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幾年，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在絕大多數時間是消極的、被動的，從“攘外必先安內”中便可見一斑。
蔣介石
為什麼蔣介石要“攘外必先抗日”？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攘外必先安內”
“攘外必先安內”這句話，大概率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前夕的1931年7月提出來的。
- 所謂“攘外”，無外乎就是抗日；
- 而“安內”則有兩個對象，一個是共產黨，另一個內部的地方實力派。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舉國震驚，蔣介石本人也極為憤慨。他在9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上午到市黨員大會，餘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餘心為之碎⋯⋯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
濃煙滾滾的北大營
不過，他並未就此決心奮起抗日。相反，他在很長時間內對日步步退讓，並以“攘外必先安內”來嚴厲壓制國民黨內部的抗日的主張和行動。
實際上，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抗戰熱情非常高。深受器重的嫡系陳誠就曾提出：“職等分屬軍人，責在衛國，願率所部與倭寇決一死戰，成敗利鈍，概不暇計。寧可致死於亡國之前，不願偷生於國亡之後。”
不過，蔣介石並不感冒。他寫下“手諭”：“惟有堅忍沉毅，力持鎮靜，取穩健團結態度，務須避免軌外行動，免為反動所乘機，致滋口實，貽害大局。”
對於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李濟深向陳誠表達了強烈不滿。
為什麼蔣介石這麼消極？原因大概有幾個。
1）對於日本經濟和軍事上的碾壓態勢，蔣介石心懷恐懼，覺得根本無力與之相抗衡。
譬如1934年7月，蔣介石對廬山軍官訓練團講話時說：
- “依現在的情形來看，他只要發一個命令，真是隻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
- “只要你一動的時候，他馬上起來包圍你，你還不是自己送死嗎？所以現在這時候，說是可以和日本正式開戰，真是痴人說夢！太不知道自己，太不知道敵人了！”
九一八事變後，儘管蔣介石痛苦不堪，但他拿不出任何對付日本的辦法，只是將希望寄託在國聯上：“餘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
李頓調查團提出“日本應歸還中國”後，日本直接退出了國聯
2）對人民內部巨大的抗日潛力認識不足，甚至害怕人民的力量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取得勝利，並非是武裝力量的突飛猛進，而是人民團結一心、同仇敵愾的結果。歷史證明，對待民眾運動的態度，是南京政府的致命弱點。
3）他對國內異己力量的疑忌太深，把“消除異己”看得比抗日“還重”。
對於我黨和紅軍力量，蔣介石是非常忌憚的。他在日記中寫道：“若於倭赤二問題並論，則赤急於寇，決先滅赤而後滅倭，以對赤之主動尚在於我身，而且其患莫大也。”
毫不客氣地說，我黨讓蔣介石夜不能寐、如坐針氈
而內部的反對勢力，蔣介石也十分“不放心”。尤其是防備“桂系”之心，不在“剿共”之下，在日記中，多次將桂系勢力斥為“桂逆”。
- “桂逆乘機搗亂也。”
- “桂逆陰謀愈急，誠不可以理喻也。”“倭桂粵志（在）積極謀亂，無或變更，而反變本加厲也。”
除了桂系，四川的劉湘、山東的韓復榘、冀察的宋哲元等，蔣介石都“不怎麼信任”。
“桂系三巨頭”，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值得深思的是，蔣介石對東三省的態度十分微妙。“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政，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不過從前是有名無實，而今則並喪其名。....
蔣介石的對日態度，要多消極有多消極
猶豫搖擺，缺乏有效對策
1932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武裝進攻上海。不過，日軍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先後四次更換主帥，死傷近萬人。
- 3月3日，國聯決議中日雙方下令停戰；
- 3月24日，舉行正式停戰會議；
- 5月5日，雙方簽訂《上海停戰協定》。
“一·二八”事變中的日軍
與此同時，關東軍扶持溥清朝末代皇帝儀，建立了“滿洲國”。
“滿洲國”宣傳海報
至此，蔣介石依靠國聯力量“敦促”日本撤兵的計劃，完全破產。
1933年，關東軍佔領熱河，並越過長城南下，進入河北平原。
- 駐守在長城各口原東北軍3個軍、宋哲元部二十九軍等部，進行了有力回擊；
- 不久，蔣介石調派了中央軍徐庭瑤部3個師，進行武裝支援。
客觀地說，這是一個“大大”的進步。
“長城抗戰”中的中國軍隊
不過，蔣介石的主要力量，依然放在第五次“圍剿”上。他設立南昌行營，親自前去指揮，當時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多達50萬人，是抗日中央軍的10倍以上。
看到越來越多的將領要求“北上抗日”，蔣介石致電回覆：
- “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內匪，則決無以御外侮。”
- “乃復聞我在贛直接負剿匪責任之各將領，亦多以內匪難剿，意在禦侮（當時‘禦侮’指抵抗日本侵略），以博一時之虛榮。此種心猿意馬、南轅北轍之心理，未有不歸之滅亡。”
他甚至講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恥者，立斬無赦。”
由於用人不當和指揮失誤，紅軍損失慘重
日軍越過長城後，面對的是無險可守的開闊平原，北平（北京）已被三面包圍。
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寫道：“接何（應欽）黃（郛）來電，惶惶如不可終日，甚欲放棄北平。”可即便如此，他仍不從南方再抽調一兵一卒北上支援。
微妙的是，日方忽然由武官藤原出面，邀約平津地區負責人黃郛到其私宅密談。那麼問題來了，這麼日本人突然想起來談判了？原因主要是兩個：
1）日本勢力立足未穩
日本控制的東北三省和熱河，總面積達128.5萬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積的3倍。自“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民眾一直在激烈反抗，野心勃勃但國力有限的關東軍，需要用一些時間來“鞏固”新佔領區的統治秩序，因此需要暫時“戰略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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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的東北“抗日義勇軍”
2）華北各省，並非日本獨霸的勢力範圍
倘若操之過急，勢必會引起歐美列強的強烈反應，一旦“惹毛了”諸列強，日本可就不妙了。
不過，南京政府可沒“想那麼遠”，一看日本率先提出“停戰”，幾乎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5月24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等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當負責。”5月30日，國民政府與關東軍簽訂《塘沽協定》。
坦誠說，這根本就不是談判，而是單方面的“命令”。就像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所說的那樣，中方對草案只能回答“諾”與“否”，不容修改一字。
中日簽署《塘沽協定》
協定的內容中，最重要的是兩條：
- 日軍撤至長城一線（標誌著國民政府，必須默認日本佔領東三省和熱河的事實）；
- 中國軍隊不得在冀東地區駐守（為日本製造“華北事變”做好了鋪墊）。
南京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能書面承認“滿洲國”和割讓“東北四省”。
“滿洲國”宣傳畫
《塘沽協定》簽訂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自責”道：
- 昨日停戰協定，在塘沽簽字，事實上未有過，而文字實令人難堪；
- 代表之無能，與前方之怯懦，不勝慚惶；
- 然而彼既簽字，則我不能不負責自任，勿使敬之（即何應欽）更加為難也。
基於“休養生息”和“厚積薄發”的考量，截止至1935年初，日本的侵華活動有了很大的“緩和”。
- 大規模的武裝進攻暫時停止；
- 關東軍從山海關、古北口等長城要隘撤出，東北和關內實現了通郵和通車；
- 中日兩國從原來的公使升格為大使。
與此同時，日本人還大灌迷魂湯，一直把“中日提攜”和“經濟合作”掛在嘴邊，揚言“今後欲打破中日問難關”。
日本的“緩和”，大概率有石原莞爾的“吹風”
“天真”的蔣介石似乎信以為真，一度得出了“樂觀”的結論。1934年3月7日，他在南昌作《中國之外交政策》講演時說：
- 日本侵略中國，乃坐於中國之不競，純粹由於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強。
- 中國何日能統一安定，發憤為雄，予信不僅東北失地必能歸還，而且日本以所處地位環境之孤危，及與中國民族血統之相近、歷史文化之關切、更素念中國為王道文明之國家，必然樂於依附，隨我而競爭於國際大舞臺也。
- 故日本之於中國，正所謂‘撫我則後，掠我則仇’，終非我最後最大的敵人。
在他看來，日本侵略中國，歸根結底還是“自己不爭氣”。一旦中國能“自立自強”，“東北失地”也“（日本）必能歸還”。
在蔣介石看來，最棘手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共和紅軍
在蔣介石的日記中，也能看到類似的話。
- 1934年11月21日：“季陶言只要中國能爭氣自立，則日本必為我良友，決不敢駕乎我之上。”
- 1935年1月的“本月反省錄”寫道：“倭寇態度似可漸緩和，或有交還東北主權之可能。”
至於1934年12月20日，在《外交評論》上發表那篇由蔣介石口述、陳布雷執筆的長篇文章《敵乎？友乎？》，更是讓人“驚掉了下巴”：
- 中日兩國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哪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 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
- 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與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沒有了後援的東北抗日武裝，處境已變得極為艱難
日本與中國，到底是“敵乎？友乎？”答案很快就要揭曉了。
中日關係急轉直下
1935年5—6月間，日軍以“兩名親日媒體人被暗殺”和“抗日義勇軍孫永勤部退入關內”為由，向國民政府發難。
與此同時，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先後向何應欽提出了“罷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和“將中央軍和國民黨黨部撤出河北”、“禁止全國排日活動”等要求。
7月6日，何應欽覆信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諾”同意酒井隆提出的要求，這便是傳說中的“何梅協定”。
關於“何梅協定”的新聞報道截圖
正親自指揮對中央紅軍的追堵的蔣介石，可謂大受刺激。他在5月30日和6月10日的日記中分別寫道：
- “倭寇緊逼，只有以緩處之”
- “為河北軍隊之撤換與黨部之撤銷，悲憤欲絕，實無力舉筆覆電。妻乃下淚，徹夜未寐”
不過，話說得再狠也無濟於事。
- 6月22日，他在“本週反省錄”中寫道：“與其抗戰失敗而失平津，不如自動撤退免倭藉口，以期保全平津而圖挽救。此總退卻之勝利也。”
- 7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倭態漸變，似有緩和趨勢，應十分注意運用方法，毋忘轉入主動地位。”
內蒙古的德王，也在日軍特務機關的拉攏下，走上了聯日與獨立的道路
一言概之，在處理對日關係上，蔣介石一直“被牽著鼻子走”。
- 當日方逼得太狠時，他會在日記上講幾句狠話；
- 一旦日方做出和緩姿態時，他就如釋重負，回到了消極退讓的老路。
與此同時，日本人已經得出結論，當下是“直接控制華北”的“最好時機”。原因有兩個：
- 關東軍對“滿蒙”地區的控制，已得到了有效鞏固，可以騰出手來“入關”
- 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勢力崛起，美國孤立主義的抬頭，傳統列強都無暇他顧遠東局勢。
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德國
8月6日，日本陸軍省提出《關於對北支政策》，希望華北五省“不受南京政府政權政令的支配，成為自治色彩濃厚的親日‘滿’地帶”。
9月，時任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會見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向南京政府提出三條原則：
- 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中國不得藉助英美力量牽制日本）；
- 中國對於‘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正式承認“滿洲國”）；
- 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須共商有效辦法。”（共同對抗蘇聯）
廣田弘毅，後任日本第32任首相，也是唯一被處以絞刑的文官戰犯
如此過分的要求，讓蔣介石勃然大怒：
- 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
- 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
11月中旬，日本軍方一手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公開出臺。實際上，所謂“自治”，就是要“華北五省二市”脫離中央政府而處於日本的控制之下。
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派土肥原賢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衛戍司令的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限他在20日前宣佈“自治”。
宋哲元
不過，這只是日本人的虛張聲勢而已，因為日本人並未做好做好大規模行動的準備。
無論是宋哲元，還是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都沒有接受“華北自治”要求。到了11月20日後，土肥原也“只是”策動河北專員殷汝耕，在冀東地區成立了一個偽政權。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於1947年被公開槍決
但是，日本軍隊在平津一帶肆意橫行，不斷舉行“軍事演習”，空氣中已充滿著火藥味。北平一個青年學生給《大眾生活》主編鄒韜奮的信中寫道：
政府當局及學校當局屢次諄諄告誡，要學生安心讀書，但是敵人的飛機盡在我們頭上掠過，所謂野外演習的炮聲震得教室的玻璃窗發抖，機關槍不斷的響著在打靶。這一顆顆的子彈，好像每顆都打在我們心上一樣難過。先生，我們能唸書嗎？
“一二·九”運動中的北平大學生
從北平開始，爆發了以愛國學生為主的“一二·九”運動。在上海以至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救國會。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停止內戰、合作抗日
此時的蔣介石才意識到，中日兩國必有一戰。“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1936年國民黨五大後，內部關係得到一定程度的調整，“反對派”先後宣佈“服從”中央政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 “對內既不能用武力貫徹主張，即應用政治以求得統一。”
- “既決心對倭，則一切紛紜之論，內外皆可不計。”
而日本“二二六事變”後，蔣介石對中日關係有了“新的認識” 。他在日記中寫道：“倭變為叛者勝利，達成其少壯派之目的，則禍亂日急，侵略必益急。”
領導“二二六兵變”的第1師團青年軍官
另外，日本同蘇聯在遠東的關係日趨緊張，大有兵戎相見之勢。由於英美對南京政府的呼籲反應冷淡，蔣介石認為，一旦日俄開戰，不僅可以減輕日本對中國的壓力，還有助於爭取蘇聯的援助。
他在日記中寫道：
- “世界戰爭必起於倭俄，以其意在促成俄德戰爭，竊以為倭俄開戰則德必乘機攻俄也。”
- “廿六日以後，倭俄與蒙偽邊境衝突較前加緊，其激烈形勢為從來所未有。”
- “俄蒙協定訂立之時即倭俄戰爭開始之時，中國漸離黑暗之勢。”
1936年的蘇聯紅軍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的對日態度開始變得強硬起來：
- 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
- 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
- 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會議結束後，南京政府進行了一些全國抗戰的準備工作。包括組織國防會議，整編軍隊，修築公路和鐵路，推行幣制改革等。但由於時間匆促，準備仍不充分。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 信中呼籲：“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
- 除了疾呼“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之外，還將蔣介石稱為“蔣委員長”，這在以往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使用馬克沁機槍的紅軍士兵
但是，蔣介石對中共的疑忌實在太深了。他後來說：“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這怎麼可能辦得到呢？因此，他還想妄圖用武力來消滅共產黨和紅軍，並拒絕了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停止內戰”的請求，最終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
“西安事變”號外
“西安事變”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對他起了極大的震懾作用。
此時他才意識到，不止是全國大多數民眾要求抗日；即便軍隊內部，也早已對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態度忍無可忍。
另外，“西安事變”後，我黨的誠意和坦誠的態度，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經過了一系列的障礙和波折後，十年內戰宣告結束，“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得以形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告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