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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雅繼續推薦李錄先生一篇好文。他通過書評，站在經濟學角度去看“日本的迷失”，以及在日歐美相繼進行超大規模的貨幣超發之後，對於中國經濟和政策何去何從的分析和建議。
這是一篇關於辜朝明先生所寫的《大衰退年代：宏觀經濟學的另一半與全球化的宿命》的書評。
辜朝明解釋了日本泡沫破裂之後，日本經濟的零增長、貨幣超發、零利率、政府債務高砌等經濟現象。
西方基本認為，以上都是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失敗所導致的。但辜朝明第一次給出了另一個完全相反、但李錄認為是比較令人信服且被事後驗證的解讀。
辜朝明認為，日本的貨幣超發被用於修補私人部門和家庭資產負債表，使得私營部門和家庭開始恢復到正常，代價就是日本政府的債務今天是全球最高的。
李錄先生由此推及歐美和中國正在發生的經濟現象，給出目前世界正在面對的三大難題，以及各國應對的宏觀政策，以及中國經濟、政策何去何從的前瞻展望和建議。
李錄是芒格家族財富主要管理者、全球知名投資人、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這篇文章出自他的新書《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由芒格學院授權小雅發佈。
文章標題由小雅所編輯，原文題為《全球化的宿命——2019年年度書評及感悟》。考慮到手機閱讀的舒適感，小雅將一些段落切短，重點處加了色彩標註。文內小標題也為小雅為閱讀方便加入，原文沒有小標題。
本文不算長，8000多字，別畏難哈，即使沒學過經濟學，認真看也會有些大概認知。
小雅建議和上一篇文章李錄看中國“國運”：超過20年的經濟黃金時代可期配套讀，兩篇可謂姊妹篇，對於幫助認識中國經濟現狀和未來，都有很好的幫助。
全球化的宿命
——2019年年度書評及感悟
今年我想給大家推薦的書是辜朝明先生所寫的《大衰退年代：宏觀經濟學的另一半與全球化的宿命》。
三個當今世界的頭等大事
這本書討論的全都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
第一：貨幣政策。
基本上，今天所有的主要經濟體，如日本、美國、歐洲、中國都在大規模地超發貨幣。
基礎貨幣的超發現在已經達到了天文數字，造成了全世界範圍內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在歐元區出現的負利率，這些現象以前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
同時，貨幣增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又微乎其微，除了美國之外，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基本都是微增長或是零增長。這種局面造成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各國的債務水平相對於GDP的倍數越來越高，同時所有的資產價格，從股票到債券，甚至房地產，都處在歷史的高點。
這種非正常的貨幣現象到底會持續多久？會以何種方式結束？結束時對全球的資產價格又意味著什麼？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些問題，但是幾乎每個人的財富都與此密切相關。
第二：全球化。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讓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是全球貿易和全球資本流動又和各國自己獨立行使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是互相分離的。
所以，全球化和全球資本流動與各國自己的經濟政策和國內政策形成了相當大的衝突，也讓國家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
比如，現在我們看到的日益加劇的中美貿易衝突，比如全球許多國家、地區內部的不穩定，從香港到巴黎，再到智利，各個地方的街頭政治日益激烈。
同時，在這些國家內部，極左和極右的政治勢力逐漸取代了中間力量，讓整個世界都變得更加不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全球的貿易和資本流動會是何種狀況，也沒有人能預知。
第三：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各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應該如何應對？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國家的政策應該有什麼樣的不同？
三個問題涉及的都是當今世界的頭等大事。能回答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理論，大概都是值得尊重的學術成就，而同時回答三個問題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辜朝明在這本書中，確實提供了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視角，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內部邏輯完整的理論框架，在這三個問題上雖然不能說給出答案，但都至少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發。無論你對他的理論同意與否，都值得深思。
日本的迷失不是來自政策失誤
貨幣超發是“最正確的選擇”
現在說說作者辜朝明。他是野村證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在過去30年對日本政府有廣泛影響。
我第一次聽到他大概是十幾年前，在日本的一次YPO國際會議上。他在會議上做了一個主旨演講，解釋當時日本所謂的“失去的十年”（當然現在已經是“失去的二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三十年”了。）
辜朝明解釋了日本泡沫破裂之後的現象，也就是經濟的零增長、貨幣超發、零利率、大規模政府赤字、債務高砌等經濟現象。
對於這些現象，西方有著不同的解讀，但基本上都認為是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失敗所導致的。但是辜朝明第一次給出了另一個完全相反但又比較令人信服的解讀。他提出了一個自己獨特的經濟學上的新概念——資產負債表衰退。
他把當時日本的經濟衰退，歸結為在資產泡沫破裂後，由於私人部門（企業與家庭）資產負債表從急劇膨脹到急劇衰落所引起的經濟大衰退。
在資產負債表引起的經濟大衰退中，他提出了一個最獨特的看法，就是整個私人部門的目標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不再是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負債的最小化。
所以，這個時候，無論貨幣的發行量有多大，私人部門和個人拿到了錢第一件事不是去投資和擴張，而是去償付債務。
因為當時資產價格的急劇下降，讓整個私人部門和家庭其實都處在一個技術性破產的狀態下，所以他們要做的事情，他們修補資產負債表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去儲蓄、去還債。這種情況下，經濟必然會引起大規模的萎縮。
這種萎縮就像30年代美國的經濟危機一樣，因為經濟一旦開始萎縮，它就會有一種自發性的螺旋式的加速進行的機制。在30年代大蕭條時期，短短的幾年內，整個美國經濟萎縮了將近46%。
日本政府採取的辦法就是大規模地發行貨幣，然後通過政府大規模的借債，直接投資基礎設施來消化居民大規模的儲蓄。
通過這種方法，日本在十幾年裡讓經濟維持在同一水平。經濟雖然是零增長，但也沒有發生衰退。
在辜朝明看來，這是唯一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日本經濟也因此沒有經歷像美國30年代那樣的大規模的、高達46%的縮減，同時又給了私營部門足夠的時間去慢慢修補資產負債表。
所以到了今天，私營部門和家庭開始恢復到正常。當然，代價就是政府的資產負債表的嚴重受傷，
這是當時我聽到的關於日本的最與眾不同的一種解讀。此後對日本經濟的觀察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他的想法。
歐美國家對日本經驗的學習
西方對於日本的政策一直持批評態度，直到2008-2009年這次西方經濟大衰退之後，才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因為2008-2009年之後，整個西方一下子進入到和日本在80年代末遇到的大泡沫破裂之後非常相近的情況。
這個時候，西方主要的資產也開始急劇貶值，整個私營部門陷入了技術性破產，所以後來的情況也都非常相似。主要西方國家不約而同採取的政策都是大規模地超發貨幣。這時，影響西方央行的主要經驗是30年代的大蕭條。
在總結30年代對待經濟大危機政策的時候，經濟學界主要的結論是以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觀點為主，認為貨幣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錯誤。
2008年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是這一觀點的堅決支持者。他甚至認為在極端情況下，可以從直升機上直接撒鈔票。所以在應對08年危機時，西方國家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貨幣超發。
但是與預期不同的是，貨幣超發的結果並沒有帶來經濟增長的迅速恢復。這些大量超發的貨幣其實被私營部門重新儲蓄下來，用於償還債務了，所以經濟增長依舊乏力。除了美國有部分少量的經濟增長之外，歐元區經濟基本上仍處在零增長的邊緣。
對此，政府的第一反應仍然是加大貨幣的增發，為此各國央行甚至發明了從未被使用過的量化寬鬆（QE）。
傳統上，央行通過調節準備金（基礎貨幣最重要的部分）來調節貨幣供給。在實行QE後，美聯儲創造的超額準備金達到了法定準備金的12.5倍。
再隨後，西方主要央行紛紛跟隨使用QE之後，相應的倍數分別達到了歐元區9.6倍，英國15.3倍，瑞士30.5倍，日本32.5倍！
也就是說，在正常經濟情況下，如果私人部門可以有效使用這些新增貨幣，通貨膨脹可以達到同樣的倍數（比如美國1250%）。
或者說，如果這些貨幣進入資產投資，可以讓資產價格急劇上升數倍至泡沫水平，亦或是強烈刺激GDP增長。
但是實際的情況是經濟仍然只是微弱增長，部分資產價格逐漸上升，這一政策造成的最大後果是接近零利率，甚至在歐元區造成了今天大概15萬億美元的負利率。
這讓整個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根本性假設發生了動搖，而與此同時，卻沒有帶來所預想的經濟增長。此時，整個歐洲的現象就開始和當初的日本越來越像。
世界面臨四種經濟情況
大家開始重新思考日本的經驗。辜朝明對於日本的總結、日本在財政政策上的做法重新引起了西方主要國家的興趣。
辜朝明用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框架來解釋這些現象。他說依據經濟中的儲蓄與投資行為，一個經濟總會處在下述四種情況中的一種，如下表所示。
借款人/投資人儲蓄者第一種情況（經濟正常增長）有有第二種情況（一般的經濟危機）有無第三種情況（日本90年代）無有第四種情況（2008-2009年，及1929年的美國）無無
正常情況下，一個經濟體中應該既有人儲蓄，也有人借款投資。這樣，經濟處在一個比較正向的增長的狀態。
當一般的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儲蓄者沒錢了，但是還有借款人（投資人），還有投資機會，這種情況下，央行作為最後的貨幣提供者就非常重要。這就是30年代大蕭條的重要結論，就是央行作為最後的出借人，是最後的資金提供者。由它來提供資金，然後貸給私人部門。
但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第三種、第四種情況，也就是，當借款人（投資人）缺失的情況下，經濟會是什麼情況？比如說在日本，有儲蓄者，但是在過去這幾十年裡，私營部門沒有動力去借款投資，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
到了2008-2009年，整個西方的情況是既沒有儲蓄者，也沒有借款人，儲蓄者本身在危機發生時就沒有了，在美國基本沒有儲蓄，資產又大規模地下降，所以私人部門基本都處在技術性破產的情況下。
同時，在歐洲基本上也沒有投資機會，做了幾輪QE之後，基礎貨幣大規模超發，仍然沒有人願意去投資，經濟中沒有投資機會。人們拿到錢之後又以負利率的形式反交給銀行。這種情況以前從未發生過。
辜朝明的基本研究框架其主要貢獻是第三種和第四種情況，也即借款人缺失的情況下的一些現象。比如說日本，屬於第三種情況，有人儲蓄，但是沒有人借款。
這種情況下，他認為政府必須要承擔最終借款人的責任，通過財政政策，由政府直接投資。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私營部門不願意去做借款人，經濟就會開始萎縮，而一旦經濟開始萎縮，它本身會有一種螺旋、加速的機制。
這種加速甚至能導致經濟減半，大規模失業，引起的社會後果不堪設想。我們知道在30年代希特勒上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都和當時的經濟大蕭條直接相關。
第四種情況就是2008-2009年發生的情況，既沒有儲蓄者，也沒有借款人。此時，政府應該既充當最後的資金提供者的角色，同時也要充當最終借款人的角色。
對美國來說，2008-2009年時它一方面通過央行超發貨幣，一方面財政部通過TARP法案，給所有系統性重要商業及投資銀行直接注資，這樣同時解決了儲蓄及投資人雙缺失的問題，穩住了經濟。
而西歐直到今天可能還處於第三種甚至是第四種情況，既沒有儲蓄者，也沒有借款人，而又因為歐元區本身的限制，歐洲只可以使用貨幣政策，歐元合約限制了歐洲尤其是南歐國家使用財政政策擴大內需，這種限制將來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辜朝明用以上框架分析了今天世界面臨的獨特的經濟現象（第三種和第四種情況），對於目前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為何歐美都走向了資產泡沫？
為何泡沫破裂之後沒有重歸增長？
接下來，他還考慮了這個問題：為什麼在西歐和美國都走向了資產泡沫？而且又在資產泡沫破裂後都沒有找到增長的途徑（除了美國還有比較微弱的增長）？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在書中提出了我認為是第二個比較獨特的視角。這個視角對於今天的中國尤為有意義。他提出了經濟發展在全球化貿易的背景下有三個不同的階段。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在發展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劉易斯拐點。
在城鎮工業化早期，農村的剩餘勞動人口不斷被吸引到城市工業中，但是隨著工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之後，農村剩餘勞動人口從過剩變到短缺，經濟進入全員就業的狀態。這個拐點就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這一觀察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在50年代提出。
第一個階段是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的早期城鎮工業化過程。
第二個階段是經濟過了劉易斯拐點之後，社會進入到一個儲蓄、投資、消費交互增長的狀態，又被稱為黃金時代。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辜朝明提出的一個獨特階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體在經過成熟發展期，進入到發達經濟階段後，會進入到被追趕階段。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在這個時期，由於在國內的生產成本增加到一定水平後，在海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就變得更有優勢。
早期時，在海外投資的優勢因為各種文化、制度上的障礙顯得不是很清晰，但當國內生產成本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而且在其他國家建立起海外投資的一些基本能力之後，在海外的投資就變得比國內投資遠有益處。這時，資本就會停止在國內投資，國內工資也將開始停滯不前。
第一個階段中，也即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的早期城鎮工業化過程中，資本擁有絕對的掌控力，勞工一般很難有定價權和討價還價的能力，因為農村裡有很多剩餘人口，找工作的人很多，企業自然就會剝削工人。
第二個階段，也就是過了劉易斯拐點之後，進入到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這時候企業需要通過提高對生產設備的投資以提高產出，同時迎合滿足僱員的需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環境和生產設備等等。
在這個時期，因為勞動人口已經開始短缺，經濟發展會導致工資水平不斷上升，工資上升又引起消費水平上升，儲蓄水平和投資水平也會上升，這樣公司的利潤也會上升，形成了一個互相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環。
這個階段中，幾乎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會形成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消費社會，即使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工資也在增長，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這個階段也被稱為黃金時代。
到了第三個階段，社會開始出現分化。對於勞動力來說，只有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工作，比如科學技術、金融、貿易、國際市場類會繼續得到很好的工作回報，那些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傳統制造業工作的工資會逐漸下降。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國內的經濟、投資機會逐漸衰竭，投資機會被轉移到了海外。
這時，GDP增長主要依靠持續的科技創新。如果這方面能力比較強（如美國），GDP仍會低速增長；如果創新能力不強，創新速度不快（如歐洲、日本），則本國經濟增長乏力，投資轉移到海外或非理性領域。
辜朝明認為，西方社會大概在70年代進入到第三個階段，當時主要被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追趕。
到了十幾年之後的80年代，中國開始進入到國際經濟循環中，日本也開始進入到被追趕階段。
處在被追趕階段後，國內經濟增長機會急劇減少，經濟增長就比較容易進入到那些易形成泡沫的領域中，無論日本、美國還是西歐都是如此，資金先後進入到房地產、股市、債市及衍生證券中，造成了巨大的泡沫形成和之後的泡沫破裂。
泡沫破裂之後，因為本身國內經濟增長機會仍然有限，增長的潛力仍然很少，所以私營部門一方面為了修補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另一方面也缺少投資機會，使得其經濟行為不再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主要目標，而是轉變為以追求債務最小化為主要目標。這樣，基於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些預測基本上都失靈了。
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化時，
宏觀政策存在滯後反應
辜朝明指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的宏觀政策會有不同的功用，因而需要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
這一看法對中國當前是最有啟發意義的。在早期工業化過程中，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資本形成、依靠製造業、出口等等。
此時，政府的財政政策會發揮巨大的作用，政府能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利用起來，投資到基礎設施、資源、出口相關服務等，這些都有助於新興國家迅速進入工業化狀態。幾乎所有國家在這一階段都採取了積極的政府扶持政策。
進入到第二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工資和消費的雙增長，因為這個時候社會已經全員就業，所以基本上任何一個部門、領域只要增加工資，其他部門和領域的工資必然也會發生剛性的增加。
工資增加引發消費和儲蓄增加，而企業為增加產出會使用這些儲蓄增加設備投資，從而實現利潤增長，因而更加有能力以增加工資的方式吸引更多員工，如此反覆循環，呈現出一種正向、互相追趕式的增長。
這種增長主要來自國內經濟的自發增長，此時起到決定意義的主要是處在市場前沿的企業家及個人、家庭的投資、消費行為，因為他們更能把握市場瞬息萬變的商機。
所以，這個時候最有效的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因為財政政策和私人投資都來自於有限的儲蓄，而且財政政策用得不好還會造成和私營部門的投資互相沖突、互相競爭資源和機會。
到了第三階段，也就是被追趕階段，財政政策又變得很重要。因為國內投資環境惡化，投資機會減少，私營部門因海外投資收益更高，而不願意投資國內，但國內仍然有很多儲蓄。
此時由政府出面，例如像日本的這種方式，大規模進行社會投資，投資於基礎設施、基礎教育、基礎科研等等，雖然利潤不高，它可以彌補國內的私營部門投資不足，居民儲蓄過多而消費不足，這樣可以保障社會就業，維持GDP水平不進入螺旋式下跌，更加適合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反而貨幣政策在這一階段會常常失靈。
對宏觀政策使用方面的討論對中國現在的發展非常有意義。雖然不同觀察者提出的觀點不同，但大體上中國應該是在過去一些年中已經越過了劉易斯拐點，開始進入到成熟的經濟發展狀態。
我們看到，過去10年裡工資水平、消費水平、儲蓄水平、投資水平都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但是通常因為政府的慣性比較強，所以當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化時，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會有一個滯後效應，常常仍然停留在上一個發展階段的成功經驗中。這些宏觀政策和經濟發展階段錯位的現象在各個國家各個階段都有發生。
比如說，在今天的西方，宏觀政策還是停留在黃金時代比較有效的貨幣政策，但從實際的結果來看，這些政策有效性很低，以至於到今天很多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在貨幣超發、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率還仍然很低，經濟增長仍然極其緩慢，債務劇增。
中國經濟進入黃金時代的重要課題
同樣地，當中國經濟已經開始進入到後劉易斯拐點的成熟階段後，政府還是比較側重於第一階段中的財政政策。
我們在過去幾年中看到的關於經濟改革的一系列舉措，雖然說初衷是好的，是為了調整前一階段經濟工業化、製造業大發展帶來的存量問題。
但在實際執行結果上，造成了民營企業大規模的加速倒閉，客觀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國進民退現象，最重要的是傷害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因此也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動盪和消費者信心不足，減低了這一時期潛在的經濟增長水平。
今天中國的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已為負數，而消費貢獻了70-80%，其中私人消費尤為重要，是今後中國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
在黃金時代中，最重要的是企業家和消費者個人。所有的政策的側重點、出發點都應該聚焦在如何增強企業家的信心，如何建立比較清廉、公正、規範的市場規則，如何減少政府對於經濟運行的權力，減政放權，減輕稅務，減少負擔。從其他發達國家在黃金時代的經驗上看，貨幣政策在這一時期更為重要。
在第一階段中，中國主要的貨幣政策是間接金融的模式，幾乎是強制性的大規模儲蓄，然後由政府控制的銀行體系把資本大規模、低成本地導入到製造業、基礎設施、出口等國家戰略產業中，這一政策對於中國快速的工業化是成功的。
第二階段中，一個主要的方向應該是如何讓整個社會的融資方向、方式能逐漸從上述體系中解放出來，從間接金融轉向直接金融，讓民營企業家、個人消費者能有機會成為主要的最終借款人。
我們看到，過去幾年中，已經開始出現這方面的鬆動，比如說藉助於金融科技，我們看到消費信貸已經有了初步的發展。當然長期來說，能不能把房地產抵押貸款做得更好，釋放二次再抵押貸款的潛能，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在金融中如何擴大直接金融的比例，加快註冊制，增強股市對民營企業融資的能力，債券市場、股權市場的建立等等，都是這一階段宏觀政策中最重要的工具。
另外，政府的職能是否能從指導經濟轉到輔助、服務經濟，權力上進一步削減，也都是這一階段宏觀政策上最大的考驗。
過去這幾年，雖然一些宏觀政策的初衷都很好，但因其是行政手段，最終的實際結果不盡如人意。在很大意義上，這也提供了研究觀察這一階段經濟特徵的另一個視角和教訓。
在第二個階段黃金髮展期，有一些政策如果通過市場自發來調節，可能效果會更好。相反，人為的做法可能會揠苗助長。這些都是對於中國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未來中國經濟的最大動力
現在日本、西歐、美國等國家處於第三階段，而中國仍然處在第二階段，中國未來的增長潛力還是很大的。中國人均一萬美元的GDP水平，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具有成本優勢，而後面的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等）還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競爭優勢。
中國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會處在黃金髮展的機遇期。今天中國人均GDP在一萬美元左右，但人均GDP達到兩萬美元的人口已經超過一億，主要分佈在東南沿海城市。
其實，中國從人均GDP一萬美元向兩萬美元的躍進，並不需要最先進的科技，只需要將東南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大規模向內陸傳播。這就是消費增長的動力，最主要的動力就是“鄰居效應”。
別人的東西、別家的東西我也想要有，再加上電視、網絡等媒體傳播，把東南沿海一億人口的生活方式傳播到其他的十幾億人，就達到了人均GDP兩萬美元。
今後若干年，中國的工資水平、儲蓄水平、投資水平和消費水平還會呈現相互追趕的、螺旋上升的狀態，處在一個互相促進的正向循環中，投資機會仍然非常豐富、優異。
如果中國能夠學習西方國家在黃金時代的貨幣政策，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做一些調整，對釋放其經濟增長潛力將會大有益處。
另一方面，西方尤其是西歐如果能學習日本包括中國的一些財政政策上的有益經驗，讓政府承擔更多最終借款人的角色，更大規模進入基礎設施、基礎教育、基礎科研的投資，則對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三階段被追趕時期維繫經濟增長也會有好處。
在經濟發展的不同的階段採用不同的政策方式和工具，這本身對經濟學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經濟學不是物理學，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公式和定理，它必須要研究現實中不斷變化的經濟現象，提出適合這個時期的最重要的政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書中的理論框架對於經濟學研究本身是一個突破，一個有益的嘗試。
當然，這本書要回答的這三個問題都是現今世界上最困難、也最重要的問題，也不太可能有完美的解答。作者對日本的經驗瞭解比較深，書中的很多觀點也都以此為出發點，但日本的經驗是否真的適用於歐洲國家和美國，也有待商榷。
量化寬鬆、貨幣超發、零利率及負利率、高資產價格、社會貧富不均、民粹政治崛起——這些主要由發達國家引發的國際現象，仍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困擾所有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及普通民眾。
對於中國而言，因為目前仍處於後劉易斯拐點的黃金髮展期，而已經過了這一階段的西方及日本等發達國家為這一階段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留下了豐富的參照經驗。
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夠認清目前自身所處的階段，做出適當的調整，就有可能充分釋放黃金髮展期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中國未來前途依然可期。
2019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