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航海经济怎么样?

一人


前无古人。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抑商的王朝,因此商业与手工业十分繁荣。由于西夏阻碍了陆上丝绸之路,北宋被迫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从东海出发,过南海途径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沿岸,产品远销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与非洲。

南宋由于面积与人口减少,因此更加注重海外贸易,到了南宋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宋那样小的疆域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原因肯定不是靠农业那点税收,其商业税收占比最大,农业税次之。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航海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为了适应远洋航海的需要,指南针和航海星图就诞生了。根据宋朝《萍州可谈》、《梦溪笔谈》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会随身携带各种样式的指南针,有用蚕丝悬挂磁铁的,有把磁针悬浮在水上的,还有镶嵌在海图上组装的,应用非常广泛。

宋朝的科技与经济,甩掉西欧和阿拉伯几条街。比如著名的四大发明,要么就是在宋朝发明的,要么就是在宋朝发扬光大的。那个时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经济完善到极致,在时代的呼唤下,技术创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综上,宋朝经济发达,贸易繁荣,航海业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可惜被蒙元终结。



当代曹植


宋代的海上贸易,也别是南宋以后,几乎成了王朝的经济支柱。

早在唐代,中国的海洋事业就一度相当繁荣,宋朝建立后,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大趋势下,宋代的造船业较之唐,更加蓬勃发展。

一、宋代的造船技术

在宋代,很多地方都设立了造船厂、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宋代的造船、修船以及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运用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朝的造船业比前朝更具特色:船体巍峨高大,结构更加坚固,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

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行,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穿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有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栗”,“每舟蒿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已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

比客舟更大的是“神舟”,比之大很多。1078年宋神宗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曾命人在明州建两艘大海舶,第一艘赐名“凌海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艘赐名“灵飞顺济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达高丽。

1123年,宋徽宗再次派使臣去高丽,又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据史载,它们:“巍如高山,浮动波上,锦帆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

“神舟”大的达到了五千料,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一千料至二千料,也可以载二三百人。

二、宋代的海贸政策

在有了造船技术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的技术保障和路路贸易拥塞的前提下,宋朝统治者针对所面临的环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海上贸易发展的政策。

971年,宋朝沿用唐朝开元年间所设立的市舶司制度,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再杭州也设此机构。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之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设了两个市舶司。

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国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除害必须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其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进口税收,被称作“抽分”。

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解国库叫“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另外还规定了10种货物为禁榷物(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的货物),即玳瑁、象牙、犀牛角、镔铁、皮(也可能包含鳄鱼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铜矿石,全部由市舶司机构收购。

其他的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分是一种实物税收,博买则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性质的一种变相市舶税。这些货物一律送交到中央政府充实国库,对宋朝的财政经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一度达到占宋朝一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为了进一步加快运洋船舶的周转率,增加海运收入,南宋朝廷于1164年制定了“饶税”政策,规定:

“若在五年内回舶,与优饶抽税之;如满一年,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以上,许从本司追究。”
——《宋史·食货志》

南宋还针对市舶司的官员制定了有关的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则降职处理。

一、宋代海贸航线

宋代进出口海外的货物较之前代也有了极大地丰富,这无疑又为宋代的经济繁荣增添了一块重要砝码。据史载,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进出口的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制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

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航线有:
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三佛齐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婆(婆露国)。宋代时候的婆的富饶超过了三佛齐,是胡椒的集散地。宋朝以丝绸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婆的檀香、茴香、犀角、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

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达亚齐,扼孟加拉语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等。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阿拉伯帝国)。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

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横跨印度洋至东非。宋代罗盘针运用于航海,使中国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打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世界前列。唐末以后,阿拉伯人东来多搭乘中国海船直航广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来于西方航路上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宋代开辟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标志着古代中国航海事业已达到繁荣时期。

6、对日、对高丽贸易航线。北宋时,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对日航海贸易活动。北宋、南宋时对日航线都是从明州触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航至博多港。

到南宋时,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政,直接控制大宰府(日本对外贸易机构),鼓励并垄断了与宋朝的海上贸易,一改北宋以来中船只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

宋代对高丽主要有两条航线,北线:从山东莱州触发,横渡黄海,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瓮津,南线:从明州触发至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宋代高丽遣宋使有57次之多,宋使往高丽达30次。两国间贸易起初时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民间贸易。

总结

正是这样兴盛的海上贸易,才使得两宋、尤其是南宋能够在外敌袭扰不断、疆土步步南缩、货币连年上供的外部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兴旺与繁荣。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1049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其中30%来自农业税收,另外70%来自商业税,而在这70%之中,海上贸易的税收又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这表明海上贸易其实就是宋朝经济没有崩溃的重要原因。

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都处于巅峰时期,这与其商品经济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虽说两宋国力远不如汉唐那样雄厚,但这也是仅指陆地而言。宋代统治者重视海洋的程度,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定点,气候的元明清都未能企及这个高度。


江畔初见月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很发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那样小的疆域是中国最富裕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原因肯定不是靠农业那点税收。但是一定要知道航海经济发达和航海发达不是一回事。我们周边海域发现那些宋朝的沉船,产品是我们的,船都是阿拉伯船。


一夫壹历史


于陆路为辽阻隔,宋丽两国的往来则完全依靠海上。宋代的造船水平、航海技术,特别是指南针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船队的安全系数大增,航线距离缩短,航运时间大减。因此,两国间贸易来往更加频繁。北宋时期去高丽的海上航路有北、南两路。北路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今山东诸城)出发,横渡黄海到达今天朝鲜的大同江口的椒岛;然后继续向南行,就会到达高丽开京附近的礼成江口。南路是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启程,往东北航行,抵达今天朝鲜的黑山岛,再往北行经过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众多岛与,最后抵达礼成江口。


北宋前期,登州是北宋与高丽两国使臣、商人来往的主要口岸。天圣(宋仁的一个年后,时为1023年—1032年)以前,高丽使在登州进入宋。但后来辽朝势力兴盛,与辽长期处于对峙局面的北宋为防宋商船夹带兵器等禁运物品“通辽资敌”,下令禁止“客旅于海路商贩者”往“登莱州(今山东莱州)界”。由此莱、登二港成为封闭港口。其后,地处黄海胶州湾附近的密州(今山东诸城)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且“可发船至高丽”,史载密州商人平简曾在密州出发“三往高丽通国信”,因此密州取代莱、登二港成为宋朝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口。后来北宋为更好的管理对高丽的贸易,宋廷于年在密州设置市舶司。


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杭州(今浙江杭州、广州(今广东广州)都是北宋赴高丽南路航线的港口,其中尤以明州、泉州为占有重要地位。史载:“(明州)乃海道轴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楼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泉州也是北宋赴高丽南路航线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北宋中期泉州就已经发展成为“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海港。仅从《髙丽史》中明确记载的就有起由泉州开往高丽的宋船。北宋灭亡后,山东之地被金人占领,因此南宋与高丽之航路只有南路。南宋时,“泉州对高丽之交通已超过明州,”“(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船而至者”便是明证。


在整个宋朝前往高丽的船只都是利用季风航行。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启程到高丽礼成江口的船只“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⑩因此宋朝使者以及宋商基本都是选择七、八、九月也就是夏季到高丽。宋船回程返航时则利用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徐親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一1125年)曾出使高丽,他在撰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详细记述船队往返的路程:“初发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顺风;至六月六日,即达群山岛。”去程趁顺风,仅八九天即至朝鲜群山岛,相当迅速,但其回程,因船逆风行驶,相当困难。同年七月十五日,徐棘“登天舟”,离高丽礼成港,“二十四日乙亥,过横均人群山门,泊岛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风阻不行;申后东北风作,乘潮出洋;……忽东南风暴,复遇到海动,舟侧欲倾,人大恐惧,即鸣鼓招众舟复还;十日庚寅,风势益猛;午刻复还群山岛,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后风正,即发洋;夜泊竹岛,又二日风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后发竹岛;……北风大作,低蓬以杀其势,二十一日辛丑,过沙尾;午间第二舟三副挖析;夜漏下四刻下托亦折;而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二十七日午刻到定海县,自离高丽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回来时因为要逆风航行因此所需的时间是去的时候的六倍,而且路途险阻。


高丽使节和商人来北宋,或在密州登岸,或在明州登岸,而后转由陆路或水路赴北宋京都汗梁。至密州者,“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至明州者“则由二浙溯汁至都下,谓之南路”。由于水路较陆路运输方便,所以高丽使者,商人“常由南路,未有东路者”。高丽对宋的贸易港口,主要是礼成江口的礼成港。当时礼成港船来舶往频繁,贸易隆盛,十分繁荣。高丽著名诗人李奎报曾写词称赞其贸易之隆盛,港口之繁荣:“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南蛮天,指中国南部地区)。”


古猿人


很高兴能回答你提问的宋朝的航海经济怎么样。

说到航海经济,就不得不说宋朝的造船业,而说到造船业,就必须说一下大运河,大运河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宋朝的造船业发展。

宋朝的造船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建造了能够适应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加上领先世界的指南针技术和航海水平,具备了远洋的条件。朝廷鼓励商人到海外贸易经商,并先后在泉州、杭州、广州等沿海城市设立了对外港口,从这些港口城市,一艘艘木兰舟驶向远海。宋朝迎来了他们的“航海时代”。

他们往南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一直西进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和西方殖民者不同,宋朝的商船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将珍珠、香料、胡椒等商品进口到国内,将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远销海外,因为发达对外贸易,政府设立“市舶司”,对进出口船只进行管理征纳税款。

宋朝的商船远航海外,建立一条稳定的海上交通道路,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人和居民来到了中国大地,当时的港口城市都生活了许多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宋廷鼓励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经商,设立番坊供他们居住,派海上护卫队保护来往的商船。

“大航海时代”对宋朝的影响

“航海时代”到来帮助宋朝打开了另一道贸易的大门,政策的支持下对外贸易很快就将宋朝的经济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以上就是小编总结的宋朝航海经济,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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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航海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为了适应远洋航海的需要,在指南针和航海星图就诞生了。根据宋朝《萍州可谈》、《梦溪笔谈》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会随身携带各种样式的指南针,有用蚕丝悬挂磁铁的,有把磁针悬浮在水上的,还有镶嵌在海图上组装的,总之应用是非常广泛。虽然大家都说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事实上西汉时造纸就已经出现了,不过成本一直非常高。真正发扬光大则是在南宋,南宋的纸做的非常薄、软、轻、细,价格也非常低廉,甚至已经有了可以用来印刷钞票的高质量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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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大致意思是经济科技极为发达繁荣的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现代文明与工业社会。的确,中国古代的科技程度和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尤其是开放性的宋朝,甩掉西欧和阿拉伯几条街。比如著名的四大发明,要么就是在宋朝发明的,要么就是在宋朝发扬光大的。那个时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经济完善到极致,在时代的呼唤下,技术创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航海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为了适应远洋航海的需要,在指南针和航海星图就诞生了。根据宋朝《萍州可谈》、《梦溪笔谈》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会随身携带各种样式的指南针,有用蚕丝悬挂磁铁的,有把磁针悬浮在水上的,还有镶嵌在海图上组装的,总之应用是非常广泛。虽然大家都说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事实上西汉时造纸就已经出现了,不过成本一直非常高。真正发扬光大则是在南宋,南宋的纸做的非常薄、软、轻、细,价格也非常低廉,甚至已经有了可以用来印刷钞票的高质量纸张。

火药武器在唐朝就已经流行,但是在宋朝才真正大规模使用,北宋开宝二年,冯继升向赵匡胤进献火药武器,并成功量产。十年后北宋进行兼并南唐的战争,火箭、火炮、霹雳火球等热武器便是此战的主要武器。仁宗时期还专门编纂了介绍火器的《武经总要》,其中使用的火药配方,已经很接近黑火药了。而印刷术就更不用说了,庆历年间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宋朝的出版业冠绝天下,一个普通的农户之家也能够买得起几本书。

由于宋朝一直是施行知识管制的,也就是禁止出口书籍,可是在宋朝边境有一项数量庞大的走私项目,你可能想不到,就是走私书籍。辽国、朝鲜、日本等邻国每年都用马匹和粮食等物资换取大量的书籍,宋朝一国的出版业滋养了整个东亚的读书人,当时苏轼出了一本集子,不到三个月,在辽国的书店就能够买到了。

根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宋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有相当规模的使用石油了,当然跟工业时代是没法比,那会还没有内燃机。老百姓只是使用石油做烧火燃料,不过石油燃烧产生大量黑烟,所以一般都用在工业领域。人们还利用石油来制作墨料,写出来的字光滑如漆,质地非凡,然后大批量生产,取名“延川石液”畅销全国各地。

中国历史上的数学和天文学贡献并不多,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在宋朝。苏颂和韩公廉创造了“水运仪象台”,利用水轮为原动力实现自动运转的天文钟,还编写了著名的《新仪象法要》,直接影响了一百年后欧洲的天文学。而《数学九章》则更加有名了,最终解决了数学高次方程有理数根和无理数根的近似计算问题、一次同余问题、三斜求积问题等等,几乎是中国唯一一部影响世界的数学著作。





周朝文DMU


我是路遥知,有幸回答。

一句话总结,宋朝航海经济官方提倡,高度发达。以下从三个方面来介绍宋朝航海经济。

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达

宋代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首先宋代时已经发明了水密舱,可以保证远航时不会因为某几个船舱进水而沉默。另外还有平衡舵技术,可以适应深海航行和浅水湾停泊。用于航海的大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可以进行长达经年的远洋航海。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

同时宋朝罗盘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计算航线,绘制航海地图,即“海图”。

高度开放港口,对外主动招商

不同于后世的明朝海禁,清朝自绝于国际贸易,宋朝是十分提倡海上贸易的。甚至官方会派出使者招商,发展海外贸易。如果民间商人在海外招商获得巨大成国,还可以向政府申请官职,政府一般也会欣然批准。每年海外贸易结算后,政府还会拨付巨款宴请海外客商,邀请他们明年再来中国开展贸易。

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依循旧法,以招徕远人

同时,宋朝整个海岸线,从北至南基本全面开放国际贸易。广州港和泉州港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大港口。官方在沿海大港口设置“市舶司”,在小港口设置“市舶务”,专职管理海外贸易,类似现在的海关。

默许小规模走私的同时,大力打击海盗

海上贸易的兴起必然会随之诞生两个难题,一是走私,二是海盗。当时的政府对这两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

一方面,政府并没有因为沿海小商贩蔚然的走私风气而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因为宋代官方认为这样会影响贸易大环境和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又大力打击海盗,基本采取零容忍,在大港口广州港和泉州港都设置了巡检司,用来护送往来商队,击退海盗。


结语: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根据记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藏富于民的同时,宋朝政府也从巨额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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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航海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为了适应远洋航海的需要,在指南针和航海星图就诞生了。根据宋朝《萍州可谈》、《梦溪笔谈》等著作描述,航海者都会随身携带各种样式的指南针,有用蚕丝悬挂磁铁的,有把磁针悬浮在水上的,还有镶嵌在海图上组装的,总之应用是非常广泛。虽然大家都说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事实上西汉时造纸就已经出现了,不过成本一直非常高。真正发扬光大则是在南宋,南宋的纸做的非常薄、软、轻、细,价格也非常低廉,甚至已经有了可以用来印刷钞票的高质量纸张。


莫亦奥


宋代以前,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统治者都是抱着怀柔抚远的态度,只是坐等外国贡使来朝贸易。宋朝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统治者转变了对外贸易的态度,更多的用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对外贸易,把海外贸易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宋代民间海商大量崛起,而且在宋朝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宋代民间海商们凭借领先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积极的走出国门活跃于东西方间的海上贸易,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垄断海上贸易的局面。

1. 舶商及其经营方式

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促使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人民放弃了农本商末的陈旧思想,商品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濒临海洋良好的地理优势,出海经商获利成为沿海人民谋生的另一条出路。宋朝政府承认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性。并且制定了海商的管理条例:商船临行前,海商必须向市舶司呈报所有船员的姓名、所载货物的数量以及所去的地点,并由所在州中富户三人作保。经检查船中没有夹带兵器和其它各种违禁物品后,市舶司才发给公凭。凡是没有申请公凭而私自出海的海商,一经发现都要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虽然对海商的限制很多,但使海商有了合法的身份,不用像以往那样冒违法的风险从事走私。这也使两宋时期民间海商大量涌现。

民间海商的来源很广,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从事海外贸易,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海外贸易获利丰厚。他们中有的家财殷实,但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惜放弃富足的生活,离开家人,出海经商。如临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屋颐指如意,忽议航南海,营舶货舟楫。”有白手起家,因从事海外而成为巨商大贾的,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资二万万。”有僧侣还俗后,以海外贸易为业的,如温州瑞安的王居常,原为道士,后还俗常泛海于山东。“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还有出身牙侩的健康巨商杨二郎,转行为海商“数贩南海,往来十余年,累资千万。”其中为数最多的还是沿海地区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他们资历微薄,根本负担不起自己造船或租船的高额费用,只能搭乘巨商的船舶,环境极其艰苦。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描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海外贸易的收益是丰厚的,但从事海外贸易要承受的风险同样是巨大的。宋代海商的航海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可是面对海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显得无所适从。在加上当时海外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远航贸易地形复杂,暗礁隐没,有时还会遇上飓风的袭击,这些都给海上航行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令海商们防不胜防。海商们出海遇难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时绍兴七年,因涉大洋遭风漂其船不知所届。”还有泉州僧本偁讲述:“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法当南行三日而东,否则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时偶风迅,船驶既二日半,意其当转而东,即回柁,然已无及,遂落焦上,一舟尽溺。”海王三的父亲“贾泉南,航巨浸,为风涛破舟,同载数十人俱溺。”海难中的幸运者能得一木,飘到海岛上,险象环生,但多数海商遇难后都是葬身海外。除了海上恶劣自然环境对海商构成威胁外,还可能碰到意想不到的人为因素,最典型的莫过于遇上海盗了。宣和年间,“明州昌国人有为海商.至巨岛泊舟.数人登岸伐薪.为岛人所觉遽归”因此,海商们经常说:“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诣其国者。”海上岛屿居住的外族人与宋人语言不通,看来遇难后飘到岛上的海商也是生死未卜。

航海的风险如此之大,宋代广大海商们却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航行于险象环生的海外经营舶货贸易。有些海商从事这项事业数十年,有的甚至世代都是海商。这些海商不仅是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更多的是有一种勇于冒险的精神。为了降低海上贸易的危险,海商们互相联合、互相协共同作经营海外贸易。南宋时期福州长乐县巨商陈公任同众海商张世显、何仲立、仲济十余人商量:“福清东墙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买布同发。”巨商们相约联合出航,肯定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采取资本联合的经营方式,只是为了在航行中能够相互帮助减少风险。中小海商们采取联合经营的更为多见,他们“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与巨商大贾相比,中小海商们资金匮乏,他们多采取资本联合的方式将“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愚民但知贪利,何掸而不为者。”中小海商以十贯或百贯钱小本钱出资,也能获数倍之利,这就是即使风险再大,海商们还是趋之若鹜冒险经营的原因。

2. 官员及其经营方式


海外贸利润巨大,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因从事海外贸易而致富,这也激起了一些官员们贪婪的欲望,所谓“南海饶宝贷,为吏者多贪声”。他们不肯袖手旁观,也纷纷加入海商的队伍。官吏握有重权领取官府的俸禄,还要经营商业与民争利,这是历代政府所限制的。宋朝政府也明确规定:“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不许官员经营海外贸易或私买舶商货物。但这也阻止不了官员们追逐利润的欲望。泛海贸易有很大的风险,官员们大都身兼要职公务缠身,亲自从事泛海贸易有诸多不便。为了掩人耳目,官员们很少亲自出从事海外贸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宋代产生了新的商业经营方式。不亲自从商的官员们也利用这种新的经营方式为自己敛财。他们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委托经营,即代理经营,是委托者不能够或者没有必要亲自主持经营,从而把经营权让渡给经营者即受托者。受委托者一般是本身具有经营才干但缺乏资本的平民,或是官员们熟识的亲信下属等。官员们和受委托人之间是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即官员们自己出资,雇佣他人代替自己经营海外贸易。对于这种行为政府有严格的禁令:“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但海外贸易获利丰厚,使这种行为不能遏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将领张俊以五十万资助老卒,“乃造巨舰,及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另一种方式是联合经营。官员们不独立负担海外贸易的盈亏,以入股的形式,与泛海贸易的民间海商们联合出资,分享利润。淳熙五年,泉州人王元懋“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真宗时官员张鉴“以赀付海贾,往来贸市。”海外贸易是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航程远,历时长,联合经营可以互相分担资金和风险。

沿海地区的一些市舶官员和地方官们还参与舶货的销售。泛海回航的商船靠岸后,货物抽解的过程中,这些官员们就利用职权低价强买海商的舶货,然后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官吏们的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舶货市场的经济秩序。对此政府三令五申:“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从禁令中可以看出市舶官员们私自购买的舶货中也不乏政府专卖的香药等禁物,可想其获利之厚。海外贸易这种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需要雄厚的资本作为前提,平民百姓很少具备这种财力。而享有政府俸禄的官员们多资产雄厚。他们通过出资雇佣或与民间海商资本联合的方式,积极参与海外贸易的投资,更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利用职权恶意欺诈的行为,既损害了民间海商的利益,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政府也专门规定:“舶至,抽解和买入官外,违法抑买,许蕃商越诉,计赃坐罪。”制裁也是很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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