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劫无奶
大概是随处可见的生离死别，是十室九空的的流离失所，是无数灾民的绝望与哀嚎。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受限于时代局限于科技水平，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几千年岁月中，发生瘟疫是做不到任何有效治疗与研究疫苗的。古代的中医从来没有彻底消灭过任何一次瘟疫，如果有瘟疫发生，你能做的大概只有听天命，看着亲人好友一个个死去却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下一刻死去的人可能就是你。
在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人员交流并不频繁的古代，瘟疫的爆发大概率是地区性的，严重的瘟疫过后，也许一整个家族都消失不见，也许一座城只余下少数的幸存者，也许某些偏僻村落的所有人都死亡而后淹没在史书的寥寥几笔中。
活下来的人也许离开这片土地，或者坚守这片土地，为了活着依旧是要发愁于明日的一口饭吃。
首先我们要知道，古代发生瘟疫之后是无暇顾及田地里的粮食的，瘟疫的爆发打破了春播秋收的自然规律。在依靠土地生存的古代，粮食无人经营颗粒无收，瘟疫结束之后接下来要面临的便是大规模便是大规模的逃荒与饥饿。
活下来的人来不及感慨庆幸瘟疫的结束，因为逃荒的路途还很漫长，同行的人也许下一刻便栽倒在地离开人世，无人顾及尸首也无人去感伤，因为死亡这种东西早就充斥笼罩在了每个人的头上。
逃荒的路上是遍地的尸体，或许易子而食，或许......如蜘蛛一般同类相食。
活着的人盼望着的是皇上的赈灾与收容，瘟疫消失之后，人还是得想着下一顿饭该如何解决。
当然，当局统治者也会采取赈灾的措施，来安抚解决大批的流民。
以宋代为例，当局统治者下罪己诏，表明“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表面是皇帝有错才造成如此危害，以安抚人心。
并且有特定的机构会免费煎药给灾民，实施救助，并且会对病人进行隔离，比如六疾馆，还会对灾民提供免费的住处。如瘟疫爆发地区离京师较远，朝廷核实之后，会对灾情发生地区拨款，并且选定官吏前去赈灾抚恤。
等着灾民安抚完毕之后，会对瘟疫爆发地区进行开仓救助，并且减免次年税收徭役，尽快恢复生产。并且处理遗留尸骸，例如唐太宗时期差遣专人处理绕城四周寻找尸骸，一经发现当即掩埋。
古代疫情结束之后，十室九空尸首遍野这是常事，伴随而来的饥荒，在逃荒的路上又是见惯了的死亡。
当局统治者虽有赈灾，但损失的人口与生产力水平，更多的还是靠时间来抚平。
蝉鸣八月
在春秋战国时期，史书上就有了瘟疫的记载。
烈王七年，壬子年，秦国大疫。
春秋战国之时，诸国纷争不息，战争频繁，大规模的人口被投入到战争之中，而每次战后，战殁者的尸体往往无法及时处理，这便成为了滋生疫病的传染源，同时战时人民逃离战火、战后俘获的人口、俘虏随之迁徙、辗转，人口大规模迁徙也使得瘟疫一旦爆发，便成为了一个令当政者极为头疼的事情，甚至出现了“天下疫”这种极端的情况。
秦始皇羸政四年，戊午年，天下疫。
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应对瘟疫的呢？说实话，很消极，不仅没有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而且对瘟疫发生的原因还处于神话迷信之中。
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
当时的列国，在处理瘟疫之时，因为国与国之间沟通不畅，或是敌对状态，一旦出现瘟疫流行，往往通过封锁城池、祈祷攘除的方式来进行隔绝防治，没有行之有效的医疗技术来遏制瘟疫的发展，而这种自生自灭、祈祷上天的惨烈、愚昧的治疗方式，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因为恐慌、封闭等原因，加之当时的交通、信息闭塞，朝廷掌握的数据也不准确，因此史书往往只是寥寥数笔记录了下，某某年某地有大瘟疫，然而就这么简单的一段话，背后却必然包含着一段极为悲惨的境况。
锋在起时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这些文字的记载。特别是“疫”在中国古代文字学中间是指“瘟疫”的意思。这个字在《尚书》《山海经》《左传》都出现并且使用了，这应当是中国最早的有关瘟疫的文献记载。说明在殷商时期，我国已出现过多次足以致命的传染病。
汉朝 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三国时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以上种种无不说明，疫病的诞生在中国由来以久，而民间老话有云：大疫之后必有大饥。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据《宋史》记载：南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诗人赵汝绩写下了一首【无罪言】深刻地反映了这问题。
下面节选某些部分作简要分析：
哀哀民何辜，遭此凶歉厄。
初闻数米炊，次复并日食。
草根掘欲尽，木皮屑不给。
疲老就枯僵，少壮作捐瘠。
刚开始，老百姓做饭，还能放几粒米。
后来，就只能“并日食”，两三天才吃一顿饱饭
再到后来，草根挖光了，树皮也剥光了。
年纪大的，就像枯死的树木一样，躺在地上再也没起来。
剩下年轻力壮的，最终也难逃饿死。
以致最后 ”千百存什一，乌喙仍菜色。
朝忧夕恐惧，不得见新麦。”
即是说因瘟疫而勉强存活下来的人数千百人中可能只占十多人，终日在饥饿中担忧，也没有劳力去种粮食，如此恶性循环。
古代医学不是十分发达，又以自給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足可见大疫之后必有大饥！
叶知秋意
你好,我是父母年代记忆,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
2020年这个新年绝对会是中国人永生难忘的新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全国人民都在家闷得挺难受，昨天看到疫情确诊人数涨了2000多，比之前的增长速度少了许多，还以为胜利的曙光要来了呢，结果今早看数据变成确诊人数增长一万多，心凉了半截，不知道是统计口径改变了还是潜伏期的携带者集体爆发了，总之，“战疫”之路漫长且艰辛，同胞们还要坚持再坚持。
在医疗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我们还会被疫情困住手脚，可想而知，在医疗技术落后、信息传播缓慢的古代，人们势必经常遭受瘟疫的侵袭，且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就是一场大灾难。
中国古代大多政权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牢牢地将人民绑在土地上，底层百姓只能靠几分薄田的收成来糊口，若是风调雨顺的年头，全家人或许还能填饱肚子，若是赶大旱、洪水、蝗灾的年景，大多数百姓就吃不上饭了，那时候粮食够当年吃的就算富户了，根本别指望能囤余粮，没有收成的年景只能去乞讨、逃荒、卖儿卖女了。
冯导的电影《1942》讲河南大旱，河南人民逃荒寻活路的苦难故事，连地主都要卖女儿了，看得人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都民国了，面对天灾人们还那么无能为力，就更别提古代社会了。
古代有句谚语“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劳动人民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规律，因为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出现之后，百姓就没有了食物，为了活命，顾不得尊严体面恶不恶心了，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肚子里塞，草根树皮挖没了，就吃老鼠，甚至人吃人。
灾荒之年，老鼠也没有吃的，只能吃人的尸体，本来老鼠就脏，是各种病毒的宿主，还以尸体为食，身上的病毒就更多了，它们穿行在人群生活区的时候，都有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更不要说还有人吃老鼠，还有更恶心的请自行脑补，这样一来，不爆发瘟疫才奇怪了。
明朝末年就爆发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瘟疫，起因就是连续四年大旱，颗粒无收、灾民逃窜，以鼠为食，爆发鼠疫，感染者身上会有血疙瘩隆起，口吐鲜血，发病快者几刻钟就能身亡。
最可怕的是那次鼠疫传染得极快，往往一人病发后，全家感染，接触者也难幸免，用十室九空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很贴切的。瘟疫很快就传到了京城，每日出殡的队伍就挤满了城门，最可悲的是为亲人送行的队伍，回来就会多出几个感染者，甚至直接陪亡者长眠在那块墓地了。
那场瘟疫也波及了朝廷大员和京城的驻军，搞得人心惶惶，因此也有人将大明朝的灭亡归结于这场声势浩大的鼠疫。
那么，在物资和技术有限的条件下，古代人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呢？
其实方式和现在也差不多，主要得先隔离，切断传播途径，减少蔓延。
在《汉书》中就提到，民间一旦发生疫情，就让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分开居住，由朝廷免费给患病的百姓提供药物。在晋代，朝廷还规定了，官员如果家里有人感染时疫，即使官员自身没有感染，也要在家待着观察，不能上朝。
不过古代瘟疫一般都是从民间兴起，一村一县的感染，若发现是瘟疫，官府就直接封村封县了，只进不出，政府供应白粥和草药，也会派大夫来察看疫情，出应对之策。
瘟疫去世者的尸体，必须焚毁，这时也顾不得入土为安的观念了，还是要先顾活人，控制瘟疫，连死者生前用的器物都要一起销毁，防止病毒传播，那种全家死光的，直接就把房子一起烧毁了，全村死光，就一把火把村子烧了。
要是情况特别严重，十室九空，又传播风险较大，不排除直接烧村子的情况，这就有些残忍了，即使说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古代村落距离的相对较远，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向外扩散的几率相对较小，若是发现得早、隔离得好，瘟疫在一村一镇，顶多一省就控制住了，毕竟像明朝末年那样席卷全国的瘟疫是不常见的。
古代针对瘟疫也没有特效药，不过针对一些常见的疫情，已经产生了疫苗，比如在清朝经常盛行的天花，天花在今天是可治愈的，可在古代基本是必死无疑的病，康熙皇帝体质比较好，小时候得天花挺了过来，虽然也变成了麻子脸，但好歹保住命了，还因为身体好被选为皇位继承人。
康熙深感其害，执政期间命令用人痘接种法，有概率地预防了疫情，1796年英国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1805年传入了我国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这次肺炎疫情目前也是这样，没有特效药，只能靠自身免疫的抵抗，我们没有能力奋斗在第一线，起码也尽量待在家里，算是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战胜疫情之日不久就会到来。
感谢你的阅读,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