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死牢裡，一燈如豆，四周瀰漫著死亡的氣息。我戴著重枷，斜躺在牢房地上的枯草上，遍體鱗傷。我知道我的大限之日將至，但我沒有絲毫的害怕，內心反而充滿了自豪與驕傲。
今天是我大明永曆八年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清朝自稱的順治十一年。但是我是不會用清人的年號的，在我心中，只有我大明才是正統。是的，你們沒有猜錯，我是一個明朝的遺民，一個堅持在清人入關後不投降、不合作的江南士人。
明末遺民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在《論語》中說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歟！"，我比不了先賢，但我仍然願意堅持自己的操守，並可以為這份操守獻出我的生命。
遺民者，指的是我們這樣生於明而拒仕於清，無論僧道、閨閣，或以事功、或以學術、或以文藝、或以家世, 其有一事足記、能直接或間接表現其政治原則與立場者也。
我們遺民不等於"逸民"。遺民指的是那些經歷王朝更疊後，隱處於野、不仕新朝而以先朝之民自居的人。而我們遺民不僅僅具備一般逸民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意義，也不僅僅具備前朝遺民守節固窮， 潔身明志的意義， 還突出表現了保教衛道，辨華別夷的意義。
明亡之前，我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也很關心國事，喜談兵戎之事，以豪傑自期。我積極參加科考， 希望能於此實現自己的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但是隨著明朝的滅亡，我的理想破滅了。我的家人以及親友或死或散，身邊那些交情甚厚的好友或死節殉明，或舉兵反清，或隱逸江湖，很多人再也見不到了。這一切都是因為滿清的入侵，竊我華夏正器的結果。你們可以把我看成一個激憤的仇清者，無論如何我是不可能和建州韃子合作的。
陳恭尹
在我這個時代，持有我同樣想法的讀書人很多。我的朋友陳恭尹和我一樣，生於明末風 雨飄搖、山河破碎之際。隆武二年（清人口中的順治三年），清兵攻陷廣州，恭尹之父陳邦彥起兵抗清，兵敗後慘遭清人極刑，其母和兩個弟弟全部殉難，僅恭尹一人逃出。 身負國仇家恨的陳恭尹承受著椎心泣血之痛，矢志抗清復明。後來他投奔南明永曆皇帝，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四處招兵買馬抗清。四年之後，清兵再陷廣州，永曆帝逃到南寧，恭尹避難西樵山中，從此與永曆朝庭失去聯繫。之後恭尹兄輾轉入閩，赴贛、浙， 奔走呼號，卻無結果。眼見清人局勢漸定，復明無望，陳恭尹憂憤而死。
陳恭尹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十餘年來一起矢志不渝、堅持抗清，恭尹兄一開始對復興大明、一雪國恥家仇還是躊躇滿志的。他曾寫過一首《題畫菊》贈我："萬芯猶含雨露功，葉邊微帶拒霜紅。紫桑去後無知己，零落寒枝傲雪風。"
古人詠菊佳作不勝枚舉，但陳恭尹的這首詠菊詩，句句都寄寓著恭尹的情感風神。菊花就是他的化身。花蕊對雨露的滋養念念不忘象徵著恭尹兄對故明的緬懷，菊花的抗拒秋霜象徵著對新朝的抗拒，菊花孑然傲立風霜象徵著恭尹對品格的孤獨堅守，高潔清寒的 菊花儼然就是恭尹兄的化身，二者水乳交融，難分你我。做為恭尹兄的知己，在他憂憤而死之後，我決心不負他的重望，要做一個"傲雪風"的有氣節之士，絕不可能因為貪圖富貴榮華而向滿人奴顏婢膝。
黃宗羲
我的另一位朋友陳忱，也是和我一樣的遺民。他在詩歌中寫道："江南半壁已崩裂, 處小朝廷尚求活。錢塘不至三日潮, 仙霞嶺上烽煙撤。拋戈解甲誰適謀? 南人頸試北人鐵。青苔白骨沒野蒿, 檻猿籠鳥何所逃。"雖然陳兄手無縛雞之力，但他用他的筆做武器，創作出了《水滸後傳》，抒發心中的亡國之痛。陳忱自己說過：
"混沌世界，何用穿鑿? 使物無遁形，寧不畏造化小兒所忌!"《水滸後傳》是陳忱的洩憤之書： 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鴆於奸黨；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幸之全身遠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圍冒險；憤官宦之嚼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囊， 倍償民利。他所憤者，無一不是大明的弊端， 無一不是亡明的原因。《水滸後傳》絕不是遊戲之作， 乃是沉痛地寄託陳兄的亡國之思、種族之感。這部小說隱寓著陳忱對滿洲統治者的憤恨，對鄭成功、孫可望、李定國等人的抗清鬥爭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明清易代之際，大量像我一樣的明末文人成為遺民。我們在清朝的統治之下懷念明朝、甚至起而反抗。清朝統治者為了統治需要，大力鎮壓、大興文字獄，然而文化上的浩劫和高壓的專制政治並未能泯滅遺民的心志。相反，他們或隱於山林草野之間，結成秘密社團從事宣傳反清的工作，有的化為僧徒隱於寺觀蓄勢待發；有的更是直接參與地方武裝起義軍，打著 "反清復明"的口號反抗清王朝。可是一次次的反抗招致是一次次更大的血腥鎮壓與屠殺。
清朝政治、文化上的高壓統治，讓很多文人異常迷茫，面對未來他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不知該如何去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這一點我很理解。他們在迷茫中有選擇進仕新朝的，但更多文人選擇了堅守真我、不與清朝合作的態度。這些有骨氣的文人的不合作，又引起了清朝文化上極度的鎮壓。
清人奸滑，他們與元朝統治方式不同，不像元朝一樣只是恃仗武力，而是籠絡與鎮壓並存，去瓦解漢人士子的鬥志。清朝召開"博學鴻詞"科，讓地方推薦全國各地的文人都來參加考試，希望通過此種方式將他們納入自己的統治陣營中來，達到穩固統治、收復人心的目的。面對文化上的籠絡，很多遺民不屑一顧；但政治上的高壓讓遺民們無所遁身，許多人選擇了出家為僧，用寄居於山林來彰顯自己不願與清朝合作的信念與志節。我的朋友何芳烈和我說過：
"清初僧之中多是遺民，自明季始也，餘所見章格庵、 熊魚山、金道數人，既逃其跡，旋掩其名"。
這些遺民僧大多能善文，他們用自己的特長記錄了自己的心志氣節，以詩歌和文章的形式記錄了他們的心態。他們遁入空門的目的只有一個，即以寺廟為寄託之所、以民族意識為內心自覺意識，來追求一種超然獨立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政治並非消極的漠不關心、高高掛起，恰恰相反，堅守真我乃時代之元氣凝聚所在，其核心是強烈的民族意識。超然獨立並非漠然，是佛家所講的一種更高的關於人民大眾的終極關懷。
我的老師黃宗羲先生說過："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這種元氣是一種文化之氣，是忠貞高潔之氣、是堅守真我、矢志不移的愛國價值選擇，也是中華文化的精髓。
我這次被捕，也正是因為我忠貞高潔的堅守真我，堅決反抗滿人的"剃髮易服"政策之故。
不同民族有不同髮式習俗，進而衍成迥異的"發"文化，頭髮也因此成為民族的身份符號和標誌。漢人在進行族群識別和描述時，往往聚焦於髮式的差異。《史記·西南夷傳》所述之
"西南夷，皆編髮隨畜遷徙"；《莊子》言："越人斷髮文身"，披髮、編髮、斷髮、祝髮、髡髮，均非華夏民族習俗，在孔子看來"被髮左衽"即意味著民族文化的淪喪。作為讀聖賢書的孔子門徒，"頭髮"對我們來說有著厚重的意義。滿人入主中原後，厲行剃髮易服，強制漢人改從滿洲衣冠髮式， 違者視同"逆命之寇"，必誅之而後快。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抉擇，此時的"髮型"並不只是層的風俗習尚，而是代表漢族傳統儒學思想。剃髮易服決非一種單一性的精神征服，而是兼具政治和文化的雙重目的。其政治目是以剃髮易服作為判別漢人政治順逆的標誌，從而在根本上斷絕猶豫觀望和歸順漢人的後路。從文化目的上說，清廷表面上以"滿漢一體"、"一道同風"相標榜，實質上則是以武力相威脅，強制推行民族同化，以便在精神上征服漢人。
顧炎武
相對於清廷其他政策，剃髮易服為什麼會激起我們遺民的強烈反抗，其原因是清廷此種政策深深刺傷了漢人的文化尊嚴。我的朋友劉忠延曾對我說："薙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其意豈在一發哉？蓋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他說出了我們漢人對待剃髮易服的文化心理："不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為夷狄"。所以很多和我一樣的讀書人或遁跡深山、或奮起抗爭，這是我們大明遺民典型行為特徵。
遺民中像我一樣誓死抵抗的人，大多都源於對故國舊君之忠。前橫州知州鄭雲錦不肯剃髮被殺，臨終之際曰："留一日鬢髮，即鼎一日君恩；為一日南冠之楚囚，即為一日大明之臣子耳"。在他看來，砍頭事小，薙髮卻事關整個國家民族尊嚴。鄭先生在就義前口占一絕："朝華而冠，夕夷而髠。與喪乃心，寧死乃身"，我每讀之都涕淚泗下，決心以鄭先生為榜樣，在民族尊嚴上堅決不會妥協。
當然，大多數遺民對此暴政只能是採取消極的抵抗，這一點我很理解。黃宗羲先生在《兩異人傳》中說：
"自髡髮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不悔。乃有謝絕世事，託跡深山窮谷者，又 有活埋土室，不使聞於比屋者。"這是大多數遺民抵抗剃髮易服的消極方式，或者以象徵性和儀式化的行為，來表達對剃髮易服的消極抗拒和對故國衣冠髮式的堅守。
清廷底定東南後，嚴令剃髮易服，福建地區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大明遺民劉先生與他的兩個僕人因不肯剃髮被捕，滿人逼其脫去網巾，先生令二僕畫網巾於額上，二僕亦交相畫，以示決不服滿洲衣冠，三人不屈而死。網巾是我們明代男子束髮的頭巾，為人之首服，所以故國衣冠象徵意義尤其鮮明，戴網巾兼具抗拒"剃髮"與"易服"的雙重意涵。
劉先生罹難後，"畫網巾"的故事廣為流傳，很多被逼剃髮的遺民，都在頭上套上網巾，成為遺民拒絕滿洲衣冠的一種象徵。
剃髮易服之於明遺民，觸痛的則不只是民族或 文化尊嚴，而是一個更為深廣的精神世界。在清廷的淫威之下，明遺民要"偷生"於新朝，只能被迫剃髮易服。但也也有一部分像我這樣寧死不屈的遺民，如我的朋友長洲進士徐汧在清兵下令薙髮時，誓不屈辱，曰："以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見先帝於地下。"遂自沉於虎丘後溪死。和他們比起來，我的死算得了什麼？
死牢外突然傳來了一陣凌亂、嘈雜的聲音，一群如狼似虎的清兵衝進了牢房。我知道大限已到，平靜的站起身，口吟文履善先生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我輕蔑的看著這群人，緩慢而穩健的步出了死牢。我之死，乃為堅持我儒家操守而死，乃為堅持民族正氣而死，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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