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規律更要發揮主觀能動性

早晨起來看到那麼多關於列寧的紀念文章才知道,昨天是列寧誕辰150週年紀念日。文章寫得很懇切,也很客觀,大部分是我們都知道的內容。但是在一些評論中,我看到有一些對列寧的一些非議,比如說搞早了。這種說法純粹是一種事後諸葛亮的說法。難不成就你是大明白,別人都是大傻瓜。人貴自知。歷史已經發展到今天了,我們今天已經不再是像當時列寧所處時代那樣,歷史還只是作為一種具有無限發展可能性的存在,現在回首,歷史已經是一種充分展開了的歷史事實,每個人,只要是能夠看懂一些基本的歷史材料,只要他或她願意去了解,都可以全面地把握每個歷史上已經發生了的細節,然後進行品頭論足。就像射箭,箭頭已經射在了一個位置上,我們圍繞這個箭頭畫上十環,那我們也不能說自己的射箭技術就是百發百中。

我認為,列寧主義思想最大的功績是拯救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防止了其被倒退或歪曲成一種消極被動地適應於資本主義思想或體制的東西。就像在西歐第二國際後期伯恩施坦的徒子徒孫們社會黨正在搞得那樣。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意義在於,列寧不是一個僵化的教條主義者,他是一個善於把握機會的人,是一個注重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而不甘願做一個被現實拖著走的人。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優點是既尊重客觀規律性,又要不失時機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戰的窮兵黷武,讓沙俄國內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擺脫戰爭的火熱願望正是列寧當時決策的現實基礎。這個時候,如果還在那裡像第二國際的那些人那樣掉書袋,認為應該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講的,要等資本主義經濟和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再去瓜熟蒂落地去解決,那就有可能會貽誤戰機,社會主義可能永遠也不可能被實現。

就像我們的抗擊疫情,西方國家到現在還在爭論到底應不應該封城,有些國家封不封城還沒爭出個結果,又增添了一個該不該復工的問題。美國現在快成一國煮沸的水了。該感染的不該感染的都感染了,該死的不該死的都死掉了,責任誰負?沒人負。沒人能夠像中國那樣,最高領導人準確判斷形勢,當機立斷拿出歷史擔當和非凡勇氣一舉拍板,拍板以後,全國上下無需格外的暴力強制,一聲號令,十四億人行動如一人,這就說明,這個決定是代表了最大多數人利益的,這個決策反映了中國對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西方國家,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可能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文化層面,尤其是基督教文化,認為世俗生活低於宗教超越,遇到什麼重大危機,最終的求助對象永遠是上天,天賦人權嘛,什麼自由平等博愛財產權都是上天造物主給的,這就導致有個依賴思想,不能夠置之死地而後生地激發人自身的鬥爭意志,導致只是目光短淺地關注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能理解應該從整體上、系統上去處理所面臨的問題。而我們中國人就不一樣了,自古以來,祖祖輩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面對的是成百上千年的生活挑戰,靠誰?孔子說,盡人事,聽天命。未知生焉知死。中國人沒有創造出一個超越於現實生活的完美的萬能的存在,認為,任什麼勞什子的精神存在都必須作為服務於自己現實生活的工具而存在才有合法性。能給我帶來好處,我就信,對我們生活實踐沒用,我連許下的願可能都不去還,所以,趙南元老師講,我們與神靈之間的關係是一個交易關係,是淘寶商與買家之間的關係,而且,是貨到付款的,確實是這樣。

西方國家並不是這樣,西方國家的理性精神或者幾千年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確定了理念世界或本質世界的優先性。轉化為中世紀的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分。近代以來,理性傳統達到頂點,但到了德國古典哲學發展到盡頭了,在各個反對理性的大潮中,馬克思主義是最獨樹一幟的,因為它不是像之後的一些哲學流派,用另一個什麼歸根結底是實體的東西來取代理性,而是徹底地消滅這種傳統的理性或理論反思傳統,它認為認識世界的重要性遠遠比不上改造世界,實踐才是第一位的。對於自然界是這樣,對於人類社會更是這樣,客觀規律性的東西以一種盲目的決定主義的力量發揮著作用,人需要做的是主動去探尋這種客觀規律性的東西,並且主動地採取措施去利用、順應規律,在這個過程中達到一種自由王國的境界。什麼是自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利用。所以,認識是不夠的,低階位的,認識需要上升到行動或實踐。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理論之所以重要,在於其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是個可以幫助他們解決現實問題的工具,理論只有被人所運用,轉化為物質力量,才具有其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確實是消滅了哲學,哲學不能自足了,成了實踐的附屬品。

從實踐的角度出發去理解人類社會,就把世俗社會的重要性看作超越了上帝之城或者終極世界的東西,所以,馬克思主義是超越了整個西方思想史和整個當時的人類發展史傳統的。而思想上的超越和實踐中的超越是兩回事,馬克思恩格斯從思想上完成了超越,但面對現實中基督教文化的茫茫大海,大家普遍認為人的世俗生活是不重要的,活著是為了證明上帝之榮耀的觀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深入到了文化基因層面。所以,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文化中始終得不到立足之地,而在東正教文化的沙皇俄國,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認可。最終在列寧領導下,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制度形態的社會主義。可惜,無論是基督教文化還是東正教文化,揮之不去的一點都是那種潛在的彌賽亞主義救世情結,一有機會還是容易脫離實際,忽左忽右走兩個極端。最終蘇聯的倒塌難說沒有這一文化層面的原因。

而中華文化中的實踐本位或生活本位是深入到我們骨髓中的意識結構,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位的思想理論有天然可以匯通的地方。所以,一旦我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很快就毫無違和感地將其與中華文化結合起來,化為我們自身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同歷史上我們依靠文化的力量,把原本是出世的、高度思辨的佛教文化轉化為我們中國特色的文化形式一個道理,我們的文化就像一個高速旋轉的漩渦,席捲著吞噬著它所遇到的人類進程中發明的任何偉大思想,使其成為自身成長壯大的養料。

中國文化的實踐本位或者生活本位,使得人在生活中不是守株待兔的,面對重大挑戰和危機不是坐以待斃的,而是主動出擊,採取任何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達到效果的工具。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也是高度珍視這種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的精神,當他看到當時出現的“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的時候,大家稱讚,將其提到共產主義思想的萌芽的高度。可惜,最終在蘇聯,還是僵化了,人民群眾的主動性一點一點地被扼殺掉,民主的缺失成為壓倒蘇聯的一個根本性的東西。

反之,我們回顧一下我們這次的抗擊疫情,全國上下眾志成城,一些人前線激戰,一些人奮力支援,普通老百姓待在家裡絕不添亂。整個民族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要達成,就是阻擊病毒傳播,所以有多大能力出多大力,都在從自身角度出發,自覺自願地、主動地、不計成本、不計報酬地,儘自身的努力,沒有怨言,沒有杯葛,沒有求助於上帝或價值觀念,堅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堅信人定勝天,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的精神,就是相信自己的理性,通過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通過現實矛盾的解決來改變當下面臨的問題。即使未來遇到的風險挑戰還有很多,但我們中國人選擇相信人本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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