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陳其 董國軍
詩歌是輝煌燦爛的中國古典文學中最耀眼的珍珠，在詩歌發展的長河中，產生了唐詩宋詞的高峰，也產生了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等偉大的詩人詞家。新文化運動中，新詩以反傳統的姿態橫空出世，併成為現代文學中詩歌的代表。
一百餘年來，傳統詩詞為進入現代文學主流,一直存在著改革的聲音，從“舊瓶新酒”，到中華新韻，再到中華通韻，對詩詞的改革似乎都在“改”上，但詩詞與大眾的距離，始終如盈盈一水間隔望著的“伊人”。反觀新詩，雖然熱熱鬧鬧，但走到今天，也不免出現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的悲嘆。特別是，最近一些所謂的文學大獎，評出的所謂的新詩名家，除了自嗨之外，與芸芸眾生間已漸覺形同陌路。
現代漢語詩歌的出路在哪裡？現代漢語詩歌還能不能承續古典詩詞曾經的燦爛輝煌？這是當代詩歌理論研究與創作者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從古典詩詞的傳承來說，語言環境變化了，古典詩詞必須要變，從詩詞曲的產生過程來看，需要詩人們從大眾喜聞樂見的俗文化中發現、提煉、產生新的詩體。民國時期，林琴南先生有“新樂府”的探索，後來如啟功先生的“韻語”，丁芒先生的“自由曲”等，都是在此一方向下的某種探索實踐。從新詩的發展來說，雖然是以反傳統出現的，但所謂“逆取順守”，新詩的發展，需要觀照傳統，吸收古典詩詞中的精髓，提升新詩的藝術性。聞一多先生提出新格律詩，並強調新格律詩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這也是對新詩的一種最原始的探索實踐。
應該說，古典詩詞與新詩的出路，是相向的，詩詞要從傳統走向現代，新詩要從現代觀照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的交匯點所在，就是現代漢語詩歌追尋的定位點之所在。筆者之一的董國軍先生，長期從事詩詞創作，在詩詞創作實踐中逐漸提出了“繼承傳統，別創新聲”的想法，而韓陳其先生作為漢語言學教授，更是提出“在言意象觀照中探尋漢語新詩格律”的具體路徑，並身體力行，先後出版了《韓詩三百首》《韓陳其詩歌集》兩本詩歌集。
筆者認為，詩是由一定節律的“言”、一定情感的“意”、一定範域的“象”構成的“言—意—象”的聚合體。“言”是詩之形。節律作為詩之形的組成之一，不僅包含音節節律，而且還包含所謂音韻節律、語義節律、語法節律。拋棄了“詩之形”的現代新詩，其實質就是一種自我拋棄，因為無以為形的新詩，其本身必然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窘境。“意”是詩之境。詩要表達一定的情意，呈現一定的意趣，創造一定的意境。但要表“意”，離不開“象”，“象”是詩之魂。
象是中國哲學與美學中的重要命題，老子提出“大象無形”，《易經》提出“立象以盡意”，對魏晉美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到唐代，薛璠提出“興象”，王昌齡、劉禹錫等提出“象外之象”——境。筆者在繼承中國優秀詩歌傳統，吸收西方詩歌文化基礎上，構建了基於“萬象”的“三象之說”：自然之象、人工之象、精神之象。而精神之象則有印象、意象、大象之由淺入深的和由有形入無形的認知過程和梯度變化。詩歌創作與釋讀的過程，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象思惟的思惟過程，即一種依據觀象、取象、立象的順序而漸次展開的思惟過程。因此也可以說，詩歌創作與釋讀就是一種觀“象”思惟，就是一種取“象”思惟，就是一種攜“象”而行的立象思惟， “言”“意”一脈，“意”“象”一體，“言”“象”一統，借言釋象，以象見意，以意築象，三象流轉，循環往復，以至於無窮。
漢語詩歌創作，無論古今，其核心都在於想“象”， 對“象”的“想”，就是一個詩歌創作或釋讀的過程，也就是象思維的觀象、取象、立象的過程；就是若干個“言”“意”“象”錯綜複雜的複合和融合的過程，其成功與否，其實就是取決於 “言”“意”“象”複合和融合的信度、程度、深度、廣度、粘度、密度等等。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歌既要言志與永言，就必然離不開“律”。傳統詩詞於律過於精細，不免讓人有束縛之感；而新詩則如脫韁之野馬，完全喪失了其作為詩的自我所在。因此，有理由相信，在研究漢字、漢語和古今詩歌的基礎上，在言意象的觀照中探尋創制漢語新詩格律，誠為一種水到渠成的自然。
筆者把“象”作為漢語詩歌靈魂，構建現代漢語詩歌新格律，比較成熟而全面地把握中國現代詩歌的形律、句律、視律、聽律、象律，形成了現代漢語詩歌的齊正體、寬騷體、寬韻體、寬對體、寬異體、如如體……，並積極從事創作創作。或別創新聲，先後創作了近於傳統詞曲而不再有平仄束縛的《華容道》，接近於新詩而又頗具新格律經營的《靜夜思》等新聲作品。相對於前人的探索，在繼承古典傳統的基礎上，更具形式的自由性與內涵的開放性，更注重於意象之經營，有意無意間，在傳統詩詞與新詩之間，構架了一座溝通的橋樑。
當然，這種理論與實踐永遠在路上。一種文體格律的產生，需要一個時代一批人的努力，需要有偉大的作品為之奠基。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