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佩裡安德森認為封建主義是經濟與政體的有機統一體，但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表現為四分五裂的權利，農奴制作為榨取剩餘價值的機制，在村社這個最小的分子中將經濟剝削與政治法律強制融為一體。在面臨經濟上鉅變的時候，絕對主義作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出現，出現了政治和經濟上向上轉移，在軍事上繼續延續了封建社會的戰爭傳統成為一個重新武裝，部署新封建主義。
黃豔紅在他的論文裡，為我們展現了絕對主義的概念史，其中比較關鍵的是在18世紀後半期絕對主義王權兩相為難的狀態：一方面仍然堅持它有“絕對”權威，直到1788年底，路易十六在巴黎高等法院強迫後者登記自己的法令時還說：“這是合法的，因為這是我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國王及其大臣又在努力避免受到“專制主義”的指控，竭力證明其行為符合君主制的目標和原則，換言之，符合讓·尤文納爾、讓·博丹和波舒埃設定的絕對君主制的規範。
這種矛盾的狀態是建立在兩個階段絕對主義（詞語的匱乏在這裡可以表現，我想表述的是絕對主義一開始就是一個不斷變化，混沌的存在，是無法用詞去約束的，而“兩個”只是為了清晰點表述的工具）的觀點上的，博丹之類絕對主義早期的主權學者，認為國家是個消極的實體，它主要是為了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作為最高立法者的絕對君主的能動性雖然存在，但它相對有限。貝克甚至認為，從絕對主義論者的理念而言，政府基本是司法性質的：在眾多的團體、等級和階層中賦予每個人應得的東西，無論是他的權利、責任還是特權，都是在事物的傳統秩序之內。
這裡絕對主義是一個消極的，司法性的，被動的狀態，很明顯，想象（這個詞也讓我感到了詞語的匱乏，我想強調的是一種積極的，介入式，具有能動性的想象）這個狀態的自然是那些保守，傳統的長袍貴族。看到這裡，你會發現這些觀點和某些二十世紀的多元主義者不謀而合：消極自由，主權的調和作用，保持現狀，擁護多元主義，歐洲思想中的保守與自由的張力起源就是在絕對主義埋下的。
然而，還有另一個絕對主義（存在於這個絕對主義之內或者說，之外），路易十四的擴張戰爭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樣一來，以督辦（intendants）為代表的集中化的官僚體制逐步取代傳統的地方參與合作機制，這在稅收體制中表現得較為明顯。戰爭的成敗取決於行政機構締造繁榮的能力。為了動員社會資源，政府就必須將這種資源最大化。於是督辦體制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它不再僅僅像博丹理解的那樣，只是為了維護現有秩序，它還要增進社會的繁榮。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行政倫理”，即將政府工作從消極的司法職能擴展到普遍的公共利益領域。這就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繪的“行政風尚”，也是所謂從司法國家（Etat de justice）向財政國家（Etat desfinances）或行政君主制（monarchie administrative）的轉變。貝克認為，這種行政風尚與啟蒙哲學的普遍幸福論相當契合：君主可在需要時重組傳統社會，甚至可以改造一個根據等級、特權和個別主義（particularisme）原則組織起來的王國，將全體公民整合進一個共同體。於是，絕對主義不再僅僅是從內部維護社會秩序，它還要從外部對社會採取行動。
無論對外的戰爭，經濟掠奪，還是對內的統治，擴大社會資源，使得絕對主義不得不一直在走一條“例外狀態”的路線。此時原本的消極變成了積極，司法調和變成了行政，維持現狀變成了採取行動，虛假的多元則消融於了虛假的共同體之內。事實上，這也是我們二十一世紀所看到的那樣，在國內倡導自治的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鼓吹統一，對外輸出戰爭，戰爭狀態的硝煙始終驅之不散，整個國家處於統一與分裂的矛盾上，而這恰恰是絕對主義所開闢的時代特徵。
回到在本書裡，佩裡安德森重新評估絕對主義，認為這才是資本主義真正的開端，他一方面為我們描繪了一個頗有詩性的藍圖：古典時代的私有之火，中世紀的多重依附，中世紀教會的保管，最終在絕對主義時期產生了西方獨特的財產權，並在依循洛克的老路，產生了自由。同時他也明確地指出絕對主義的是全面武裝，部署的軍事機器，並對內壓榨盤剝，對外輸出武力。事實上到今天，我們還沒從矛盾中走出來，依然生活在一個後絕對主義時代。
那麼絕對主義什麼時候會終結呢？
讓我們回到德尼·裡歇那句名言吧，“絕對主義越是自我鞏固就越是自我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