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篇，赵元任先生的博学令人称奇，他的妻子杨步伟当然也巾帼不让须眉。
她，打过总统屁股，当过校长，办过医院，写过畅销食谱，做过全职太太。
杨步伟1889年出生于南京，皖南望族，杨步伟的祖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先生。
她22岁时就担任中国第一所“崇实女子中学”的校长，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毕业。是中国第一个留日医学女博士。
杨步伟自幼性格果敢，勇于任事。她敢于反抗俗世成见，顶住压力辞退婚约，追求婚姻自由；有原则，有担当，在危急时刻镇定自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她在北京开设医院，正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遇到年轻有为的学者赵元任，也由此开启了另一段精彩的人生。为了照顾赵元任先生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医学事业，成为了一个贤内助。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杨步伟以特立独行开辟出一条新路，成为新女性的楷模；在事业的巅峰时刻，她又急流勇退，甘愿隐身幕后，给出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人生答案，这个答案正如她在自传《一个女人的自传》开篇说的：“最要紧的，我就是我，不是别人。”
至于“步伟”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她的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林贯虹非常看好她，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后来不久，林贯虹因猩红热去世了，为了纪念林贯虹，她便将原本的“韵卿”改名为“步伟”。一个对友情都如此诊视的人，对爱情往往也很专一。（与她相同的，著名作家巴金的笔名实际上也是为了纪念朋友而取的，巴金在自己101年的生涯中，只爱了他的妻子萧珊一个人，妻子死后，他还把妻子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寝室整整33年）。
这样一位奇女子是如何与赵元任先生相识的呢？
这不得不从一场包办婚姻说起：
1920年，赵元任受清华邀请回国任教物理、数学及心理（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学习的数学及物理，此次回国原本只打算停留一年，除任教外顺带解除幼年“订婚”（包办婚姻，他多次与家中提出解除婚约，却未得以落实）一事。
却不曾想就在这次回国期间，他不仅解除了“旧式”的婚约，还与杨步伟完成了“新式”的婚事。起初，杨步伟以为赵元任中意于好友李贯中，曾一度撮合二人，直至后来才发觉他的真实意愿却是自己，在此期间二人的交流愈来愈多，他得知她也曾有过“旧式婚约”，并为她对抗包办婚姻的勇气与过程（她写信给对方：“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这记录在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中）感到钦佩，这让他更为急迫的解除了困扰多年的“旧式婚约”。
一九二零年九月，赵元任与杨步伟相识。赵元任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有次因在外面开会时间久了，他回不了所居住的校园，就去表哥家蹭上一晚，刚好杨步伟和她的同事李贯中也在，此时的杨步伟在北京绒线胡同和同学李贯中合办一所私立医院“森仁医院”。没病的赵元任开始天天往森仁产科医院跑，不久，他便在公园向杨步伟表白，两人牵手成功。有一次，赵元任来找杨步伟，不小心踢翻了院内一盆黄菊花，借表达歉意，他每年都送给杨步伟一盆菊花。
一九二一年春季，相爱。
一九二一年六月，结婚。
杨步伟三十二岁，赵元任二十九岁，从相识到相爱到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走了一年不到，就是这么任性。
1921年6月1日，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了。婚姻本来就是大事，就连二婚的徐志摩和同样二婚的陆小曼结婚时都大操大办。然而，他们二人的婚姻却是异常的简单。
两人先是到定情的公园拍了几张合照，然后向亲友发了个通知，还在通知里声明概不收礼。随后，两人仅请了两个老友胡适和朱徵吃了个饭。一向对别人的婚事感兴趣的胡适对此忍不住发表了观点，他告诉赵元任：“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赵元任也接受了胡适的意见，让这两个人做了证婚人。
1921年8月20日，赵元任夫妇处理完国内事务（亲友答谢、工作交接以及出国相关准备）后，由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就在这个时期间，一边得着新婚的快乐，一边来两个人慢慢的谅解彼此一切性情，所以有的人在这个时期内，从两个人不懂对方的，渐渐的一切都可以懂了。”这个时期指的是婚后的蜜月期，这是杨步伟写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对蜜月的看法，婚后不久她陪赵元任前往美国进修语言学，二人的蜜月就是在那段时期。婚后，杨步伟全心支持丈夫的事业，专心做一名家庭主妇。
赵元任原本打算回到美国后前往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与霍金沟通，任教期间可以旁听语言学课程），但到达美国后，赵元任却想推迟一年再去任教，因经费充足（北大予以的教授进修津贴、教育部补贴的川资以及商务印书馆录国语留声片的薪酬），想专心学习一年。
杨步伟得知他的想法后，内心有些担忧，失去任教的薪酬，把生计全系于国内的补贴之上并不妥当，她担心因局势问题补贴会出现“变故”，但出于对丈夫的支持并无反对。不久竟真被杨步伟说中，国内对教授留学进修的补贴暂缓，二人很快陷入经济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她曾到菜市场捡过商家丢弃的剩菜、熬夜做过手工（手拎袋）、卖掉从国内携带而来的物品以此维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正怀有身孕又不精通外语的女子面对这些时的困境。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描写了当时赵元任的心理状态：
“觉得他一时的错误累我着急过这种日子。”
对于杨步伟而言，并没有觉得被他连累，作为夫妻本应如此，为了支持他的“读书计划”，她无怨无悔，正如梭罗说的：
“爱情必须既是一盏灯，也是一团火”，这一盏灯可以指引方向，这一团火又可以为彼此取暖，而这一盏灯与一团火都是在爱情中予以对方的奉献，而奉献何尝不是一种“支持”。她无怨无悔，她虽是大小姐但不肯开口向家里要钱。她就自己熬夜做手提包卖，也常跟房东太太去捡蔬菜批发商店倒在路边的菜和水果，还典当和出售自己的皮货。做这些事，她也没觉得有多委屈，在回忆录中说了大白话“不管是哪一国, 嫁了一个教授, 都是吃不饱饿不死的。”婚后，赵元任继续在清华任教一段时间后，带着杨步伟去了美国，在这里，他们的家完全成了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每次走过来做客的，杨步伟都亲自下厨，靠着精湛的厨艺积累，她竟然还编了一本《中国食谱》。不仅如此，她还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等作品。
1938年，杨步伟随丈夫赵元任定居美国，她放弃了热爱的医生本行，成为低调的家庭主妇。她写了《中国食谱》，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菜与饮食文化，由女儿赵如兰译成英文，赵元任作注（据说杨步伟英语不怎么样，语法错得一塌糊涂却说得特别流利，因为她敢说）。
她从中餐烹饪原理、用餐礼仪写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兼介绍中国各地的传统习俗。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报道，广受欢迎，再版二十多次。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欧美持续畅销数十年。因此，杨步伟又写了《怎样点中餐》，由女儿赵来思译成英文，赵元任作注。在这部书里，杨步伟介绍了如何在美国吃地道的中国菜肴，她坚持认为“筷子比刀叉灵活，筷子应该统治世界”。
赵元任原本打算回到美国后前往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与霍金沟通，任教期间可以旁听语言学课程），但到达美国后，赵元任却想推迟一年再去任教，因经费充足（北大予以的教授进修津贴、教育部补贴的川资以及商务印书馆录国语留声片的薪酬），想专心学习一年。
杨步伟得知他的想法后，内心有些担忧，失去任教的薪酬，把生计全系于国内的补贴之上并不妥当，她担心因局势问题补贴会出现“变故”，但出于对丈夫的支持并无反对。
韦斯科特说：“爱与被爱就像前身后背都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这种温暖就是一方予以另一方“支持”所带来的，也是爱最好的体现，在过程中看似是一方的付出，然而收获的却是两个人的温暖，婚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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