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自商周時期建立宗法制度，從這一刻開始，宗族的觀念便開始在華夏生根發芽，經過漫長時間的不斷髮展，這一觀念開始逐步植根於華夏民族的內心深處。宗族的觀念一直持續到清朝末期都始終被民間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可。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在明朝嘉靖年間發生的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對我國民間宗族的發展造成了極為重大的影響。這個歷史事件就是“大禮儀”之爭！
一、“大禮儀”之爭
“大禮儀”之爭前前後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這裡筆者只作一個簡單的概括：明武宗朱厚照在31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因為其膝下無子且皇族這一系到朱厚照這裡便已經斷絕。那麼就只能在旁系當中選擇一個與朱厚照同輩的人來繼承皇位。最終，經過楊廷和等大臣的商議後決定由興獻王之子朱厚熜來繼承皇位，這就是後來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朱厚熜與朱厚照是堂兄弟的關係，並非是直系血親。那麼按照明朝的宗法制度，皇家是“大宗”，而藩王是“小宗”，朱厚熜要當皇帝就必須是過繼到皇家的大宗來，而放棄原先藩王的小宗身份。簡單的說，就是朱厚熜今後太廟祭祀的時候不能祭祀自己的爸爸，而要跟著朱厚照一起祭祀朱厚照的爸爸，以及爸爸的爸爸……
這下嘉靖皇帝就不幹了，當個皇帝最後連自己親爹都當沒了，於是就堅持要祭祀自己的爸爸。這樣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就不幹了，堅持要嘉靖祭祀朱厚照的爸爸。雙方這個爭執的過程便是“大禮儀”之爭！
最終的結果，是以楊廷和去職，而嘉靖皇帝獲得勝利而結束：也就是說，嘉靖皇帝終於可以在太廟中祭祀自己的爸爸了。
二、“大禮儀”之爭的兩大突破
“大禮儀”之爭實際上是明朝皇家宗室間的一次矛盾衝突，但同時又是我華夏封建時代宗法倫理觀念的一次大的爭論，而嘉靖皇帝的最終獲勝則是預示著明朝的宗法制度在幾個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一是“血親”戰勝了義理。嘉靖皇帝認自己的爸爸，這是血脈親情；認朱厚照的爸爸，這是宗法義理。當血脈親情與宗法義理二者發生根本衝突的時候，嘉靖皇帝毅然決然的選擇了血脈親情。如此一來就樹立了一個榜樣，宗族的終極紐帶應當是血緣關係，而不應當人為的以“大宗”和“小宗”將宗族血脈加以割裂！
那麼這樣的說法意味著什麼呢？按照商周時期的宗法，以嫡傳的“大宗”和庶出的“小宗”加以區分，在經過幾代人後，出了“五服”的族人便已經與原族恩義斷絕，不再歸為原宗族。但是現在卻不同了，只要有血脈聯繫，便可以成為一個宗族。
二是人人皆可祭祀始祖。按照原本的宗法模式，“大宗”和“小宗”分開之後，只有大宗在組織祭祀的時候可以把本家最早的先祖拿出來祭祀，小宗如果組織祭祀則只能從分封之後小宗的第一任先祖開始祭祀。那麼現在則不同了，嘉靖皇帝身為一國之君，他一旦進行太廟祭祀直接就一竿子杵到朱元璋那兒去了，而他又因為認自己的爸爸所以是“小宗”。那麼這又意味著什麼呢？也就是說，無論“大宗”和“小宗”都可以不分貴賤的祭祀自己共同的祖先。
三、“大禮儀”之爭的示範性影響
一是人人皆可祭祀始祖之下的修祠熱。如前文所述，嘉靖皇帝樹立了榜樣，“大宗”和“小宗”都可以祭祀自己共同的祖先。為了確保這一行為的正當性，當朝的幾位重臣張璁、夏言等重臣先後主導制定了太廟和臣民宗廟祭祀的定則。如此一來，明朝百姓之家設置宗祠追祭遠祖也成為了法定認可的事情。
既然有了明確的法律表述，民間百姓家但凡有些資財的便開始紛紛建立自己的宗祠，然後組織有血緣關係的近親定期進行祭祀。作為精神聯繫的紐帶，一座座宗祠拔地而起的同時，實際上也就預示著一個個新興的宗族開始建立。這個時候，宗族這一組織便逐漸從原先的士紳階層逐步的擴大到了百姓層面。
二是民間家譜的修撰。隨著新興宗族的形成和發展，他們開始不再滿足於單純祭祀三代以內的先人，民間便開始紛紛採取修撰族譜的形式來追溯自家的始祖。這是百姓發自內心的一種對自身家族淵源的嚮往，家譜的重要性已經上升到了“一家之有譜，如國之有史”的高度。而這種家譜的修撰又反過來促使宗族本身更具有了“神聖”的意義。
比如，家譜除了追溯族內先人之外，還會記錄族人的一些重要歷史行為和相關的評價，一些實力較強的宗族還會在家譜或族譜之中增加族規家訓，祠產等相關內容，從而使得整個宗族的體系架構躍然紙上，使後人觀之一種榮譽感油然而生。
三是宗族規模化的形成。隨著家譜修撰的不斷延伸，其追溯的祖先自然會越來越多，而在現實當中發掘出的具有血脈聯繫的人群自然越來越大。甚至於會出現，好幾個宗族在修家譜的過程中最後竟會追溯到同一個祖先的現象。
那麼如前文所述，嘉靖皇帝在“大禮儀”之爭當中已經親身做了示範，宗族的終極紐帶應當是血緣關係，只要有血脈聯繫，便可以成為一個宗族。這個時候，人們便開始自發的依據血脈關係“抱團取卵”，使得民間宗族勢力和規模快速的膨脹，甚至是幾個宗族聯合祭祀共同祖先的想象也屢見不鮮。
四、總結
首先在“大禮儀”之爭過程中，嘉靖皇帝為了證明其行為的合理、合法性，從法律角度放開了民間百姓修建宗祠的修建，這實際上就是為民間宗族的大發展埋下了精神紐帶的種子。其次，通過“大禮儀”之爭，嘉靖皇帝以血脈親情突破了宗法義理的限制，實際上也就是衝破了傳統的思想禁錮，為民間宗族以血脈聯繫而快速發展提供了示範並贏得了空間。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大禮儀”之爭實際上是“理”對“情”的壓抑，也就是“存天理滅人慾”，這明顯就是朱熹的“理學”客觀表現；而嘉靖皇帝的抗爭實際上更接近陽明心學中的“心外無物，心即理，知行合一”，所以這本就是“理學”和“心學”兩種哲學觀點的碰撞。而隨即而來的民間宗族大發展，實際上也體現出人們衝破了“理學”的思想束縛，開始學會依據良知進行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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