道的不到位。如此而已。这都是守住常识底线的中肯评价。只有极少数论者情绪激动，忍不住拔高日记的成就，比如认为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类（方方本人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一类的事）。
总之，围绕“方方日记”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不会引起太多误会。彼此亮出意见和态度，如此而已。
疫情期间，网络固然充斥了许多虚假信息，但真要亮出你对某些人和事的意见和态度，还是不会太走形的。普通人无法想象网络技术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按其目前速度，恐怕在不久的将来，网络将像一面镜子，不仅照见发言者模糊的形象，更能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
3. “方方日记”之外的各种“新冠写作”
方方日记还引出一种流行甚广的说法：面对（经历）疫情，为何只有方方秉笔直书，其他中国作家、“知识分子”、“文化人”都干什么去了？
这一诘问用方方打翻一船人，把方方推到“全体----”的对立面，也把“全体----”推到方方的对立面，让“全体------”承受来自方方一人的道德压力，也让“方方日记”获得“集体沉默”的映衬。一位朋友好心敦促我：“还不赶紧写一点关于‘新冠’的东西？疫情过去了再写，就是马后炮啊！”作家阎连科甚至说，“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果真如此吗？
其实，坚持“新冠写作”的绝非方方一人。许多小说家、诗人和文化人都在写，但要么是上述“围攻体”，不值一哂；要么像同在武汉的学者魏天真的“日记”，像陈国恩、刘川鄂、唐翼明、丁帆、陈家琪、苗怀明等教授和作家赵瑜、张抗抗、阎连科、黎安为方方所作的辩护，像林白、王家新、杜骏飞等人的新诗，像胡晓明、钱志熙二教授的旧体诗，像同济大学教授作家张生的哲学随笔。所有这些无疑都属于“新冠写作”，但因为“文学性”“学术性”太强，或论辩逻辑过于奇崛（像我的同事罗书华教授独辟蹊径誓死捍卫高福院士），点击量都赶不上“方方日记”。杜骏飞和张生的人畜无害的诗与随笔还屡屡被封。即便如此，这些“新冠写作”在朋友圈和公众号里的阅读量仍然颇为可观。
高福院士
也许是吸取了2003年SARS和2008年汶川地震中“SARS体”和“地震体”绝大多数迅速沦为闹剧的教训，“新冠”爆发后，也有不少照例的“感恩体”“颂歌体”，但差不多一出笼就去了该去的地方。此次中国作家没有闻风而动，率尔操觚，仅此一点，即使不值得为之点赞，至少也该为他们感到庆幸吧。
职业作家和文化人之外，网上“业余作者”（姑且这么称呼他们）精彩纷呈的“新冠写作”就太多了。别的不说，3月11日及以后数日几十种文字的“发哨”大接龙，更不用说关于李文亮医生蒙冤和不幸染病而死的无数跟帖，就注定要载入史册。如果不是偏狭到只认专业作家的写作为文学，那么说中国文学界在疫情面前“集体沉默”，就并不属实。
毋宁说，“新冠”有力地改变（扩大）了“文学”的疆域，却并没有改变文学的基本定义。“新冠”爆发至今，我们并非身处一个文学缺席而万马齐喑的“无声的中国”。
4. 陷入“沉默”的各种理由
剩下来需要被继续“拷问”的只有一小撮，即平时活跃的作家、评论家、学者。他们或保持沉默，或只是敲敲边鼓，满足于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评论”。其实这一类文字汇集起来也很壮观，但毕竟不曾像方方那样面向公众坚持进行现场跟踪式高密度写作。在方方的对照之下，这一群的“沉默”或没有大声说话，对人对己，确实需要有个交代。
不知别人怎样，拿我自己来说吧，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经历着全民乃至全球“新冠”肆虐，不可能无话可说。但千言万语，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有关“新冠”的研究与防控，发言权毫无疑问应该归于具体的职能部门和广大医护专家，无须弄文学的人来指手画脚。我们要做的跟一般社会公众并无不同，主要也就是努力做好家人和自己的防护，跟亲友们多一些联络，互相鼓劲，再就是尽可能完成疫情期间的本职工作（“网课”至少将我们教师的工作量提高三四倍）。
其次，如果要以文化人身份参与公共言论空间的讨论，那就必须从整体文明的根本处下笔。但这一则显得过于愚阔，二则那一整套与流行疾病有关的污秽、犯罪、悔改、饶恕、隔离救治、感恩顺服、直面死亡等话语，在适宜的话语空间自然畅行无阻，却很难跟流俗的学术、文学以及媒体语言相调和。
面对如此规模的全球灾难，文明的根基显得多么不堪一击。一边是巨大的恐慌与绝望，一边却是彼此埋怨，大肆“甩锅”，乃至不断被放大和狂欢化的以邻为壑，幸灾乐祸。某些国际知名学者甚至开始认真地反思和重估不同文化、习俗、制度在“新冠”面前的高下优劣，仿佛站在末世光景的一片废墟上，还兴致勃勃地比较哪些断砖残瓦更加漂亮。
所有这些精神现象，若不提升到灵魂省察的高度，而仅仅讨论现代医学、社会治理、媒体管控，仅仅从事经济预测、哲学分析以及文化、习俗、制度优劣的比较，或展望疫情过后国际秩序的重构，总让人觉得都还不够。
哲学家尼采
尼采早就说过，一切国际关系的本质都是灵魂征战。他这句话其实比“上帝已死”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但要穿越所有这些领域而升华到灵魂省察、灵魂拷问的层面，又谈何容易。目前的网络并不提供从容论道或从容忧道的平台，它需要短兵相接，直接说出你的然否与好恶，而愿意“论道”“忧道”的人们也未必喜欢网络论争的方式。
总之知识界的“集体沉默”，既因缺乏适宜的语言和言论空间，也因过于狭隘的专业训练在全球疾病危机和次生文化乱相面前应对无力。这是过去若干年里，知识界无可奈何地从公共舆论空间大踏步撤退而躲进专业学术圈的必然结果。
但许多时候，人们实在也不想再去触碰舆论管控的坚壁。一切在上掌权者都“不是空空地佩剑”。万世万代那可见的血气之争总是太容易遮蔽日常顺服的无奈与合理。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不也可以充当沉默者聊以自慰的籍口吗？
抗议直言的勇气永远可嘉，保持沉默也有其值得理解的权利和理由。
5. “新冠写作”可以继续，“抗疫文学”则不必着急
文学的情况倒有所不同。
诚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某些文学体裁如“杂文”，更“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可以当匕首投枪来使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而行的绝不只是白居易和鲁迅两人。
且说说鲁迅吧。“三一八惨案”当天，他就在杂文《无花的蔷薇》中予以回应，接着又写出《记念刘和珍君》那样“出离愤怒”的文章。方方搁下原计划的中篇小说而改写“日记”，便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但文学还有另一个传统，也是鲁迅说过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当时沉默，是为了把思想感情积淀下来。“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真正到了不得不写的时候，自然会瓜熟蒂落。但即使到了那时，“文章”所反映的时代风云，“歌诗”所指涉的具体事件，也并不一定总是那么清楚明白，一览无余。
辛亥革命期间，鲁迅并没有马上写出反映辛亥革命的文学。多年后的《药》与《阿Q正传》也不过旁敲侧击而已。“五四”运动前后（甚至终其一生）鲁迅都没有写过关于“五四”的整块文章。1927年在广州，鲁迅甚至宣称革命时代不会有真正的“革命文学”，以至于热血青年因此质问：“鲁迅先生往哪里躲？”“左联五烈士”牺牲整整两年之后，鲁迅才写出《为了忘却的记念》。
抗战初期文人喜欢往前线跑，后来大多被军方婉拒。前方将士一边打仗，一边还得照顾那些拿笔杆子的，确实有点吃不消。面对八年（或十四年）抗战，中国作家的亏欠主要并非当时没有“文章入伍”，没有横槊赋诗，立时三刻写出“苦难岁月的不朽之作”，而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写出对得起那场战争的文学作品。
“抗战”尚且如此，其他皆可类推。
一个民族应该有耐心继续等待伟大的“抗战文学”。目前“抗疫”正在吃紧之时，“新冠写作”可以继续作出及时回应，但何时从中产生优秀的“抗疫文学”，则实在不必着急。
2020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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