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卜喜逢
相比较于文本的作用，实际上“一僧一道”的意蕴，反而是重点。表面来看“一僧”自然是佛教的代表，“一道”代表了道教。然而，在小说的叙述中，却佛道同提，作者有着故意的混同。如在小说第一回中出现的“空空道人”，却易名为“情僧”，佛道之间互相转换。又如贾瑞病急，跛足道人现身来救，贾瑞却称其为“菩萨”。再如，作为依据道家“洞天福地”之说而形成的“太虚幻境”，“茫茫大士”却奔走其间。如此种种交错之事，在小说中不胜枚举。
这种错乱的现象是作者的故意还是对于现实的忠实描摹呢？笔者认为此种现象或者与佛道交融有关。佛道交融，这本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佛教为外来宗教，自汉时传入后便开始不断的本土化，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传统思想碰撞与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思想与本土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甚至彼此渗透。而道家作为本土宗教，在思想上取老、庄，又融合了方士、巫等诸多因子，从而形成了道教。道教植根在中国的文化沃土之上，相比来讲，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需求。佛教如欲传播，则必然会吸收道教中广被世人接受的传统来推动佛教的影响力。此种解读，是将佛教的推广放在了一种刻意的基础上，如欲推广教义等。但此又与佛教的教义无关，佛教的思想固然是强调对于外物与欲望的克制，然而教义的推广却是建立在普渡众生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更容易的理解佛教的教义，僧人们将很多老庄、《周易》中的名词、概念同佛教典籍中的许多名词、概念对等起来，此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同时很多的僧人也学会了道教的许多方法，如迎合世俗的祈雨、占卜、治病、祈祷、房中术等巫仪方术等等。而道教也在刻意的吸收佛教的因子，如南齐顾欢，身为上清派道士，却在著作中写到：
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1]
又如《茅山志》卷八所载：
宋元祐初，中贵人罗淳一学道山中，尝意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一日穴墓往观焉。唯铁绳悬一空棺，内有一剑，并盂、镜各一而已。其圹甃甓环绕，相次成文，隐其甓上。其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2]
陶弘景被称之为“释迦佛陀弟子”，虽然有着梁武帝推崇佛教的因素，但也是佛道融合的反映。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佛道的交融更多是体现在教义、传教方式、政治因素等之上，那么反映在小说中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混乱情况呢？我们只能将宗教放置于世俗间来理解。
佛道的交融体现在世俗间，自然就不会仅仅是教义上的融汇与发展，而是会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我们以世俗中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宗教被功用化了。
在论证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供佐证的材料有很多。虽然佛道之间互有影响，互有碰撞，但此类现象多建筑在两教的真正信众之间。民众中自然有大量的纯粹的信仰者，但是在这些信仰者之外，对于世俗中人来说，两教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佛、道、儒同供的寺庙在全国有多座，最为著名的当属悬空寺。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寺庙的建筑年代加以辨析，从而去考索这些现象生成的种种历史原因，但是这些同供现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种乱象。而这些乱象并不是信仰的混乱，而是信仰功用化的体现。在世俗人眼里，佛与道均是可助人实现梦想的，这是二者的共性。在普通民众之中，对于佛与道的信仰，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同，教义上的遵守，不如说是功用上的需求。普罗大众们在想生子的时候去拜送子观音，想发财的时候去拜财神，而这些本不统属于一种宗教的神，却被混杂在了一个整体的民众信仰之中，民众们自可从容的、有所选择的去供祭于神，而不被神的宗教背景所限制。这或者可以用教义的包容性来解释，也可能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关，但笔者认为最大的影响因子是功用性。成书于明代的《封神演义》可以说是中国供奉的神的大集合。而中国的造神也并非完全来源于神话或者宗教，文学亦可造神！如自与《西游记》有关的故事流传而后出现的齐天大圣庙、保山八戒庙等等，《聊斋志异》中也有《齐天大圣》篇作为此类佐证。造神的途径尤其凸显中国信仰体系中的功用性需求。而佛道也均在利用这种需求来传颂教义，这也更加造成了这种信仰中的无信仰，以及信仰上的不纯粹。
我们再回归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年代。在清代初期的几位皇帝中，对佛教是非常重视的，如顺治帝多次巡幸五台山，雍正自号“圆明居士”，乾隆特开藏经馆，着力于译经与刻经等等。可以说在清初，对于佛教的尊崇是非常明显的。对于道教，顺治对全真道提供方便；康熙封全真高道王常月；雍正封南宗祖师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乾隆拨款修白云观，两度亲至白云观礼敬，并为邱处机书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表示了对全真道宗旨和高道的尊重。在清初的最高层间，对于佛道可以说是并重的，区别在于推重的力度的不同。这些皇帝更注重佛教，对全真教之外的道家分支也并不重视。这是总体上的状况，说明宗教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有着强健的生命力的，由《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宗教人士可为佐证。而宗教人士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可以反映出曹雪芹对此种现象的反思。
在《红楼梦》中，有着许多关于宗教人员的描写。譬如马道婆，这个人物在宗教的属性上是非常古怪的，名之为道婆，和荣府诸人说的是佛话，用佛话解释的却是撞客之类的鬼怪之谈，可谓极为混乱，这也正同我们前面所说的信仰的功用性有关。正是这种信仰的功用性，使得马道婆这类人得以混迹于公侯王府之间。在第二十五回中，马道婆出现了，却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刁钻的人物。她借助赵姨娘不平衡的心理，挑唆赵姨娘来报复王熙凤与贾宝玉，由此来收受赵姨娘的金钱。可以说，关于“魇魔法”一事，全由马道婆而来，最后的获利者也只有马道婆。在曹雪芹所写的诸多人物中，唯一独写恶处而无一可原谅之处的唯有此人。又譬如净虚，这个掮客性质的佛门中人，借助于出家人身份的掩护，行着的却是交通内外，勾连上下之事，因着银子，毁坏了一对有情有义的情人。小说中对于净虚与王熙凤的谈话写得非常有层次，净虚在谈话中的恭维、激将均是拿捏到了王熙凤的痒处，可谓处心积虑又纯熟自然，显系熟手。再如老道士王一帖，这个人物诙谐幽默，却又了悟世态，然而这种了悟并非是对着道教教义的，而是凭借着这种了悟来赚钱的，在小说第八十回中，王一帖对贾宝玉说道：
王一贴笑道：“不过是闲着解午盹罢了，有什么关系。说笑了你们就值钱。实告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
此段话可谓通彻。宗教的身份为王一帖的行骗提供了一层保护色。
小说中的宗教人物还有许多，如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等等。可以说在《红楼梦》中，除却一僧一道、甄士隐以及空空道人之外的宗教人众，都是这些借助于宗教而牟利的人物。之所以形成这些内容，大约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曹雪芹并不是宗教的信徒；其二，曹雪芹的这些描写是对世态的真实反馈。笔者认为，小说中“一僧一道”的同时出现，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所表现出来的混淆，正是当时社会对佛道两教状况的现实反映。
[1]转引自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679页。
[2]转引自钟国发著；匡亚明主编，《陶弘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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