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魯頓還是一個特別純粹的人，或者說，斯克魯頓是一個全方位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保守主義不僅僅是其政治立場，也是其哲學、美學等觀念立場，在他身上這些觀念都是一體的。
原文 ：《他同樣是“知識分子”》
作者 |北京語言大學 張華
圖片 |網絡
即便有了電視，也很難改變英國人一邊用早餐一邊看報的習慣。
2016年1月11日早晨，我在英國曼徹斯特的一家小旅館用餐，桌邊當地人留下了一疊報紙，報紙的封面新聞是大衛·鮑威（David Bowie）去世，內文有“封面故事”詳細介紹了他的一生，他被稱為英國的“時尚傳奇”。當天，我發了微信朋友圈，國內外朋友許多人都瞭解他，評論了我的朋友圈。
2020年1月12日，英國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去世，我在北京向英國同事詢問，據說他在報紙上沒有享有大衛·鮑威同樣的“待遇”。當然，斯克魯頓不是時尚明星，所以英國不會像對待明星那樣對待他，中國人瞭解和研究斯克魯頓的更是寥寥無幾。然而，在我看來，他的學術地位卻不容忽視。
英國失去了一位豐碑式的知識分子
這倒讓我想起另外一張報紙。2010年，我陪校長崔希亮到美國出差，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的咖啡廳等候轉機，校長從報架上隨便取了一張報紙，頭版居然是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批評美國的時評文章。這讓我非常驚訝，因為，雖然喬姆斯基大名鼎鼎，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位語言學家。此後，崔希亮校長曾邀請並促成了喬姆斯基前來中國訪問，使我對他語言學家之外的左派“知識分子”身份有了更多的瞭解。喬姆斯基在語言學研究上的成名作是《生成語法》，而他在知識界的成名作則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最近，美國大學艾布萊姆·肯迪（Ibram X. Kendi）教授題為“你是知識分子嗎（Are You an Intellectual）？”的演講視頻在學術領域的“朋友圈”中被廣泛傳看。演講大意是：擁有博士學位、教授頭銜的人並不必然意味著是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與擁有“知識”的多少並不直接關聯。知識分子是不斷創新、開放包容的人，是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人，是不斷為人類而非個體追求真理的人。顯然，肯迪延續了喬姆斯基的“知識分子”傳統。
與喬姆斯基相比，生活在大洋彼岸英國的斯克魯頓有很多不同。比如，斯克魯頓出生的第二年，17歲的喬姆斯基已進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開始學習哲學和語言學；1971年，當喬姆斯基與福柯（Michel Foucault）進行著名的世紀對話時，斯克魯頓才剛剛開始其在倫敦大學的教書生涯……除了這些之外，他們最重要的不同則是：喬姆斯基屬於激進的左翼，斯克魯頓則是保守主義的代表，可以說在思想觀念上兩人針鋒相對。
儘管如此，這些都不會影響逝去的斯克魯頓與健在的喬姆斯基一樣，被稱為“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有著同樣的知識分子擔當和批判精神。事實上，託利黨議員丹尼爾·漢楠（Daniel Hannan）和歷史學家蒂姆塞·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悼念斯克魯頓時也都是這樣稱讚他的。丹尼爾·漢楠說，斯克魯頓的去世，意味著英國失去了一位豐碑式的知識分子；蒂姆塞·阿什則稱他為一位卓越的知識分子。
全方位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
除了持之以恆的批判精神之外，思想立場的堅定性也可以說是歐美知識分子的一大重要特徵，而批判精神和毫不動搖的堅定立場，又恰好使得知識分子得以發揮其在社會中的張力與制衡作用，以免社會發展和運行因滑向一方而“脫軌”或偏航。斯克魯頓的保守主義立場形成之後，縱向上表現在他自始至終一直保持和維護這樣的立場，橫向上則表現在其思想和學術的方方面面。他一生為此而不懈努力，在政治學、哲學、美學等領域全面守衛傳統，堅持保守主義立場，不斷迎接右翼的進攻和挑戰，同時也發起反擊和衝鋒。他曾在其《新左派的思想家》（Thinkers of the New Left）中抨擊包括福柯在內的14名傑出的知識分子，還曾因在專欄中撰文抨擊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和反越戰運動而遭到左派的攻擊和圍堵。
要知道，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在當時曾獲得很多人的支持和參與，真可謂如火如荼，被認為是代表著時代進步的運動；越戰的失敗也是世所共知的事實，反對越戰的聲音當時也是一浪高過一浪。斯克魯頓卻絕不隨波逐流，而是像守護自己的信仰一樣堅定保守主義哲學和政治立場。實際上，喬姆斯基就是一個激進的反越戰運動的參與者，斯克魯頓有一段時間曾在波士頓大學教書，離喬姆斯基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MIT）並不遠。如果當初有人像安排喬姆斯基與福柯對話一樣，也安排喬姆斯基與斯克魯頓來一場對話，相信一定會非常精彩。
政治上“逆潮流而動”或“不識時務”地堅持保守主義立場，常常會把自己置於孤立甚至非常危險的境地。就連特蕾莎·梅（Theresa May）執政的保守黨政府也曾迫於多種壓力而放棄對斯克魯頓的支持，這曾讓斯克魯頓極度被動和寒心。正如他本人所說，“做一個保守主義者並非異乎尋常，但做一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則是異乎尋常的。在英國和美國，有百分之七十的學界人士自稱是‘左派’；與此同時，認同傳統價值或是對西方文明高端成就有任何與有榮焉的表示，那你所處的文化環境就變得敵意日深”，以至於知識界的保守主義同道也只能“緘默謹慎而行”。 然而，即便如此，斯克魯頓也從未動搖，這就更讓他顯得尤為難能可貴。不過，堅定立場者終會有“回報”。斯克魯頓曾被捷克斯洛伐克拒絕入境，但在東歐劇變後，捷克總統哈維爾授予其爵士勳章；去年12月，因為斯克魯頓很早就意識到移民的威脅，捍衛了匈牙利使其免遭不公正的批評，匈牙利右翼總理歐爾班也為其頒發勳章；他支持脫歐，力主保持英國傳統，也因此榮獲英國女王頒授的爵士頭銜。
斯克魯頓還是一個特別純粹的人，或者說，斯克魯頓是一個全方位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保守主義不僅僅是其政治立場，也是其哲學、美學等觀念立場，在他身上這些觀念都是一體的。正是這樣相互支撐的觀念，使他在長期的學術著述及社會活動中構築了獨特而堅固的保守主義思想體系，而正是這樣堅固的思想體系，使得斯克魯頓有底氣對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現代西方社會諸領域的發展不斷髮出批判與抗爭的聲音。比如，斯克魯頓曾經著有《音樂美學》和《建築美學》，且因為他在美學方面的造詣，得以當選英國政府的“建設更好更美房屋委員會”（the Building Beautiful Building Better Commission）主席。他將自己的美學觀念置入建築領域的美學實踐當中，呼籲建築師們為了拯救城市而抵制現代主義。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0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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