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摩羅什長安譯經講道是中國佛教和文化歷史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他第一次把印度佛學按照真正意義翻譯並引進來，不但對後世佛教諸宗的產生髮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且影響到以後中國的整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走向，使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儒、道並立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基礎。
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對中國佛教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很多佛經都成了此後中國佛教宗派及東亞佛教派別立宗的重要典籍。在唐朝，一共有八家著名的佛教宗派，其中的六家都是因鳩摩羅什法師的譯經而建立的。
如他所譯的大品和小品《般若經》，當時就是般若學的要典；
《維摩詰經》《金剛經》也為般若學所重，又為後來的禪僧所重；
《成實論》為成實宗所宗；
《阿彌陀經》《彌勒成佛經》為淨土宗所宗；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三論宗所宗；
《法華經》為天台宗所宗；
《十住毗婆沙》也是華嚴宗所重的經論之一。
所譯禪經和戒律類經典及經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像《維摩詰經》《大智度論》等也是後來修習佛學者的必讀典籍。在當時的長安逍遙園、大寺等譯經場中，最高峰的時候有三千多僧人協助翻譯，況且鳩摩羅什的弟子“十哲八俊”及姚興、姚嵩等王公貴族都積極參與佛經的翻譯、校訂、辯論等工作，可以說，羅什的譯作也是集體智慧的產物。
在文學方面，由於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具有優美的文學韻律，以印度文學為底色的佛經經文及其中的故事、表現手法等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藝術方面，以《維摩詰經》為代表的佛經，為石窟寺的壁畫創作提供了生動、簡潔的底本，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維摩詰經變》就是依據鳩摩羅什譯本繪製的，其他石窟中出現的大量“維摩詰經變”和“西方淨土經變”都與羅什的譯經有關。
鳩摩羅什所譯的經典先後傳入朝鮮、日本等國。在日本知識分子裡，認為他的譯經在古代譯師中最為準確，因此特別推崇，撰寫贊文加以贊誦。在古代朝鮮和日本還流行著彌勒信仰，而這些都與鳩摩羅什譯的《法華經》有重要關係，所以他對東亞佛教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從中國佛教思想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鳩摩羅什翻譯佛經和培養弟子，是中印文化交流、中國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化交流的巨大工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和歷史意義。鳩摩羅什對中國佛教思想文化的影響，鳩摩羅什對於中國佛學與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方立天先生總結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推動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由於鳩摩羅什的翻譯，中國始有良好的佛教譯本和系統的教義，中國佛教才得以面目一新。尤其是使大乘空宗的思想獲得廣泛的流傳。大乘佛教根本義理的移植和弘傳，實應歸於鳩摩羅什。
第二，促進南朝學派和隋唐學派的形成。鳩摩羅什重譯或新譯的大量不同類型的佛典，為中國佛教學派和宗派的產生提供了基本的佛學根據和思想基礎。
由此可見，鳩摩羅什的業績對中國思想發展的影響是廣泛、深入而久遠的，對中國佛教史的影響超越了佛教宗派和東晉以來的歷史時限，從這個意義上說，鳩摩羅什贏得了在中國佛教史上首屈一指、高於他人的歷史地位是絕對不過分的。
摘自“大家精要”叢書之尚永琪《鳩摩羅什》
本書重點介紹了鳩摩羅什的生平及翻譯的經文。他無論是在譯經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是無與倫比的，遂被列為四大譯經家之首，與真諦、玄奘、不空並稱為“四大佛經翻譯家”。作者用淺顯的文字對他所開創的中國佛經翻譯的譯場制度和印度佛學思想體系進行了解讀。全文結構清晰、分明，語言通俗易懂，充分展現出一位譯經家的風采與魅力。
尚永琪，1969年生，甘肅民樂人。歷史學博士，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社會科學戰線》雜誌副主編，兼任中國民主建國會吉林省委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3～6世紀佛教傳播背景下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蓮花上的獅子——內陸歐亞的物種、圖像與傳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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