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閹黨禍國殃民，為什麼陪崇禎帝殉國的只有太監，士大夫們呢？
明代詩人曹學佺曾說過這麼一句話：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雖然這句話有些以偏概全，但並非全無道理。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皇城陷落，崇禎帝自縊在萬壽山，宦官王承恩一同殉死。
明朝享國兩百七十六年，底蘊深厚，也很多文臣武將在抵禦外敵時戰死沙場，比如孫傳庭、楊嗣昌、滿桂、趙率教，楊國柱、孫承宗等等，這些人都是忠貞為國之士。不過在李自成攻破京城之際，大量官員直接舉手投降，而只有王承恩一人陪崇禎赴死，這是為何？
一、宦官的忠誠度較高
朱元璋在明初曾經設置了嚴格制度，約束宦官專權，在朱元璋看來，宦官只是侍從和奴僕，他們沒有掌權的必要，只要服侍好皇族便可。而隨著時間流逝，皇帝們越來越懶，文官權力越來越大，於是朱瞻基開始教宦官讀書，隨即王振成為第一個權傾朝野的宦官。
朱祁鎮從小就在王振的教導和服侍下長大，深宮之中等級森嚴，朱祁鎮沒有什麼朋友，他只能見到一大群正嚴令色的大臣，對比這些大臣，宦官就成為朱祁鎮最好的夥伴。人都是有感情的，皇帝和宦官也一樣，朝夕相處下，王振逐步獲得了朱祁鎮的寵信，慢慢開始掌控大權。
事實上，朱祁鎮即位的時候年僅九歲，根本無法處理政務，而王振就成了他最好的幫手。宦官身體殘缺，沒有子嗣，也不可能成家立業，所以皇宮就是他們的家，這就像是無根之水，宦官只有依靠皇權才能有所作為。
朱祁鎮和王振就是一對相輔相成的存在，王振幫助朱祁鎮控制朝臣，處理政務，也幫助朱祁鎮樹立皇帝尊嚴和威信。而朱祁鎮則賦予王振相應的權力，讓王振得以位極人臣。換言之，沒有朱祁鎮，王振根本無法掌權。
王振慫恿朱祁鎮親征，導致土木堡之變，朱祁鎮自己還被瓦剌俘獲。直到一年之後，朱祁鎮回到大明，也絲毫沒有怨恨過王振。
史料記載：
“英宗復辟，顧念振不置。用太監劉恆言，賜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
朱祁鎮復辟後，仍對王振念念不忘，厚葬並祭祀王振，還修立寺廟。可見王振和朱祁鎮的感情，可能超過的主僕關係，成為親人。由此判斷，宦官和皇帝關係有多麼親近，而由於宦官權力來自皇權，所以宦官哪怕權傾朝野、壞事做盡，卻幾乎威脅不到皇權，反而只要皇帝發話，宦權或在頃刻間土崩瓦解，比如劉瑾和魏忠賢。
大臣之中也有很多誓死報國的仁人志士，但要論起親疏遠近，想來宦官和皇帝更為親近。
二、朱元璋的“家天下”統治
崖山海戰後，南宋滅亡，文天祥、陸秀夫等人相繼殉國，而陪同趙宋帝國一同赴死的就有十萬軍民百姓。這源自趙匡胤開創的“君臣共治”的政治體制，宋朝對官員極為寬容，幾乎從不殺文官，只要不是罪大惡極之輩，最多也就是個貶職流放，這讓很多宋朝官員心甘情願為國效力。
反觀朱元璋明顯不同，朱元璋平民出身，經歷無數艱苦困苦、血腥廝殺才爬上皇帝的寶座，他的權力慾極強，並把整個天下看成了他老朱的私人財產。既然是私人財產，那便是想殺就殺，想留就留。
什麼胡惟庸案、藍玉案，都是牽連數萬人被殺，對此朱元璋毫不介意，這樣操作的過程中，也把士大夫全部得罪了。朱棣繼承了朱元璋的殺伐之氣，在靖難成功後，對建文舊臣大肆殺戮，方孝孺、鐵鉉、卓敬、陳迪等人相繼被殺，無數忠孝之士人頭落地。
史料記載：
“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
所謂伴君如伴虎，在北宋的官員相當幸福，就算頂撞皇帝也不會有殺身之禍。而在明朝則不同，只要皇帝一句話，官員可以被即刻處死。到了明末，山河變色、大廈將傾，既然這是老朱家的江山，那麼士大夫們也不會太在意它的死活。
公元1645年，清軍攻破南京城，以錢謙益為代表的百官，在大雨中匍匐在地，向多鐸請降，錢謙益還落得個“怕水涼”、“頭皮癢”的標籤。崇禎死後，明末的官員們醜態百出，這可能便是朱元璋過度“家天下”的後果。
三、崇禎皇帝的猜忌心過重
崇禎上位後很艱難，他既沒有幫手，也沒有賢臣，主要靠他自己，萬曆可以依靠張居正、申時行，但崇禎什麼都沒有。崇禎接受的是一個爛到不能再爛的攤子，還有一個一手遮天的魏忠賢，所以崇禎帝即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成廢掉魏忠賢，受先天環境影響，加之朝局的不穩定，造成了崇禎猜忌多疑的性格。
崇禎廢掉閹黨，所以他對宦官極其不信任，其次，崇禎對手下大臣、將領同樣不信任，做事情經常是猜忌多疑、首鼠兩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用人的基本準則，而崇禎用人正好相反。
孫元化是明末極少的西洋火炮專家，袁崇煥的兩次大捷都得益於紅衣大炮的威力。崇禎四年，孔有德突然在北直隸吳橋發動兵變，孫元化自殺未果，被叛軍俘虜。囹圄之中，孫元化一直在勸說孔有德等叛軍回頭，孔有德有歸順之意，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實現。
孫元化說服叛軍，讓他回到明廷陳述原委，等到孫元化回去後卻成了眾矢之的。原來後金從孔有德叛變後，習得了火炮的使用，這讓朝廷懷疑孫元化叛變，最終孫元化在獄中受盡酷刑，在西市被斬首。
因崇禎猜忌被殺的將領有很多，比如袁崇煥、盧象升、鄭崇儉、孫傳庭等等，忠臣義士之死換來的是離心離德，朝廷大臣和明軍士兵都因此變得患得患失，於理崇禎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
崇禎勤政節儉，一心要挽救大明危局，但他用人不當、猜忌多疑，很多人因此被殺，很多決策因此失誤，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明亡便不可避免。
就像《大明王朝1566》中演的那樣，海瑞最後的《治安疏》：
“厲行一君獨治，置內閣，視同僕人，設百官，視同仇寇，說打就打，要殺便殺，授權柄於宦官，以家奴治天下……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
或許，明朝的士大夫們，在方孝孺等人被誅之後，就再也挺不直腰桿了。只是不知道這些士大夫被滿清統治的時候，會不會覺得舒服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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