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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奉旨出征匈奴，途经家乡河东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歇马时，霍去病与亲生父亲霍仲孺相认，同时，同父异母弟霍光第一次出现在这位将军的面前。
霍去病很喜欢这个弟弟，在行军打仗中也不时与诸将谈及自己与弟弟短暂相处时的愉悦心情。这种愉悦心情促使他在得胜还朝时，也将霍光带在了身边，由此霍光先为郎官，后为侍中，兢兢业业，唯恐有失。
霍光赢得了朝廷上下几乎所有人的欢喜，包括汉武帝刘彻。冠军侯去世不久，刘彻就封霍光为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的待遇，直接负责皇帝的出行及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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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刘彻在选择金日磾、上官桀为顾命大臣，只是出于人事安排的“技术性”考虑，那么选择霍光，无疑是将其视为唯一能信任的人。
刘彻驾崩前，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便是明证。
绝对的信任有时也并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这会让人除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别无他途可以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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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穷兵黩武，国力已几近耗完，内斗也因武帝身后的利益再分配而隐现于宫闱之内。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团结。
出于这种考虑，便有了“以嫁和睦”之事。利益勾连，才可能有所牵制，而趋于一定限度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制衡体系，霍光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但这种人事上的相互“和睦”，却给昭帝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不仅是“政事一决于光”，更多的来自内心的恐惧。帝王在恐惧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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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功高盖主，取而代之。即便昭帝年少有为，几句话就将上官桀设计诬告霍光谋反的事化解于无形，但汉昭帝毕竟年少，尤其作为帝王，出于本能，他不得不有所提防。
说霍光挟天子以令天下，当然有所不妥，然而单就霍光发号施令者这一身份来说，“影子帝王”的面貌事实上已经初现。
从善意的方面来理解，武帝宠信备至，自己当然要事必躬亲，将先帝托付的这个天下照顾好，断不能出一丝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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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霍光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要思索的。他想的多，也做得多，照《汉书》的说法，“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霍光越做得好，百官越是敬重，皇帝也越是倚重，加之随着外孙女的入驻后宫，霍光的身份也在朝廷重臣另加了一个“外戚”。
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不幸因病早死，此后，虽然霍光已不再直接立威于朝廷，但老臣多已身死，庙堂上唯有他是老资格。这个时候，他不当“大佬”，又有谁能说自己能扛起这个国家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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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轨迹的转变，很多时候其实是形势所逼。拿昌邑王刘贺一事来说，霍光先立其为帝，后又罢黜其位，似乎有点乾纲独揽的架势。如果说霍光要自立，恐怕没有人不会相信。
细察昌邑王一事，其实我们会发现，霍光无非是在做一个忠臣良子分内之事。刘贺即位27天内，就干了1127荒唐事，平均一天40件。废除这样的昏昧之君，与其说是在彰显权威，不如说其实霍光是在维护汉家的传统。
其虽有帝王般的权力，但归根到底不过是汉家的看门人。这一点霍光是清楚的。这也正是所谓“影子帝王”，终究不过是影子罢了。
这是游戏规则，即使位重如霍光也不能改变。这以后的事，诸如其妻背着他派人鸠杀许后，死后因事泄，子孙亲戚皆被皇帝削去权力，以至谋反而灭族，又如何是他所能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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