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竹丫丫
漢唐宋明四朝，只有宋朝沒有宦官專權，究其原因便是宋朝文官體制的建立。
1、大宋官家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它的都要靠邊站。所以宋朝不僅沒有宦官專權，也沒有宗室、外戚、武將的擅權。
宗室，屬於皇帝的家人；外戚，屬於皇帝的親戚；宦官，屬於皇帝的家奴。對於這些勢力，宋朝有一系列制度來制約和防範。
宋朝對於文官階層的重視與尊崇，使皇子們並不直接封王，而是先授防禦使的頭銜，之後經國公、郡王等逐漸升至親王，且親王一般是不能世襲的，其後代一樣要按照這樣的步驟升遷。同時在上朝之時，親王的班次是在宰相之下的。所以，皇子宗室尚且位居宰相之下，遑論宦官。
也就是說，是文官體制和宰相的權力制約了宦官，宋朝不是沒有想擅權的太監，比如趙光義時期的王繼恩、宋徽宗時期的童貫等，但他們想要有權，一樣要討好宰相。按照《宋史》的說法就是：
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2、宋朝本身的宦官數量就很少
史載，趙匡胤之時的太監不過50人，之後有所增加，趙光義的時候有180人左右。而至南宋孝宗之時有朝臣認為宦官太多，當時也不過250多人而已。
這個數量，與漢朝、唐朝、明朝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根本形不成獨立的政治勢力。
3、宋朝以內侍省掌控宦官，且對宦官的升遷限制很多
宦官的官階體系與文官集團是不同的，除了用來與朝臣相區別外，還要壓低他們的品級。趙匡胤曾對太監這樣規定：
不可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如果太監要擔任外職，便要轉出宦官系統，歸吏部管轄，而吏部直屬於宰相；太監如果要轉入武職，那麼便歸樞密院管轄，樞密院的長官便是樞密使。
宰相也好，樞密使也罷，都是文人，都屬於文官集團，太監根本沒有凌駕於文官集團之上的可能。
宋朝最顯赫的太監便是童貫了，可是以宋朝統兵權、調兵權的分離和以文抑武，不要說太監童貫，就是名將狄青也沒有任何手握重兵、威脅皇權的可能。
不過所有這一切，其實都是宋朝對唐朝的矯枉過正，是對唐朝節度使和太監權力太大的一種本能的制約。而正是這一點，使宋朝形成了真正的“文官政治”。
心向青山
因為，漢唐明這些王朝的宦官都忙於把持朝政、玩弄權術，而宋朝的宦官卻忙於帶兵打仗，自然也就沒時間作亂啦！
說來也是諷刺，兩宋的軍事成就，相比於漢唐明這些漢族正統王朝，那就是個渣。北宋時期經常被北邊的遼國和西夏打得找不著北，南宋時期又先後被金國和蒙元按在地上來回摩擦。可要說哪個王朝的宦官最能打仗，那宋朝的宦官可就當仁不讓了。
與漢唐明那些整天醉心於玩弄權術、大肆斂財的大宦官相比，宋朝的宦官們似乎有些“不務正業”。像秦翰、王繼恩、竇神寶、童貫、李神佑、李憲等宋朝宦官，他們似乎都將心思放在了統兵征戰上面了。
不同於明朝東廠裡頭那些陰陽怪氣、陰險毒辣的公公們，宋朝這些“戰鬥型”宦官倒頗有些大將之風範，都比較能打仗。比如北宋初年的王繼恩，在戰場上就是個狠角色，一仗就將盤踞蜀地的李順數萬部眾屠滅殆盡。
又如北宋末年的童貫，雖說名聲不怎麼好，與高俅、蔡京、楊戩並稱宋末四大奸臣。可要說行軍打仗，那童貫也是可圈可點的。他曾北破西夏，南平方臘，還統兵伐遼，也算是為大宋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當然，要說宋朝基本上沒什麼宦官作亂，是因為宋朝宦官都忙於征戰，其實是不太嚴謹的。事實上，宋朝宦官之所以會混成這模樣，也是受制於宋朝的制度。
實際上，宋朝統治者對宦官群體，始終堅持嚴格的管控。首先是嚴格限制宦官的數量；終宋一代，宦官數量都是相當少的。宋太祖時期，宦官數量被限制在幾十人的規模。即便最頂峰的宋孝宗時期，宦官數量也不超過三百人。這與明末動輒上萬的宦官數量，有著巨大的差距。
其次是嚴格限制宦官的官階；宋朝統治者汲取了漢唐宦官專權的教訓，因此對於宦官出任高級官職，始終都比較慎重。像前文提到的宋初宦官將領王繼恩，在戰場上屢立戰功，按例本應授宣徽使，但宋太宗最終也只授其一個相對較低的宣政使而已。
也正因為宋朝對宦官的嚴格管控，才讓宦官勢力始終沒機會膨脹到足以禍亂朝綱的地步，從而避免了宦官作亂現象的出現......
這些歷史要讀
宦官是中國古代皇室中為皇帝服務的官員，一般來說宦官都是有身體缺陷的。他們因為和皇帝朝夕相處，很親近，因而會很容易得到皇帝的寵幸，皇帝是明君還好，但如果過分的寵幸他們，往往會造成問題。
關於題主所問，為什麼只有宋朝沒有宦官作亂，其實這是不正確的。
首先，西漢、晉朝、隋朝、以及元明清在宦官的問題上都不是很突出。
最為突出的其實只有東漢和唐朝後期，但東漢的宦官有沒有“作亂”。
應當說是“亂政”，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有宦官亂政的現象，而作亂，我認為只有唐朝。
東漢宦官雖然問題很嚴重，但也沒有到達作亂的地步，基本上宦官是皇帝利用起來的“工具人”，專門對抗專權的外戚。
《論語》中相關描述“作亂”的句子：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對於宦官而言，他們和皇帝對抗其實沒有好處，因為身體的殘缺，就算幹掉皇帝他們成為皇帝也沒啥用，江山傳承不下去。
另外除了明代在明宣宗朱瞻基加強了對宦官的文化教育外，其他朝代大部分的宦官其實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甚至可以說是文盲。
畢竟能夠接受教育，還不如去考科舉，重視香火的古人沒有誰是特別願意兒子或者直接去挨那一刀的。
因此，東漢朝廷雖然宦官特別的囂張，其實也是圍繞在皇帝面前，利用皇帝的權勢為非作歹而已。
明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宦官問題較為嚴重的朝代，但明代的太監亦是未能達到“作亂”。
明朝第一個奸宦王振因為英宗朱祁鎮是年幼登基，從皇帝幼年之時陪伴著長大，關係還不錯，深受寵幸。
朱祁鎮在其慫恿下，御駕親征，最終有土木之敗而被俘虜，成為明朝由盛漸漸衰敗的一個轉折點。
軍士脫者逾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明史》
之後又有劉瑾、汪直、魏忠賢等人。雖然劉瑾被人稱為“立皇帝”，魏忠賢被稱為“九千歲”，但他們也都沒有犯上作亂。
而在大唐盛世，諸如唐順宗、唐敬宗都是被宦官直接謀害。
不過歷史學家黃永年認為宦官們的操作其實沒有想象那麼嚴重，見下：
中晚唐宦官的所作所為，實際是家奴在參與皇室的內部糾紛，如同舊社會豪門大族裡各房的奴婢分別幫助其主子爭產業，而並非奴婢的權力真大到可以奪取整個大家族的家產。
但因宦官有謀害皇帝的行為，實際上已經達到了“作亂”的標準。
宋朝雖然沒有明顯的宦官問題，但也是對宋朝的滅亡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的。
宋朝自太祖趙匡胤開始，因為在唐朝玄宗李隆基時期“安史之亂”後，節度使擁兵自重。結果到五代時期，群雄割據，中原五代相繼武將篡位，對武將通過杯酒釋兵權解決了這個問題，轉而重文輕武，甚至說出了“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遺訓。
宋朝的後代子孫倒是嚴格的遵守了這條，但卻為宋朝埋下了禍根，造成“兵不知將，將不知兵”。
但打戰的時候，兵權還是要交給一個人來管的，因此宋朝為了防備武將，把兵權交給了和自己
“同住一屋簷下”的宦官掌握。不過，宦官掌兵卻並不是宋朝開創的，唐朝時期已經出現。
安史之亂後，唐肅宗李亨在靈武即位，以太子李豫為天下兵馬元帥，李輔國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宦官自此開始掌兵。
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新唐書：李輔國傳》
但因為漢朝宦官掌握羽林軍、唐朝宦官掌握神策軍，導致權力過大，宋朝以此為戒，雖然用宦官掌兵，卻有限制。
宋仁宗時期，一大臣上疏提出宦官升遷的要求：
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以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續資治通鑑長編》
這些要求一方面是需要在邊關掌兵五年，以及五十歲以上的人才符合條件，相當的嚴苛。
到宋徽宗時期，情況卻有不同了。
東漢時期的宦官基本上是和外戚相對立的，兩者輪流坐莊掌握東漢朝廷，唐朝的宦官因為掌握內軍則和各個節度使之間存在一定的抗衡，明代時期宦官則和文人士大夫相爭，明末時期表現為東林黨和閹黨兩股勢力。
宋朝則稍微不一樣，宦官和百官之首宰相站到了一起，表現為童貫和蔡京狼狽為奸，於其他四人如“王黼、梁師成、朱勔、李彥”被稱為：“六賊”。
其中梁師成、李彥和童貫都是宦官。
看過《水滸傳》的朋友應該都聽過“花石綱”一詞，而此即為北宋末期突出弊政，而童貫就是首薦之人。
《靖難要錄》中記載宋欽宗時期聲討童貫的十大罪狀中有“首薦朱勔起花石”。
而這花石綱導致了北宋末期一系列如方臘等人的起義，《宋史》中評價為：
“流毒州郡者二十年。”因宋徽宗趙佶對“六賊”的寵幸，導致宦官專權，靖難二年，大臣上疏論及宦官專權：
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戸，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靖康要錄》
其中如宦官梁師成甚至招攬人才，培植羽翼，打擊正直官員。
1、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
2、汝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宋史》
其他“六賊”更是各有亂政禍國之例。
綜上，我認為歷史上並非只有宋朝沒有宦官作亂，但宋朝仍然有宦官亂政現象，和漢唐明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