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澤政協文史
清明節是一個緬懷先人的節日，是一個讓人們表達情感的節日。它讓人們時刻謹記先輩的遺志，傳承先輩的美德。
這篇《回憶父親》，既有史料和長輩對父親的記述，也有一個孩童眼中的親見親聞，通過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為我們展現了那個年代父親的偉岸形象。讀之，猶如名篇朱自清的《背影》般觸動心靈、讓人淚目。
回憶父親
我的父親金寶賢曾擔任雞澤縣政協第一任主席，政協的同志一年前就讓寫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但一直未下筆。寫什麼呢？他的一生實在很平凡、也很普通。況且，對父親的一生，我們做子女的瞭解得並不多。近日，一些老領導又幾次囑咐，讓把他們的一些回憶記述下來。下面的文字，有許多就是按照老領導們的敘述記下來的。
一、早年的血與火
父親出生於1924年，幼年喪母使得他飽受失恃之苦，貧苦的生活鍛鍊了他外柔內剛的堅韌個性。他在鄉村小學半耕半讀上了三年初級小學，就再也未能繼續求學。性格內向的他沒有就此沉淪，而是在迷惘中尋求希望、尋求光明。
1942年，是整個冀南進入抗日戰爭以來最艱難的時期，這一年，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寇加劇了對華北人力物力的掠奪，千方百計企圖摧毀我抗日根據地，變本加厲地實行“囚籠”政策，搞“治安強化運動”，在我縣突擊增修了十多個炮樓，炮樓之間修了公路，公路旁挖了封鎖溝，使雞澤縣陷入炮樓林立、溝路成網的囚籠控制中，環境變的十分險惡。
就在這一年十月，18歲的父親加入了共產黨，投身於他畢生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在白色恐怖下，他參加了看青隊，白天是受苦人，晚上是民兵。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帶頭組織群眾進行了1943年的生產度荒和1944年的群眾性打蝗運動，在殘酷的鬥爭考驗中，逐步由一個普通的農家青年成長為一名有堅定信念的黨的戰士。
當時，日寇的“強化治安”可以說是壁壘森嚴，我家祖居的吳官營村，西邊四公里是日寇盤踞的縣城，東北兩公里是偽軍駐紮的邢堤炮樓，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與之周旋、鬥爭，可謂出生入死。
1944年農曆八月初一，在日寇的一次大“合圍”中，父親在吳官營村東北路上被鬼子抓進了縣城（同時抓去數百人，後來經初步審訊帶到縣城十八個人），兇殘的敵人用木棒、板子打，逼問他誰是黨員，誰是村幹部，誰是看青隊，企圖在他身上得到抗日遊擊組織和地下黨的活動情況。
在一次刑訊中，鬼子的“白翻譯”將刺刀捅在我父親的肚子上，刺刀在他的腹部劃開了四指多長的口子，鮮血直往外流，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他依然平靜地告訴敵人，我是個受苦人，我不是看青隊，也不知道誰是，你問的事，我啥也不知道。就這樣，在敵人的監獄裡經受了一百四十多天的非人折磨，他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更沒有暴露黨組織的秘密，無可奈何的日寇最後不得不釋放了他這個“受苦人”。出獄時，由於長時間的獄中折磨，他渾身長滿了疥瘡，瘦得皮包骨頭，身體非常虛弱，從縣城到吳官營的四公里路，歇了十幾次才挪到家。但他等不得身體的復原，就急著找到黨組織，很快恢復了黨組織關係，又投入到對日寇的鬥爭中。
1945年上半年，組織上決定讓父親擔任了一區一倉房主任，6月，經區委書記王冀民和當時在我村的抗日政府縣長韓友真的介紹，他又參加了縣財科的工商培訓，擔任了縣倉庫糧秣員，負責公糧籌集、保管和調用工作。當時的公糧保管，既分散又秘密，說是倉庫，實際上是將公糧分散在農村黨員和基本群眾家裡保管，為了不讓公糧受損失，群眾也想出了很多辦法，我家就曾是一區“倉庫”的一個保管點，採用的辦法是：在乾燥地方挖以深坑，四周以麥糠、蘆蓆圍之，即成為又安全、又可靠的糧倉。因為是秘密工作，各糧倉的地點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儲備、調用的帳本也只有一個人掌握。
父親的帳本比生命還重要，平時秘藏在很嚴實的地方，用時也是隨身攜帶。有一次，他剛從小寨（或是風正？我母親回憶時記不確切了）回來，還沒顧得上給家人說話，就聽到“老日的（群眾對日寇的蔑稱）來了”的喊聲，他沒有顧得上家裡的老小，背起包袱就往村外衝——包袱裡裝的是公糧保管、調用的帳目，它比全家人的命都要緊。一直衝到村東大溝上，將帳本埋在一個別人注意不到的樹坑裡，並做好記號，他才顧得上隱藏自己。有好幾次，因為遇到情況，他都機智地將帳本就地掩藏，做好記號，然後混跡於老百姓當中與敵人周旋。
1945年4月的一天，他又一次被捕，在邢堤炮樓與十幾個偽軍周旋了一夜，第二天才得以脫身。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究竟遇到過多少次這樣的危險，他很少講過，只是一門心思為了革命事業埋頭工作，用行動實踐著入黨時“不怕掉腦袋”的誓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後的1946年，他到二區區公所當了書記員（1947年任民政助理），才算有了一個比較安全的工作環境。
二、“穩、準、細”的是與非
從五六十年代過來的雞澤老同志，大都知道“穩、準、細”的出處，那就是父親一貫的工作原則。
1948年，他任三地委土改整黨工作團工作員，縣委調查研究組副組長，1949年春，任縣委辦公室代理主任，之後又先後擔任縣委整黨特別組組長、省委三反檢查團支委、縣委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在1956年的雞澤縣第一次黨代會上，他當選為縣委副書記。1958年合併大縣後，他服從組織安排，離開雞澤縣，就任邯鄲市建築工程局黨委副書記，後又到邯鋼工作，先後任邯鋼建築公司黨委副書記、企業公司黨委書記、鍊鐵廠廠長、機修廠黨委書記等職。
1962年，國家壓縮城市人口，號召幹部和家屬“為國家擔擔子”，支援農業一線，他不計較個人得失，主動要求調回雞澤，全家轉為農業戶口，他本人改任縣委常委。兩年後他和縣委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參加了地委“四清”工作團，任分團黨委委員、工作隊指導員。
在多年的工作實踐中，他始終保持了一種紮實、嚴謹、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被同志們概括為“穩”、“準”、“細”三個字。
所謂“穩”，是指他幹事情一以貫之，不忽冷忽熱、忽高忽低；
所謂“準”，是指他抓工作分析、判斷、決策準確，不亂下結論；
所謂“細”，是指他處理問題認真、細緻，不粗枝大葉。
三個字的核心是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實事求是，丁是丁，卯是卯。
他當縣委副書記時在全縣的工作彙報會上，曾不止一次當場指出經許多人之手算出的數字中的邏輯錯誤。他常說：幹事情就得當真，胡支應的事咱不能幹。
特殊時期，由於當時縣裡的“頭號人物”在大會上點名，“穩、準、細”成了他的主要“罪狀”而受到多次批判。後來他重新工作後，仍堅持自己的一貫工作作風，遇事從實際出發，不媚上，不欺下。
他當法院院長，經手判過無數案子，沒有一個因錯判而翻案的。當年在法院工作的同志回憶說：再複雜的案卷，只要經過了金院長的手，我們心裡就踏實了，卷中一個很小的疑點、甚至一個標點符號不合適，他都不會放過。
他當紀委書記時，有過一件現在看來很小的事：一名科長寫了一個彙報材料，其中有“全體常委進行了學習”一句，他簽發時專門找來這名科長，指出有兩名常委請假，就應當改為“在機關的常委進行了學習”，而不能有絲毫虛假。
他當政協主席時，有一次組織政協委員考察全縣教育工作，用了半個月時間，考察組的考察報告討論、修改了四次才通過。他說，向縣委的報告，必須認真負責，絕對不能敷衍了事。
有一件事至今我印象很深：那是1982年8月，洪水氾濫，我當時在縣政府辦公室工作，深夜（大概是夜裡十二點左右）冒著大雨隨崔澤民縣長巡查河堤到亭自頭村北，發現有兩個老人掛著木棍在大堤上蹣跚巡查，走近後發現是我父親和縣委常委、檢察院檢察長柴瑞祥。當時他們二人都已年近花甲，按說在家聽聽彙報就可以了，但強烈的責任心使他們和年輕人一樣置生死於度外，多年的工作作風使他們更習慣於帶頭奮戰在搶險第一線。我們離開時崔縣長很不放心，反覆叮囑他們注意安全，別滑倒了。大堤上的路泥濘難行，連年輕人行走都很困難。他們戳了戳手中的木棍，說不怕，有“柺棍兒”。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父親對工作的極端認真負責，由此可見一斑。
三、光明磊落 視原則如生命
父親不僅在日常工作中認真細緻，表裡如一，在原則問題上，更是光明磊落，沒有半點含糊。只要是非清楚，真理明白，就得堅持真理，個人的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下面的幾件事，他的老同事們都還記憶猶新。
原則面前無權勢。1975年他任法院院長時，有過一個案子，當事人已被關押了九年，複審幾次，定不了罪。有關方面堅持要判幾年，否則就是錯案。為此，上面的主要領導要求法院必須量刑。最後實在找不到依據，說哪怕戴個壞分子帽子放回去也行，從領導面子上能說得過去，對社會面上也有個交代。當時判案中行政干預相當厲害，是對上級負責，還是對法律、對公理、對群眾負責，父親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堅持依照法律和事實判了無罪釋放。
原則面前無私情。父親還沒有到法院時，有一個民事糾紛舊案，當事人一方是局級領導幹部，而且是父親過去的老同事；另一方是農村的孤寡老嫗，無權無勢。道理在哪一方並不難辨，但官司打了十三年未有結果，判決後不能執行，老嫗的合法權益一直被侵佔。父親到法院後，明知此案棘手，但他頂住阻力，不顧老同事反目成仇，堅決維護法律的公正，判決老嫗勝訴，依法維護了群眾的合法權益。
原則面前無妥協。父親在原則面前，不僅不畏權勢和情面，即使暫時陷於孤立，也從不妥協。有一個刑事案，法院依法判決人犯有期徒刑×年，但隨後縣領導又通知不讓宣佈，責令改判。由於種種原因，為這個普通的刑事案，縣委開了三次常委會，責成法院必須改判。當時，國家已有了《刑法》初稿，但在黨內會議上，個人必須服從組織，少數必須服從多數。父親坦誠地表示：做為個人，我服從組織的決定，但我個人的意見不能變。最後這個案子報到地區，肯定了父親的意見，終於維持了原判。
原則面前無私利。父親辦事，歷來公私分明，容不得一點假公濟私或公而化私的事。對個人、家庭、子女是這樣，對同志們也是這樣。對個人：他愛看電影，但從不用公家送給他的影票，而樂意自己去排隊買票；他的抽屜裡有兩種信封，一種是印著落款的公用信封，另一種是自己買的白皮普通信封。凡是私事寫信，他從不用公家的信封和郵票，分得非常清楚，我們姐弟在外上學或工作，保存著的他幾十年的信封，全都是白皮兒的。對家庭：他在世時翻修過三次房，沒有買過一點平價建材，那時物資局平價木材多得很，我家連一根椽子也沒用過，全部是到市場上買高價的。對子女：二哥上大學度假，悄悄向單位一名同志要了幾本稿紙（1978、1979年的時候經濟正處在恢復期，紙張比較難買），不提防被父親知道了，結果連累那位同志捱了嚴肅的批評，已經回家的二哥不得不又老老實實地把稿紙送了回來。對單位的同志：曾因化肥供應緊張，紀委的同志想仿照其它單位的做法，集體搞一車，大家都分幾袋，他說這實際是侵犯農民群眾的利益，寧願落大夥兒的埋怨，堅決予以制止。說起來這些事很瑣碎，有時候甚至令人難於接受，但他幾十年如一日，始終這樣做了。
四、兒女喊不出的字
父親在長期的歲月裡，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家裡的事幾乎顧不上過問。父親在邯鄲工作的那幾年，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母親一人照看我們在邯的姐弟四人，境況可想而知。
當時物資非常緊缺，但按規定領導幹部還是有一些“特供”生活用品的。然而父親堅決不拿那份不同於群眾的待遇，和一般職工同甘共苦。母親從市郊挖來的白菜根，二姐和大哥從馬路旁樹上摘的洋槐樹葉，成了全家的生活必需品。十幾歲的大姐遠在雞澤老家上學，日子更是艱難，她除了刻苦學習之外，還得抓住星期天的有限時間到農民刨過紅薯的地裡“遛”紅薯（揀紅薯的殘塊和根莖），來維持艱難的生活。而父親忙於他的工作，根本顧不上過問。
回雞澤工作後，雖然縣城離家只有四公里，他仍然很少回家，諸如家裡蓋房、子女結婚這樣的大事，也都是他晚上回家和母親商量後，由母親一人料理。母親也是四十年代入黨的老黨員，知道工作上的事都比家事重要，也習慣了自己管理家事。有一次，家裡翻修東屋房，幾十個鄉親在家幫忙，父親雖然仍照常在機關上班，但事先承諾了一項任務：提前一會兒下班，從縣城買回中午飯需要的蔬菜，但時近中午，不見他回來，母親知道他的承諾又落了空，急忙又找人去買，幾十口子人的午飯才算有了著落。
在我們的記憶裡，他回家的時間是屈指可數的。多少個大年三十，都是他主動留在機關值班，其它節假日更不必說。儘管他在家非常民主，對孩子和藹可親，然而他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太少了，以至於我們對從未打罵過孩子的父親感到很陌生。我記得有一次村裡過廟會，親戚來了一大幫，到了中午，又來了一個頭箍白毛巾、推著舊自行車的人。堂兄清懷高興地喊了一聲：“俺大爺回來了！”親戚們都出來迎接那人，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他是哪家的親戚，直到他喊我的時候，我才突然醒悟到“那個人”原來是給我捎小人書、常在我入睡時回家、我醒來時已上班去的難得見面的父親！
大姐講了一個她幾十年難忘的事：有一次，難得回家一次的父親回來了，在家裡停了一下就到同村的另一名縣直幹部家裡去談事情。到了吃飯時間，母親讓大姐去喊父親回家吃飯，大姐到了那家，硬著頭皮猶豫了好一會兒，楞是沒有喊出一個“爹”字，最後只好含糊地叫了一聲：“叫你回家吃飯哩！”雖說此事在全家曾有一段傳為笑談，但也足以反映了他以單位為家，舍小家為大家的習慣並非一朝一夕。直到離休後，他才得以和家人團聚了幾年，不過此時，子女們已多不在身邊了。
五、兩袖清風 一生清貧
1985年工資制度改革前，父親一直是本縣工資級別最高的幹部之一，但他平時的生活卻非常清貧。就在座談他的事蹟的時候，幾個老幹部還打趣地問：家裡的小北屋和那個破方桌還在嗎？廉潔奉公、甘於清貧，是他一生留給人們的又一個很深的印象。
小北屋和破方桌。父親工作四十年，沒有在縣城蓋過私房，就連退居二線後組織上照顧的家屬院都沒要。一家人棲居在農村祖宅的四間小北屋裡，一直住到他病逝。小北屋是土坯結構，外面包了一層磚，屋內是泥土地面，高低不平。房間又窄又小，一盤土炕佔了半個屋子。雖因多處漏雨，進行了翻修，但畢竟是老房子，門窗透風之處甚多，到了冬天，只好用報紙糊縫。所說的破方桌，是我家待客的主要傢俱，不管是縣裡的幹部，還是地區的老領導來，都是在那個大概已有近百年曆史的破方桌旁就座。
燕山牌自行車。在縣裡工作，自行車是主要交通工具，而在物資緊缺的年代，自行車的品牌，也就成了幹部身份的某種標誌。前些年，自行車的牌子有飛鴿、永久、鳳凰等，這一般是有點身份的人常騎的車子，但這些牌子的自行車都需要領導批條子才能買到。父親騎的車子是人人可以在門市上買的“燕山牌”，其實只要他說句話，買輛名牌自行車不是什麼大事，可他不幹，願意和多數群眾一樣。
抽菸與戒菸。父親有幾十年的抽菸嗜好，這還是四十年代當縣委辦主任時留下的習慣。到了七十年代，他抽的煙大都是隨處可以買到的“大境門”一類的低檔香菸。任法院院長後，發現來打官司的人都要先敬菸，很不是個滋味兒，為了在與當事人接觸時不帶感情色彩，避免工作受影響，於是，狠狠心把幾十年的老習慣戒了。
辦公室裡的土炕。父親在早年的戰爭年代，風餐露宿，再加上兩次入獄受刑，落下個腰疼的病根。雖然七十年代幹部的藥費都是實報實銷，但他不捨得花公家的錢吃藥（他一年花不了幾塊錢藥費，在老幹部中也是出了名的），為了節省藥費，就在辦公室盤了個小火炕暖腰，借於減輕疼痛。在辦公室睡土炕的領導幹部，大概也是為數很稀少的。
四斤香油。1977年，大姐夫奉命到馬達加斯加執行技術援外任務，臨行前拍來電報，想見父親一面。大姐家在張家口，成年見不到面，去時總得帶點兒土特產，那時食用油供應比較緊張，在城市生活也是個稀罕物，單位的同志想去糧食局供應站替他買幾斤平價香油，他堅決不讓，結果是讓人從西六方村買了四斤高價香油。不同於群眾的便宜，他一點都不沾。
六、長者胸懷 百姓本色
雖然父親一生的生活非常清貧，對自己也非常“小氣”，但對真正遇到困難的同志卻很大方。同志們誰有了難處，只要找到他，他都是義不容辭傾囊相助。有的僅一面之交的農民都得到過他的資助。他借出去的錢，只要是用到正事上，還不還都無所謂。他平時對同志們要求很嚴，但誰若是有病有災了，他總是從心裡關心。有一位他的老部下提起當年，說他有一次患胃病，休假在家，按說一般當領導的去看看就是了，可金主席每天都去家看望一次，反覆關照囑咐好生養病，待人之誠，使他深受感動。
在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是父親實踐了一生的諾言。他和其他同志到外地出差，對方按慣例安排好他住單間，其他同志住多人間，他非得退了房，和同志們擠在一個屋。他出去學習、辦事，不管多遠，都是和群眾一起擠客車，即使單位的小汽車給他派來了，他也不坐。直到臨近離休那一年，縣裡車多了，他也因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才偶爾用一下小車，但公、私分得很清，不是公事，絕對不用公車。家裡子女們更是一次也沒坐過他的車。有一次他病了，要回家，單位派車送他，司機已將車開了出來，他也推著自行車出來了，其他領導勸他破一次例（對他來說坐公車回家是破天荒的事），他說：我要是身體頂不住，就不回家了，既然能回家，就說明能頂得住，硬是讓司機把車又開了回去。
對待遇，能推就推，能讓就讓。大概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上面給了調資指標，用於領導班子成員，父親和縣委副書記王冀民、縣委常委楊煥祥都堅決不讓給自己增資，見利皆讓，傳為佳話。對他認為是份外的待遇，更是推得一乾二淨。縣委機關處理樹木，買了點福利品，他說這是份外的，堅辭不要。機關烤火煤沒用完，處理後買了點肥皂發給大家，他同樣堅辭。
遇事替別人著想，永遠做最普通的一員。凡上級要求自己或自己要求別人做到的，他一定率先垂範，他常說這樣一句話：如果凡事一人一個調兒，都這樣咋辦？一次去省委黨校學習，由於確定的晚，接到通知後當天就得報到，夥計們讓他晚一天再去，畢竟一去就是好幾個月，總得回家安置一下。他說不行，假如咱是黨校領導，等著主持開學典禮，到時候學員都不到咋辦？讓今天到就得今天到。
和群眾同甘共苦。六十年代末在八家寨“三同”一年多，天天和社員一起去參加勞動，在群眾家輪流吃派飯。有一段來了打井隊，大隊為打井隊安排了專人做飯。儘管當時父親仍屬於“靠邊站”幹部，但淳樸善良的村民們從不把他當外人，大隊幹部們也想在生活方面儘量照顧他，考慮到打井隊的伙食較好，就不讓父親再去吃派飯了，讓他和打井隊搭夥。反覆勸他，他就是不去，照舊願意和鄉親們一起吃粗茶淡飯。
七、不教子女做紈絝
父親對子女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這也是留給我們最深的印象。我們姐弟六人，誰都沒有過自己是“幹部子女”的概念。大姐六十年代初考入東北工學院，二姐後來考入河北大學，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學業走上工作崗位的。
那個特殊時期，由於父親“靠邊站”，大哥、二哥和我先後失去了上學的資格，十來歲就開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務農生涯。後來父親恢復了工作，在七十年代後期，從農村招工和“保送”上大學的機會很多，我們當然都渴望和別人家的孩子一樣，在城裡找個工作或繼續求學，然而父親堅決不允許我們靠他的影響謀個人一點兒事，更不要說走出農門當工人、上大學了。
有一段時間，二哥憂鬱成疾，一年多不能勞動，父親為了給二哥治病，帶他去了好多大城市、大醫院，花了不少錢，可就是不肯鬆一下口，為孩子安排個工作。直到1977年底，國家恢復高考制度時，二哥和我才分別考上了大學和中專，之後二哥留美深造，我也在工作後取得了大專文憑，而當年在小學學習成績最優秀的大哥再也沒有進入校門。
父親對子女要求之嚴格，有時甚至不近人情。七十年代初，大哥曾在縣水泵廠當過臨時工，後因國家計劃壓縮回到農村，一年後該廠增人，由於大哥原來在廠表現好，老廠長親自通知他回廠上班，在辦理手續時，大哥自己和有關部門都說妥了，但個別領導透露希望父親給人家見個話，以便通過時順利些，大哥找到父親說明緣由，他聽到後，不僅不從中疏通，反而怒斥了這種做法，堅決不允許大哥利用他的影響辦此事。
我第二次失學，是在1974年，那年我從吳官營中學初中畢業，大隊沒有“推薦”我升高中。由於我一直是學習尖子生，又是學校的團支部書記，老師們對大隊的“推薦”結果忿忿不平（後來據說大隊未推薦我上高中的原因是因為我是所謂“幹部子弟”，大隊的意圖是讓幹部子弟自己找門路上學，好讓本村多出幾個高中生），於是紛紛自發為我多方奔走，後來在曲周縣中學找到了一個“特招”的機會，學校同意了接收我上高中。就在母親為我收拾好行裝、乾糧，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校報到的那天夜晚十點，父親回家了。他問清緣由，知道我上學有“走後門”色彩，斷然予以制止。理由是，我們家的孩子絕對不允許走旁門左道，要上學，必須堂堂正正，否則，寧願不上這個學。並告訴我，不讓上學，在家一樣自學，本事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在農村同樣可以有出息。父親在家很少發脾氣，但他的話份量是很重的。從此，我就再也沒有上過高中。那年我十五歲，正是求學的年紀，卻當了農村生產隊會計，頂上了一個整勞力。
父親1984年離休，享受地專級待遇。1991年元月，他因病與世長辭。他的一生，沒有驚天動地的事，平凡、清貧、堂堂正正，是他為官四十年、為人一輩子的寫照。他的身後，沒有留下什麼物質財富，但老百姓能常想起他，唸叨他，“好人！”這大概就是對他的最中肯的評價了。
1、縣委、政協、紀委、法院等單位老同志的座談回憶；
2、父親一九五三年《寶賢自傳》和一九六八年《對幾個事情的回憶》手稿；
3、母親的回憶；
4、《幹部履歷表》中有關記載。
原文載於《雞澤文史資料》第二輯（2000年印發）。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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